远离京城的东北之地，随着赵尔巽的回归。
数日后，奉天都督府内的运转节奏，已从赵尔巽归来时的纷乱紧迫，逐渐转为一种深沉有序的凝重。
堆积如山的文书被一一理清，化为一道道盖着鲜红关防的政令，发往奉省各司道府县。
赵尔巽处理政务，有其独到的方式。
他并不一味求快，而是力求周详。
每遇重要事项，必召相关主官至书房当面垂询，细究原委、地方实情与执行难处。
对于涉及民生如春耕贷款、赈灾抚恤之事，他批示的款项往往比下属呈请的还要细致，且必附有“严防胥吏中饱”、“务使实惠及民”等严切告诫；
对于涉及外交如日人设警、路矿纠纷，则批示“据理交涉，详录存案，随时报省”，既显强硬立场，又将处置权限与责任牢牢收归督府，不容下面擅专。
这些政令的核心，皆围绕着稳定、恢复与控制，旨在最短时间内，将奉天省从上至下拧紧在他所设定的轨道上。
就在这文牍往来的平静水面之下，另一股力量也在悄然涌动。
前路巡防营统领官邸内，张作霖对着案头一份墨迹未干的章程草案，目露精光。
这份《奉省巡防营汰弱留强暨新兵训练试办章程》，正是他根据赵尔巽“整军经武”的授意，结合自身对麾下乃至奉天各路武装的了解，精心炮制出的产物。
章程的核心，可谓 “名正言顺，暗藏玄机”：
汰弱留强，统一编制：明文规定裁撤老弱、空额，将各营兵力、枪械重新登记核定，统一编为“奉天陆军暂编第x路”。
此举表面响应中央“统一军制”的号召，实则为张作霖摸清并掌控所有武装家底提供了法理依据，凡不在此“核定”序列的，日后便可名正言顺地视为非法予以吞并或解散。
设立“军官讲习所”与“新兵训练处”：草案提议在奉天设立机构，轮训各级军官，统一战术操法；新兵则集中训练，合格后方能补入各营。
这看似是提高军队素质的良策，实则是张作霖培养嫡系、渗透控制其他部队的关键一步。讲习所与训练处的教育、骨干，必然由他张作霖的亲信担任。
军饷、装备“统筹”请拨：章程以“汰弱后兵精粮足乃能御外侮”为由，详细罗列了整编后所需的巨额饷银、新式枪械、被服装具清单，并“恳请都督府咨请中央，鼎力支持”。
这既是将整军的财政压力巧妙地转嫁给了赵尔巽和北京，也为张作霖扩充嫡系实力索要资源。
张作霖将章程仔细封好，吩咐亲信：“立刻呈送都督府。记住，言辞要恭顺，只说这是遵奉都督钧令，草拟的粗浅条陈，恳请赵帅斧正。”
当这份章程与赵尔巽发出的诸多民生、外交政令并排放到都督府的公文桌上时，奉天省的未来图景便清晰了起来。
一面是赵尔巽用精细的文治手腕，试图编织一张覆盖全省的统治之网；
另一面，则是张作霖借着整顿武备的东风，正悄然锻造一把越来越锋锐的军中利刃。
两人目标暂时一致——稳固奉天，但路径与终极的掌控权，已然在这看似合作的一文一武之间，埋下了深远的伏笔。
奉天城内，赵尔巽那份纲领性的《奉省施政纲要》如同在平静却暗流汹涌的湖面投下了一块巨石，其激起的涟漪与暗涌，在数日之内便扩散至各个角落，引发了奉天各方势力细致而审慎的探究。
这份文件，既是一份政治宣言，也是一份权力分配的初步蓝图，每个人都在其中寻找自己的位置与机会。
在奉天内部各方反应各有不一。
军队上（尤以张作霖及其部属为核心），张作霖在公开场合及军中，大力宣扬“赵都督整军经武，实为强省保民之要举”，表示将“竭诚拥戴，切实奉行”。
他麾下军官也多有响应，称终于有了明确的章程。
张作霖及其核心圈子关注的焦点完全集中于 “整饬军政” 和 “统一饷章” 两条。
他们视此为合法扩张的“尚方宝剑”。
