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顺元年（890年）八月末，关中。
酷暑渐褪，金风送爽。渭河平原一改去岁荒芜萧瑟的旧貌，换上了沉甸甸的金黄袍服。麦浪翻滚，粟穗低垂，豆荚饱满，连田埂地头的柿子树，都挂满了青黄转红的果子，压弯了枝头。
这是一个多年未有的丰年。
长安城东，新丰县，小王庄。
王老栓几乎是从麦子泛黄起，就住在了地头。他那五亩麦田，侍弄得比伺候祖宗还精心。返青时追过一次肥，抽穗时顶着日头除过两遍草，灌浆期又求爷爷告奶奶，跟村里有牛的人家错开时日，引渠水细细浇灌了一遍。如今，麦穗长得齐整，籽粒鼓胀，在阳光下泛著诱人的光泽。
“爹，咱家这麦子，我掂量著，亩产怕不得有一石二三？”王铁牛挥着镰刀，额上汗珠滚滚，脸上却笑开了花。他身后，捆好的麦个子已堆成了小山。
王老栓直起酸痛的腰，抹了把汗，眯眼望着眼前这片金黄，声音有些发颤：“不止我看，一石半都有望！朝廷给的种子好，咱伺候得也到位，老天爷总算开了回眼！”
他想起去岁冬的惶然，开春时捧著那几斗借贷麦种的战战兢兢，还有清丈官差确认他家地契时那份沉甸甸的踏实这一切，如今都化作了眼前实实在在、唾手可及的收成。
麦收是抢时间的活计。王老栓一家老小齐上阵，连七岁的狗蛋也跟着在捆好的麦个子间跑来跑去，递水送绳。儿媳李氏带着栓柱娘（王老栓老伴）在家忙着蒸馍熬粥，送到地头。馍是掺了新鲜麦麸的实诚馍，粥是能插住筷子的稠粥，比起开春时那清汤寡水的野菜粥，已是天壤之别。
村里其他人家，也是一片忙碌喜悦。镰刀挥动的刷刷声，打麦连枷的砰砰声，孩童追逐嬉闹声，交织成一支喧腾的丰收曲。许多人家边干活边议论：
“今年这租子东头周大户家，听说按朝廷新规矩，降到四成了？”
“何止！县里来了告示，凡清丈后确认的租佃田，租子有定例，过四成的可以去县衙‘农政司’告状！周家那庄头，前几日见了我，脸都笑成菊花了，客气得很！”
“咱自家那几亩确认的旧产，赋税听说也减了些，还有‘永业田’的说法，心里真踏实了”
王老栓听着，手里活计不停，心里那点因为即将要偿还“青苗贷”而生出的些许不舍，也被这弥漫乡野的喜悦和希望冲淡了。有地，有收成，有朝廷渐渐清明的章程，这日子，总算有了奔头。
五日功夫，王家五亩麦子颗粒归仓。打下、扬净、晒干，最后用木斗量过——整整七石八斗上好的新麦！这产量，在以往想都不敢想。
留下口粮、种子，再算上该还的“青苗贷”三斗麦种和折算的粟米，竟还能剩下近五石余粮！王老栓摸著粮囤里饱满的麦粒，老泪纵横。
“他娘，等交了贷，换了钱，扯几尺布，给狗蛋和你做身新衣裳。铁牛媳妇也辛苦，扯块头巾。”王老栓对老伴说，“再再买半扇猪骨头，熬锅汤，咱们也过个肥秋！”
狗蛋听说有新衣穿，有肉汤喝，高兴得满院子跑。王铁牛憨厚地笑着，盘算著秋后是不是能用余粮换点钱，把屋顶漏雨的茅草翻修一下。
秋收税吏下乡时，果然与往年不同。不再有凶神恶煞的差役和名目繁多的加派，只有两个书吏带着算盘和新的赋税簿册，按清丈后确认的田亩等级和王老栓家“广明前旧产”的身份，核定了税额，比往年少了近三成。王老栓痛快地交了粮，拿到盖了红印的税单，心里最后一块石头落了地。
王家的丰收，只是关中秋景图上的一角。
长安东北，泸河畔新垦区。
赵石头站在自家的“荒字壹佰柒拾叁号”地头，望着那一片虽然稀疏、却已然结穗的粟谷和开始转黄的豆秧，胸膛剧烈起伏。
八亩多地，全是生荒。开春时，碎石杂草遍地，土板结得锄头下去直冒火星。一家三口，加上同村李茂等几户邻居互助，没日没夜地干。捡石头捡得手磨出血泡，锄草锄得腰都快断了，引渠浇水更是来回不知跑多少趟。借来的那把旧铁犁，愣是被他和李茂轮流拉着，在这片从未被深耕过的土地上，犁出了一道道深浅不一的沟垄。
