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启明把第一批货单放在桌上时，手有些抖。
那是一份薄薄的清单，用复写纸誊写的蓝色字迹工整清淅，但内容却沉甸甸的：盘尼西林（青霉素）一百支，磺胺类药物五十公斤，注射器五百套，手术器械三套，显微镜两台，精密游标卡尺二十把，千分尺十把……
每一项后面都标注着预估价格和市场来源。盘尼西林最贵，香港黑市价已经炒到二十美元一支，而且有价无市。显微镜是从一家倒闭的私人诊所收购的二手货，德国蔡司的老型号，但保养得不错。手术器械和测量工具倒是相对好找，香港有不少从上海迁来的机械厂和医疗器械商。
“王先生，”周启明的声音有些发干，“我打听过了，这些货……如果一次性采购，至少要一万五千美元。而且盘尼西林很难搞到，需要从菲律宾或者新加坡转手，风险很大。”
王恪拿起清单仔细看。他知道这些药品和仪器对内地意味着什么——盘尼西林是战场上救命的药，能大幅降低感染导致的伤亡；手术器械和显微镜是野战医院和后方医院急需的设备；精密测量工具则是工业生产特别是军工制造的眼睛。
“盘尼西林一百支不够。”他放下清单，“至少要五百支。”
周启明倒吸一口凉气：“五百支？那光这一项就要一万美元！而且这么大的量，肯定会引起注意……”
“分批量，多源头。”王恪说得很平静，“不要在香港本地买，通过不同渠道从东南亚几个地方分批进货：马尼拉、新加坡、曼谷、甚至澳门。每批不超过五十支，用不同公司的名义采购。”
他在纸上写下几个名字：之前注册的“太平洋实业”、“振华机械”、“九龙实业”，还有林律师帮忙找的几个空壳公司。
“用这些公司分别下单，收货地址也不要统一。九龙湾仓库可以收一部分，周记货仓收一部分，再租几个临时仓库。”王恪的思路很清淅，“药品和仪器分开走，不要混装。药品走海运，用小型渔船，走鲤鱼门出海，绕过常规航线。仪器可以走陆路，从深圳河那边想办法。”
周启明飞快地记录着，额头渗出细汗：“王先生，这样操作……太复杂了。而且运费和安全成本会很高。”
“该花的钱要花。”王恪说，“启明，你要记住，我们做这些生意，不是为了赚钱，是为了救人，为了建设。成本再高，也要做。”
年轻人抬起头，看着王恪的眼睛，用力点头：“我明白了。王先生，我会尽力去做。”
“不是尽力，是一定要做到。”王恪的语气很重，“前线等着这些药品救命，工厂等着这些仪器生产。晚一天，就可能多死几个人，少生产一批装备。”
他把清单递回去：“三天内，我要看到详细的采购方案和运输路线图。预算可以放宽，但安全和时效必须保证。”
“是！”
周启明离开后，王恪走到窗前。外面下着小雨，维多利亚港笼罩在灰蒙蒙的水汽中。海面上，几艘悬挂米字旗的巡逻艇在游弋，那是英国殖民当局的海上稽查队。
美国对华禁运已经全面实施，香港作为转口港受到严密监控。药品、机械设备、战略物资，都在禁运清单上。被抓到走私这些物资，轻则罚款坐牢，重则以“资敌”论处，后果严重。
但再严密的网，也有漏洞。
王恪想起后世看过的资料：整个朝鲜战争期间，香港的爱国商人冒着巨大风险，通过各种渠道向内地输送了大量急需物资。有些用渔船偷运，有些伪装成普通货物走正规渠道，有些甚至通过澳门转口。
他要做的，是创建一条更安全、更高效、更可持续的渠道。
这需要几个关键条件：可靠的采购网络，隐蔽的运输路线，安全的仓储和中转点，还有最重要的——内地的接应。
采购网络，周启明在搭建。运输路线，需要实地勘察。仓储，九龙湾仓库正在改造。而内地的接应……
王恪拿起电话，拨通了林律师的号码。
“林律师，我想请你帮个忙。”他说，“我想见霍英东先生的秘书郑先生，越快越好。”
两天后，还是在半岛酒店咖啡座。
郑秘书这次的神色比上次更严肃。他点了一杯黑咖啡，没有加糖，慢慢搅动着：“王先生，你托林律师传的话，我收到了。五百支盘尼西林，还有其他医疗器械……这个规模，不小啊。”
“前线急需。”王恪直截了当，“郑秘书，我知道霍先生一直在做这方面的工作。我想参与，贡献一份力量。”
郑秘书盯着他看了几秒：“王先生，做这种事，光有热情不够。需要渠道，需要经验，还需要……”他顿了顿，“承担风险的勇气和准备。”
“我有准备。”王恪说，“资金、渠道、仓储，我都在安排。但缺少最关键的一环：内地的接应点和接收人。”
“这个不能告诉你。”郑秘书摇头，“这是最高机密。我可以帮你把货运到边界，但怎么过去，谁来接，这些信息要严格保密。”
王恪理解。在情报工作中，知道得越少越安全。他点点头：“可以。那我能做什么？”
“第一，采购要分散，不要引起注意。”郑秘书说，“第二，包装要伪装，药品可以混在日用百货里，器械可以拆散分装。第三，运输要分批量，不要一次性走太多。第四，也是最重要的——绝对保密。参与的人越少越好，所有环节都要单线联系。”