张作霖已开始密议，如何利用“汰弱留强”的名义，将自己能实际控制的武装力量最大化，同时借“统一饷章”向督府索取更多资源。
他们也在警惕，赵尔巽是否会借此安插人手进入军队系统。
而奉天士绅与商贾们的普遍心态是松了口气，谨慎乐观。 《纲要》中“保护产权”、“鼓励实业”的条文，直接回应了他们最大的关切，被视为定心丸。
各大商会开始频繁聚会，商讨如何响应“兴办实业”的号召，并试探与官方合作（如铁路、矿务）的可能性与条件。
同时，他们也在观察政策落地的实际效果，尤其是税收、厘金等是否会真正规范。
他们成为赵尔巽施政的潜在支持者，但支持力度取决于承诺的兑现程度。
奉天省官府各级官员（前清遗留与新生代）：
旧派官僚们则感到安心，赵尔巽的留任和稳步改革的基调，意味着旧有秩序和他们的职位在相当程度上得以延续。他们将努力使自己成为新政策的执行者而非阻碍者，以图保全。
新派青年官员们则对“革新行政”、“延揽人才”感到振奋，视之为施展抱负的入口，开始积极草陈各种新政建议，希望通过实干获得晋升，并密切关注省议会召开的动向。
奉天各地的普通百姓们反应相对模糊但倾向正面。
各地街头巷议中，“保境安民”、“注重民生”是最能打动人的字眼。
百姓期望动荡结束，生活能安稳，赋税能减轻。
赵尔巽的威望和明确表态，给了他们一定的期望，但这种期望非常实际且脆弱，完全建立在后续的治安与赋税状况之上。
但外部势力（日、俄）对赵尔巽回奉的一系列举措在一旁观望，谨慎的审视，以便下一步行动。
日本方面（领事馆、关东军、南满铁道株式会社），高度重视，反复研判。日本情报系统仔细分析了《纲要》的每一句话。
其中着重警惕点是，“整饬军政”、“固我边圉”被解读为旨在加强东北自身国防力量，可能影响日本在“满蒙的特殊利益”；“兴办实业”、“修筑铁路”则被视为有意对抗日本的经济垄断。
在内部讨论后，认为其利用点是，他们注意到赵尔巽对“外交纠纷”持谨慎态度，以及其政策需要资金技术。
日方考虑以提供贷款、技术合作、共同开发为诱饵，进行渗透和软化。同时，他们加大了对张作霖等实权派的拉拢，作为制衡赵尔巽的可能棋子。
对于“满蒙独立”阴谋败露，日方内部在矢口否认与切割“浪人擅自行动”之间权衡。
俄国方面虽然关注但相对被动。
俄国在日俄战争后，重点经营北满（哈尔滨及中东铁路沿线）。
赵尔巽的《纲要》强调全省乃至三省协同，引起其一定警惕，担心影响其在北满的特权。
但与日本相比，俄国此时更关注欧洲局势及国内动荡，对奉天本土政策的反应更为保守，主要采取观望和通过外交渠道试探的态度。
北京袁世凯政府收到呈报后，其反应如前所述，是 “嘉许其态度，利用其稳定局面，但保持警惕” 。
北京的目光更长远，他们在评估：赵尔巽这套做法，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将奉天乃至东三省真正整合进民国体系？其强化自身实力的举动，未来是否会成为新的离心力？
总结而言，赵尔巽的《纲要》成功达到了初步目的：
对内：暂时统一了奉天主流精英阶层的期望，绘制了一个“安定、发展、自强”的共同愿景，稳住了基本盘。
对外：向北京展示了服从与能力，向列强（尤其是日本）显示了维护主权的决心与一定的组织性。
然而，这份共识是脆弱且充满张力的。
军队的扩张欲、士绅的逐利心、日本的破坏力、北京的掌控欲，与赵尔巽个人“保境安民”的核心目标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矛盾与潜在的冲突。