种子是官贷的，五斗麦种、三斗豆种，他们权衡再三，大部分种了更耐贫瘠的粟和豆，只在高处稍肥的一小块地试种了麦子。肥料几乎没有，全靠锄下的杂草沤了点绿肥，和家里那点可怜的粪肥。
过程艰辛无比。粟苗初长时，瘦弱得让人心焦；豆秧攀爬时，又遭遇了一场虫害，急得赵石头和刘氏半夜打起火把去捉虫。李茂家孩子病了，差点没钱抓药，还是赵石头把自家预备换盐的十几个工分先借了过去。
但终究，他们熬过来了。
粟穗虽不十分饱满，但沉甸甸地垂下了头；豆荚虽稀，却也密密挂满了架。那不到一亩的麦子，长得竟出乎意料地挺实。地力薄，产量注定无法与王老栓那样的熟田相比，估算下来，粟豆加起来，可能也就三四石的样子，麦子能收个五六斗就算不错。
但对赵石头一家而言，这已是天大的恩赐。
“石头，看这粟穗子，多喜人！”刘氏轻轻抚摸著粟穗，眼眶湿润，“咱自己地里长出来的自己地里的！”
七岁的栓柱晒黑了一圈，也结实了不少，学着爹娘的样子，小心地摸著一株豆秧：“娘，豆子收了，能煮豆饭吃吗？”
“能！管够！”赵石头大声道，一把将儿子举起，让他坐在自己肩头，“等收了粮，交了地力钱，还了官贷的种子，剩下的，咱们顿顿吃干的！豆饭、粟粥、麦饼！栓柱，使劲吃，长得高高壮壮！”
不远处，李茂也在自家地里忙活，朝他挥手，脸上是同样的喜悦和自豪。这片曾经的荒滩，如今弥漫着新粮即将成熟的独特香气，和垦荒者们充满希望的汗味。
他们不再是无根的浮萍。脚下这八亩多贫瘠却亲切的土地，就是他们的根。官府的“授田契书”揣在怀里，那是比命还重的凭证。头三年五十文一亩的地力钱，他们早已从夏日里在附近河渠帮工、秋收时给邻近大户打短工挣了出来。官贷的种子，秋后按数归还就是。
日子依然清苦，未来仍需艰辛劳作，但希望，已如这秋日阳光，明晃晃地照进了现实。
秋收的喜讯，随着满载新粮的车队和农人脸上久违的笑容，传遍了京畿，最终汇入长安。
紫宸殿内，李晔看着户部尚书郑延昌呈上的秋收初步奏报，脸上并无狂喜，只有一种沉静的欣慰。
“京兆府及华、同等州，今岁夏秋两收，较去岁平均增产三至五成，新垦区流民安置户首季收成亦基本可保口粮及还贷。‘青苗贷’回收逾七成，‘垦荒贷’种子归还登记已有序开展。清丈田亩区域，田赋实收较往年预估增长两成，民怨大减”
内侍延安侍立一旁，补充道：“陛下，新丰、蓝田等县，如王老栓、赵石头者甚众。民间有谚：‘有了红契地，吃了定心丸；借得官家种，荒滩变粮川。’”
李晔放下奏报，走到殿外廊下。秋风送爽，带来远方田野的气息。
经济改革的第一步——安农、垦荒、清丈、轻赋，在这个秋天，结出了第一茬虽然稚嫩却足以救命的果实。流民开始附着于土地，自耕农得以喘息，朝廷赋税在公平的基石上有了切实增长。
但这远远不够。
“丰收固然可喜，然仓储可足？转运可通？今岁丰，明岁若欠，又当如何？流民安置仅第一批，关中乃至天下，失地流离者仍众。”李晔缓缓道，目光越过宫墙，投向更广阔的天地，“告诉郑延昌，趁此新粮入市，官仓加紧籴入，平准粮价，充实储备。清丈之事，继续推进，不可因丰年而懈怠。‘以工代赈’、‘授田垦荒’之策，总结经验，完善细则，准备向更多州县推行。”
“是。”延安应道，稍顿，又道，“陛下，另有一事。今岁关中多县丰收，粮价稳中有降。然漕运未全通，余粮外销不易。有商贾提议，可否由官府牵头，组织粮商，将部分余粮贩往河东、山南甚至河南道缺粮之地，既可利民，亦可活商，增朝廷商税。”
李晔眼中闪过一丝亮光。农事稍安，商事便随之萌动。这正是他想要的循环——农产丰，则市易兴；市易兴，则赋税广；赋税广，则国力强，方能支撑更大的改革与整顿。
“可令京兆府与户部、市舶司会商，拟定稳妥章程。首要确保京畿粮储与民食，其次方可酌量通商。严禁奸商囤积居奇、压价伤农。此事可让唐借也参与议议，他历经华州实务，或有所见。”
“遵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