各方此时的“探究”与“盘算”，正是在为即将到来的利益博弈与权力重新分配做准备。
奉天以及东三省的局势，因这份《纲要》的发布，进入了一个更加微妙、更加复杂的新阶段。
真正的考验，在于如何将这些条文，在充满敌意与算计的现实土壤中艰难地付诸实施。
就在奉天军政各界因赵尔巽的《纲要》而暗流涌动之际，另一股代表“民意”与地方士绅力量的政治势力，也正式被推向了台前。
奉天省议会大楼内，议长吴景濂手持那份由都督府机要秘书亲自送达的、措辞客气却不容置疑的通知，面色凝重。
通知要求省议会“克日召集”，举行“共和议会”，以备都督咨询施政。几乎与此同时，那份新鲜出炉的《奉省施政纲要》的抄件，也已摆在了各位议员的案头。
议员们的反应与盘算（1912年夏）
这位议会的105位议员，其身份本身就构成了一个时代的注脚——他们全部由前清奉天咨议局的议员直接转任而来，于1912年4月15日成立了这临时省议会。
这意味着，他们大多出身地方士绅、学界名流或退职官员，既与旧体制血脉相连，又在民国的新招牌下获得了合法地位。
此刻，面对赵尔巽的“共和议会”之召与那份《纲要》，他们心思各异，却都迅速行动了起来。
议长吴景濂：这位后来在中国政坛上更加显赫的人物，此刻正以他惯有的精明审视着局势。
他意识到，这不仅是赵尔巽展现“共和姿态”的表演，更是省议会提升自身分量、将地方士绅诉求直接上达天听的绝佳机会。
他立即通函各位议员，要求他们“悉心考察本乡利病，详拟民政、财政、教育、实业诸端改革条陈”，并定下了抵达奉天城的具体日期。
他本人则开始草拟一份关于 “厘定省议会权限、规范地方自治” 的核心提案，旨在为这个新生的民意机构争取法定权力。
副议长孙百斛、袁金铠：
孙百斛更侧重于行政与财政实务，他仔细研读《纲要》中“革新行政”、“统一税制”的部分，开始整理各地税捐混乱、行政效率低下的具体案例，准备在会上发难，既响应都督改革号召，也为地方争取更有利的税政安排。
袁金铠作为与赵尔巽关系密切的士绅领袖，他的角色更为关键。
他私下已与都督府通过气，深知此次会议“安定、团结”的主基调。
他一方面积极联络友善议员，为赵尔巽的政策预先铺垫支持；
另一方面，他也在准备关于 “保护旗产、安置旗人” 的详细意见，旨在安抚奉天庞大的旗人群体，消弭潜在不满，这与赵尔巽安抚遗老的策略一脉相承。
知名议员如陈瀛洲、焉泮春等：
陈瀛洲代表地方实业势力，对《纲要》中“鼓励实业”最为兴奋。
他携带着本县商人关于兴办矿厂、请求降低铁路运费的联名陈情书而来，打算在会上慷慨陈词，争取政策倾斜。
焉泮春等出身学界的议员，则聚焦于“推广新学”。
他们准备提交全省教育经费预算案、设立师范学堂及中学的计划，力图将文化教育的复兴作为奉天自强的根基来推动。
奔赴奉天城
数日之内，来自奉天各府县的议员们，或乘马车，或坐火车，纷纷赶往省城奉天。
沿途，他们能看到张贴在城门的《奉省施政纲要》告示，也能听到茶肆酒馆中百姓对新政的零星议论，更能感受到市面上一股不同以往的、混杂着期待与观望的气氛。
当这些身着长袍马褂或新式中山装的议员们，带着装满条陈的公文包，陆续下榻于奉天城内的客栈或会馆时，一场无形的合纵连横也已悄然展开。
他们交换着各自得到的地方情报，试探着彼此对《纲要》的态度，揣摩着都督府的真实意图。
省议会，这个在旧体制胚胎中诞生的新机构，连同其105名身份复杂的议员，就这样被赵尔巽巧妙地纳入了他的治理棋局。
他们带来的，不仅是“民意”的装饰，更是全省各地错综复杂的利益诉求和真实的地方信息。
赵尔巽需要利用这次“共和议会”，将这些力量疏导、整合，转化为支持其政策的合法性来源与执行助力。
而议员们则试图借此舞台，为自己所代表的阶层和地域争取最大利益。
奉天城的政治舞台，因这批议员的到来，变得更加拥挤，也更加微妙。
一场围绕《奉省施政纲要》如何具体落地、利益如何分配的公开博弈与协商，即将在“共和议会”的帷幕下正式展开。
夜色如墨，奉天城一处不显眼的宅院书房内，灯火通明，窗户却被厚厚的帘幔遮得严严实实。
张作霖并未坐在主位，而是斜靠在炕桌旁，就着明亮的汽灯，目光锐利地扫视着眼前几张最熟悉的面孔——汤玉麟、张作相、张景惠，或许还有一两位掌管钱粮、文墨的绝对亲信。
桌上散乱地摊着几张地图和写满字迹的纸片，空气里弥漫着烟草与凝思的气息。
“都说说吧，老赵（赵尔巽）这‘整顿’的刀子，眼看就要落到咱脖子上了，是等着挨削，还是” 张作霖磕了磕烟袋锅，话没说完，但意思所有人都懂。
汤玉麟性子最急，率先开口，拳头砸在炕沿上：“大哥，这不明摆着吗？说是‘汰弱留强’，他赵尔巽懂个屁的兵！还不是想借着名头，往咱队伍里塞他的人，或者干脆把咱们拆散了分着吃！要我说，咱们先动手，把能抓的队伍都抓牢实了，他要‘汰弱’，咱们就把那些不听招呼的、跟冯德麟眉来眼去的，全他妈报上去当‘弱’给汰了！”
张作霖没说话，看了一眼张作相。
张作相性格更为沉稳，他捻着手指，缓缓道：“六哥（指张作霖）的意思，咱们得借着这阵东风，把事办得漂亮，让他老赵说不出一个‘不’字，还得给咱们好处。”
“对路！”张作霖眼睛一亮，“接着唠。”
张作相铺开一张纸，上面已有些勾画：
“第一，‘汰弱’要主动，名单咱们自己定。 不光是老汤说的那些异己，各营里那些实在不能打、光吃饷的老油条，也剔出去一些，做做样子。剔出去的空额，正好补上咱们从老家（黑山、台安一带）新招的子弟兵，或者路上‘收编’的硬梆梆的绺子（土匪）。这叫‘新陈代谢’，他老赵提倡的。”
张景惠笑着补充：“不光补人，剔出去的人，饷银差额、还有他们手里的老套筒（旧枪），咱们都能‘节省’下来。用这钱，再去通过天津的洋行路子，买些水连珠（俄制莫辛-纳甘步枪）甚至机关枪。账面上，咱们是‘节省开支、更新军械’，模范执行政令。”
“第二，”
张作相继续，“‘留强’要重赏，心要焐热。 六哥，咱们得拿出一笔硬通货来。这次整编后，所有留下来的军官，按级别发一笔‘整训津贴’，士兵发双饷，再挑最能打、最忠心的，升官、给好枪。要让兄弟们知道，跟着咱老张家，有肉吃，有前途！他赵尔巽给不了这个。”
张作霖重重一拍大腿：“好！这钱，我就是砸锅卖铁也得挤出来！不能让兄弟们寒心。” 他心里清楚，这笔收买人心的钱，远比贿赂上司或购买军火更划算。
一直沉默管账的亲信此时开口：“统领，这钱从哪儿出？光靠省里拨的那点整编费，肯定不够。咱们自己那些‘生意’（指护送烟土、收取保护费等灰色收入），近来风声也紧。”
张作霖眯起眼睛，闪过一丝寒光：“剿匪！”
他手指点在地图上几处：“这几个庄子，都说有巨匪藏匿，为害地方。咱们‘为民除害’，剿匪所得——土匪的浮财、他们勾结的不法商号的货，那就是咱们的军费！剿匪扩大防区，天经地义。回头给老赵报上去，还是大功一件。”
汤玉麟哈哈大笑：“对对对！匪剿得越多，咱们地盘越大，钱越多，兵越精！”
张作相最后补充关键一点：“第三，名分要争，大旗要扯。 六哥，咱们得主动向都督府请缨，要求成立一个‘奉天陆军整编模范支队’或‘剿匪机动总队’之类的名号。咱们要这个正式编制，有了它，扩充多少人、要多少饷、用什么枪，就都有了依据，别的路（指冯德麟等部）眼红也没用。而且，这个‘模范’的牌子，必须您来扛。”
张作霖听完，深吸一口烟，缓缓吐出，烟雾缭绕中，他的面容显得既豪迈又深沉。“兄弟们琢磨得周全。事儿，就这么办！” 他站起身来，目光扫过众人：
“作相，你来草拟章程和名单，要做得滴水不漏，让读书人也挑不出毛病。
阁臣（汤玉麟字），整顿、剿匪、抓兵权的事，你多出力，手要狠，心要细。
叙五（张景惠字），外头的门路和内部那些墙头草的安抚，你来。
钱的事，我来想办法，剿匪是第一桩，其他的老子再去‘化缘’！”
他端起桌上的粗瓷碗，以茶代酒：“这局棋，老赵想看咱们怎么‘应子’。咱们就应给他看，不但应，还要反将他一军！让奉天上下都瞧瞧，谁才是真正能办事、能带兵的人！干了！”
几只碗重重碰在一起，灯火随之摇曳。
一场借力打力、于合规框架内急速扩张的精密谋划，在这间密室里达成共识。
张作霖不仅是在应对整编，更是在利用这次机会，完成从地方武装头目向正规化、核心化军事集团领袖的关键一跃。
他笼络的，远不止是麾下士兵的人心，更是未来角逐东北霸业的资本与底气。
当赵尔巽的政令下达、张作霖借势在辽西积极扩张之际，奉天省内其他五路巡防营的将领们，绝非坐视不理的旁观者。
他们依据各自的地盘、实力、背景与性格，审时度势，做出了迥然不同的抉择，奉天军界的暗流因此更加汹涌复杂。
冯德麟（右路巡防营统领，驻辽西北镇）面对赵都督回奉之后的一系列变化，快速的做出了抉择，决定强势对峙，暗中结盟以自固。
冯德麟所盘算与行动，作为与张作霖齐名甚至资历更老的“辽西巨擘”，冯德麟对张的崛起最为警惕和不满。他同样以“剿匪安民”为名，在自己的防区内加紧整顿军队，毫不示弱。
他明面上遵从赵尔巽政令，但刻意强调自己防区的独立性与重要性，防止张作霖势力渗透。
他积极拉拢对张作霖也有戒心的其他将领，如聂汝清，形成非正式的制衡同盟。
冯德麟更深层地加强了与日本关东军的私下联络。
他驻防的辽西地区靠近日本势力范围，他试图引入日本人的关注乃至支持，作为对抗张作霖和增加自身政治筹码的“外援”。
他的选择，为奉天乃至东北的局势埋下了最危险的伏笔。
吴俊升（后路巡防营统领，驻辽源、洮南）的抉择则是专注地盘，务实经营，静观其变。
绰号“吴大舌头”的吴俊升，看似粗豪，实则精明。
他的防区位于奉天北部及内蒙古边缘，地域广阔，匪患与蒙旗事务复杂，远离奉天、辽西的权力中心。
他对赵尔巽的政令和张作霖的动作表现出一种“迟钝的服从” ，专注于剿灭辖区内的蒙匪（如陶克陶胡、白音大赉等），以此巩固个人权威和向赵尔巽证明价值。
他大力经营洮南等地，将其作为自己的“独立王国”来建设，对介入奉天核心权力斗争兴趣不大，但绝对不允许张作霖或其他势力触犯他的地盘。
他的策略是 “扎根北疆，拥兵自重” ，成为一股无论奉天城头如何变幻，都难以被忽视的地方实力派。
马龙潭（中路巡防营统领，驻铁岭、开原一带）的抉择则是选择紧密靠拢赵尔巽，以“忠义”自持。
马龙潭是位儒将，深得赵尔巽信任。他的防区位于奉天中部要冲，直接屏卫省城。
他是赵尔巽政令最坚定、最直接的执行者，在整军、剿匪上不遗余力，且事事向都督府详细禀报，与张作霖“夹带私货”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
他自觉成为赵尔巽在军中的“自己人”和制衡其他将领的棋子，对张作霖、冯德麟等人的扩张保持警惕。
他的抉择是基于传统忠义观念和对赵尔巽个人的效忠，意图在维护正统秩序中提升地位，但因此也必然站在张作霖等野心家的对立面。
聂汝清（暂代左路巡防营统领？或他部将领，驻防省城周边或辽东）做出的抉择是依循正统，力图借中央与赵尔巽权威自保。
（注：聂汝清此时职务可能有争议，但其作为非张作霖嫡系的将领代表，心态具有典型性。）这类将领可能出身北洋正统或与中央政府关系较近，但实力相对较弱。
他们热烈拥护赵尔巽的整军令，希望借助这道“上方宝剑”来规范军队、获得补给，同时防止被张作霖等强邻吞并。
他们倾向于事事强调“中央法度”和“都督钧令” ，试图用程序合法性来保护自己，并可能暗中向北京方面汇报奉天军界的实情，寻求更高层面的支持。
他们的处境最危险，必须在赵尔巽、张作霖、冯德麟等多股势力的夹缝中小心求存，其忠诚度往往取决于谁能为他们提供生存保障。
张景惠（前路巡防营帮统或独立支队首领，驻台安、辽中？）快速做出了抉择，选择明分暗合，坚定追随张作霖。
作为张作霖的结拜兄弟和早期合伙人，张景惠的地位特殊。他可能名义上独立统率一部，但实为张作霖集团的核心成员。
他完全配合张作霖的战略，在剿匪、整军中与张部协同行动，互为奥援。
他在公开场合可能保持一定独立性，以避免过早暴露张作霖集团的整体实力，但私下所有重大决策均与张作霖商议，充当张作霖势力延伸的触角和助力。
他的抉择是基于牢固的私人关系和共同利益，是张作霖阵营中仅次于汤玉麟、张作相等人的关键支柱。
总而言之， 赵尔巽的政令如同一场突然降临的考试，奉天的将领们交出了不同的答卷。
张作霖是积极利用甚至扭曲考题的“优等生”；
冯德麟是试图另找考官的“挑战者”；
吴俊升是只做自己熟悉题目的“偏科生”；
马龙潭是循规蹈矩的“模范生”；
聂汝清是依赖师长权威的“紧张学生”；
张景惠则是张作霖的“默契搭档”。
奉天的军权，并未因一纸政令而真正统一于都督府，反而在“遵令而行”的表象下，加速了各派系根据自身利益的重新分化与组合。
一场更大规模的合纵连横与权力洗牌，已然在平静的公文往来与剿匪捷报之下，悄然拉开了序幕。
当赵尔巽的政令如雪片般从都督府发出，覆盖奉天的民政、财政与教育时，手握兵权的张作霖，却在这看似统一的步调中，敏锐地抓住并放大了属于他的那一部分——“整饬军政，保境安民”。
他的一系列动作，堪称将合法政策运用至炉火纯青的典范。
借“剿匪”之名，行扩张与肃清之实
赵尔巽的《纲要》中，“保境安民”是首要口号。
张作霖立刻将此奉为圭臬，其麾下的巡防营马队以“清剿胡匪，靖安地方”为名，频繁出动作战。每一次“剿匪捷报”呈送都督府时，都必然附带如下内容：
请功扩编：以“匪患猖獗，非增兵不足以清剿”为由，请求将表现出色的部队予以扩编，或授予正式番号。
控制要地：剿匪路线精心规划，其部队借机进驻或加强对交通枢纽、税卡、富庶城镇的实际控制，将这些地区的治安权（及背后的税收、商业利益）逐步纳入掌中。
清除异己：将不听调遣或属于其他派系的零星武装、地方团练，直接定性为“通匪”或“匪伙”，予以吞并或武力解决，顺理成章地消除内部竞争对手。
借“整军”之令，铸嫡系与现代化之器
对于《纲要》中“汰弱留强，统一编练”的指示，张作霖的执行既迅速又极具个人色彩。
汰弱（排除异己）：他主导的“淘汰老弱”名单，巧妙地优先清除了军中那些忠诚度存疑、可能听命于其他大佬（如冯德麟等）或都督府直接指挥的部队单位，代之以从自己家乡（海城、辽中一带）招募的子弟兵或主动投效的悍匪。
留强（强化嫡系）：其核心的汤玉麟、张作相、张景惠等部，不仅毫发无伤，反而以“模范部队”的名义获得优先补充兵员、更新装备的特权。
他利用赵尔巽争取到的部分中央拨款和地方财政支持，为嫡系采购了更多的快枪、机枪甚至火炮。
编练新军（培养骨干）：他积极响应“编练新兵”的号召，但新兵训练营的教官、管带，清一色是他的亲信。
训练内容不仅包括军事技能，更强调“知恩图报”、“效忠统领”的个人忠诚教育。
这实质上是在系统性培养只认张作霖的下一代军官和士兵。
张作霖巧妙的“合规”汇报与资源攫取。
张作霖深知，一切行动必须披上“执行都督政令”的外衣。他的呈文总是格式规范、措辞恭顺：
“职部遵奉都督整军令谕，已于本月裁汰老弱计三百余名，所节饷项，悉数用于添购军械，强化训练。近日剿灭辽西巨匪‘青山好’一股，地方称快。唯残匪流窜，恐需扩大巡防区域，增设哨卡，以竟全功。所需额外开支，伏乞都督核示。”
随着剿匪进度的成果具体：数字清晰，战果明确。
困难紧随，张作霖总是提出新的“实际困难”（匪患未靖、防区需扩大），为下一步要权、要钱埋下伏笔。
张作霖尊重程序，最终决定权“伏乞都督核示”，表面上完全尊重赵尔巽的权威。
张作霖的这一套组合拳，效果惊人。在短短时间内：
军队质量，尤其直辖部队的战斗力、忠诚度和武器装备水平，明显高于奉天其他巡防部队。
控制范围随着他的势力借剿匪之名，从辽西走廊迅速向奉天中部乃至北部关键地区渗透。
政治上他成为赵尔巽“保境安民”政策最锋利、最见成效的执行者，在民间和北京政府眼中，他都是“能办事”的悍将，这为其积累了重要的政治资本。
赵尔巽收到了安靖地方的捷报，看到了军队正在“整顿”的报告，短期内对此乐见其成，甚至依赖张作霖的武力来稳固局面。
然而，张作霖正是在这“恪尽职守”的表象之下，将赵尔巽旨在加强省控的政令，巧妙转化为了壮大个人军事集团的催化剂。
奉天的军权，在“执行政令”的号角声中，正不可逆转地、加速地向张作霖个人手中集中。
这为日后奉天乃至整个东北的权力格局，埋下了决定性的伏笔。
当赵尔巽在奉天雷厉风行地推行新政，张作霖等将领借势扩张之时，与其毗邻的吉林、黑龙江两省都督，绝非置身事外的看客。
他们以边境大吏特有的谨慎与现实主义，密切审视着奉天的一举一动，并依据自身利益，给出了审慎而复杂的应对。
吉林省都督 陈昭常
陈昭常身为前清吉林巡抚，在民国初年留任都督，其处境与赵尔巽有相似之处：同为旧官僚转型，需同时应对中央政令、地方势力及日俄压力。
他对奉天局势的反应堪称 “有限合作，高度警惕”。
陈昭常公开的反应与表态，
支持“安定大局”，他迅速通电，公开赞赏赵尔巽返奉后“力挽危局，奠定人心”的举措，对《奉省施政纲要》中关于三省协同、共维边防的内容表示“深以为然，愿共策进行”。
这既是官僚礼仪，也是向北京和奉天表明自己站在“维护统一稳定”的阵营。
对北京袁世凯政府发出的整备军队，谨慎欢迎“军事整编”。
对于奉天整军，他表态支持“强兵御侮”的方向，但强调需“各省因地制宜，缓急有序”。
暗中则加紧核查本省军队，防止奉天以“统一编制”为名，将影响力渗透至吉军。
陈昭常的内心盘算与应对策略：
决定借势固权，陈昭常将赵尔巽视为抵御袁世凯北洋势力过度渗透东三省的“挡箭牌”和“老成领袖”。
他希望借助赵的资望和奉天的体量，维持东三省一定的整体性，以集体姿态与中央周旋，从而保全自己的位置和吉林的自主空间。
严防奉系西扩，他对张作霖部的迅猛扩张尤为警惕。
吉林西南部与奉天接壤，张作霖剿匪整军的活动有向吉境蔓延之势。
陈昭常密令边境驻军加强戒备，明确防区界限，并以“避免误会，协同剿匪”为名，要求与奉军建立明确的通报与协商机制，实质是划清红线。
陈昭常重点经营东路与对俄策略。
他的精力更多放在吉林东部延吉、珲春等对日、对俄交涉前沿，以及哈尔滨等地复杂的路权、利权问题上。
他试图将“三省协同”的重点引向共同外交（尤其是对俄）和经济开发（如吉黑铁路连接） ，而非军事一体化，以此凸显吉林的独特价值，避免被奉天完全主导。
黑龙江省都督 宋小濂
宋小濂作为边疆干吏，长期与俄人周旋，其处境更为孤悬，压力直接来自北方。
他的反应可概括为 “务实合作，寻求倚靠”，但对奉天戒心并未减少。
宋小濂也是公开反应与表达态度。
积极响应“联防”倡议，对于赵尔巽政策中“固我边圉”的号召，宋小濂反应最为热烈。
他多次强调黑省“地处极边，强俄逼处”，亟需奉、吉两省作为后盾，因此在边防情报共享、剿灭跨境胡匪（如蒙匪）等具体事务上，表现出强烈的合作意愿。
宋小濂拥护“统一政令”形式，他表示原则上支持行政、财政等方面的改革与统一，但强调黑省“开化较晚，情形特殊”，执行中需有变通和中央、奉天的支持（实为要钱要资源）。
宋小濂内心的盘算与应对策略是。
视奉天为关键后方与补给线，黑龙江孤悬北疆，交通不便，经济落后，军力薄弱。
宋小濂深知，一旦有事（俄人进逼或大规模匪患），唯一能指望的实质性援助只能来自奉天。
因此，与赵尔巽保持良好关系，是黑省安全的战略需要。他希望通过支持赵尔巽，换取奉天在军火、饷银乃至军事干预上的承诺。
同时又警惕“协同”变“吞并”，在积极寻求合作的同时，他极度警惕奉天势力借“协同”之名进入黑省。
对于张作霖等部可能以追剿蒙匪为名北上，他预设了严格的界限。
同时，他牢牢抓住本省森林、矿产、金矿等资源的管理权，将其视为与奉天及中央博弈、换取自主权的核心筹码。
宋小濂利用各方矛盾，维系平衡。
宋小濂也暗中观察奉天内部（如赵尔巽与张作霖之间）及奉天与吉林之间的微妙关系。
他力求在奉、吉之间保持等距，有时甚至有意在具体事务上偏向吉林一些，以防止奉天形成对黑省的绝对主导，为自己争取最大的活动空间。
总结而言，吉、黑两省都督对赵尔巽举措的反应，是基于现实利益的精细算计：
都有共同点，都公开支持赵尔巽稳定大局的旗帜，都希望借助奉天的力量抵御外部（俄、日）压力，都严防奉天军事势力的直接渗透。
两方不同的确是，陈昭常（吉林） 更注重政治上的联合自重与独立自主，力图与奉天平起平坐；
宋小濂（黑龙江） 则因处境更艰难，对奉天的倚赖更深，合作意愿更务实，但守护本地利益的决心同样坚定。
他们的应对，使得赵尔巽构想的“东三省一体化”进程，从一开始就注定不会一帆风顺，而是在合作与猜忌、整体利益与地方本位之间艰难前行。
奉天的任何动作，都将在吉、黑引起连锁反应，迫使两位都督不断调整策略，以在变局中保全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