他取出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一个地址和一个人名：“这个人姓李，在元朗开杂货铺。你采购好的物资，可以先运到他的仓库。他会负责下一步。”
王恪接过纸条，记下信息，然后把纸条还回去——这是规矩，不留书面证据。
“郑秘书，除了药品和器械，我还想采购一些精密仪器和特种钢材样品。”王恪说，“这些对国内的工业建设很重要。”
郑秘书想了想：“仪器可以试试，钢材……很难。美国对特种钢材管制最严，香港本地很难搞到。除非……”
“除非什么？”
“除非从日本或者欧洲转口。”郑秘书压低声音，“但这条路风险更大，成本也高。而且需要特殊的贸易许可证，一般人拿不到。”
“许可证我可以想办法。”王恪说，“只要货能到香港，剩下的我来处理。”
郑秘书深深看了他一眼：“王先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一个想为国家做点事的中国人。”王恪回答得很简单。
这个答案，似乎让郑秘书满意了。他喝完最后一口咖啡，站起身：“下周三，同一时间，这里见。到时候我会告诉你第一批货的运输安排。”
“好。”
离开酒店时，雨停了。街道被雨水冲刷得干干净净，空气清新。但王恪知道，这平静的表面下，暗流正在涌动。
回到九龙塘，王恪让陈卫去元朗那个地址踩点。他自己则开始设计采购方案。
系统空间里有完整的1950年代全球贸易资料。他调出药品和医疗器械的部分，筛选出最适合当前条件的采购渠道。
盘尼西林，主要生产国是美国和英国，但东南亚黑市上有大量从美军基地流出的货。最佳采购点是马尼拉——美军在菲律宾的基地管理相对松散，黑市活跃。
磺胺类药物，香港本地就能生产，有几家药厂是爱国商人控股的，可以走正规渠道。
手术器械，上海迁港的那些医疗器械商手里有存货，但要小心其中混有国民党特务的眼线。
精密仪器最麻烦。香港本地的二手市场有一些，但型号老旧。最好的办法是从欧洲采购——瑞士、西德、瑞典都有中立的贸易公司愿意做这种生意，但需要美元支付，而且运输周期长。
王恪在纸上画出采购网络图，用不同颜色的线条标注风险和优先级。这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任何一个环节出错，都可能导致整个链条断裂。
但他必须做。
不仅为了完成任务，更因为那些在冰天雪地里作战的战士，那些在简陋医院里抢救伤员的医生，那些在设备落后的工厂里努力生产的工人。
他们需要这些。
夜深了，王恪还在工作。桌上摊满了图纸、清单、地图。他标注出从马尼拉到香港的航线，标出可能的海上检查点，计算着渔船的最佳航速和航程。
门被轻轻推开。陈卫回来了，带着一身夜露的气息。
“王工，元朗那家杂货铺看过了。”他低声汇报，“老板姓李，五十多岁，潮汕人。铺子后面确实有个小仓库，位置隐蔽，有后门通小巷。周围观察了两个小时，没发现异常。”
“好。”王恪点头，“记住这个地方，但不要频繁去。以后送货，你负责押运，但要伪装成普通货运工人。”
“明白。”陈卫顿了顿，“王工，我今天在元朗，看到一些……不太对劲的人。”
“说。”
“有几个穿便衣但举止很规整的人，在那一带转悠。不象警察，也不象黑社会，倒象是……受过训练的。”陈卫说，“我远远观察了一会儿，他们似乎在记录进出那家杂货铺的人和车。”
王恪的心沉了一下。果然，那条线已经被盯上了。
“知道是哪方面的人吗？”
“不确定。但从举止看，象是国民党特务或者美国情报部门雇佣的本地眼线。”陈卫说，“王工，那条线可能不安全了。”
王恪沉思片刻：“暂时不要用。等我和郑秘书商量后再说。”
他走到窗前，看着夜色中的九龙。这座城市就象一张巨大的棋盘，各方势力都在落子。而他现在，也成了棋手之一。
棋局复杂，但必须下下去。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王恪的贸易网络开始运转。
周启明确实有天赋。他通过父亲周老板的关系，联系上了马尼拉的一个华侨商人，以“香港医院采购”的名义，订了第一批五十支盘尼西林。价格不菲，每支十八美元，但保证是真货。
同时，他在香港本地采购了磺胺类药物和手术器械。为了掩人耳目，还顺带采购了一批日用百货：毛巾、肥皂、牙膏、罐头食品……这些是明面上的贸易，用来掩护真正的物资。
九龙湾仓库的改造也在进行。王恪请了一个小工程队，先把最靠里那栋仓库的屋顶修好，墙面粉刷，地面平整。老吴很上心，每天在现场盯着，还找来两个侄子帮忙。
“王先生，”老吴指着仓库角落，“这里可以隔出一个小房间，做办公室兼值班室。窗户开高些，外面看不到里面。”
“好。”王恪说，“吴伯，仓库的安全要放在第一位。围墙要加高，装铁丝网。大门要换成铁的，配两把锁。晚上要有人值班。”
“我晓得了。”老吴点头，“我两个侄子可以轮流值班，都是老实人，嘴巴严实。”
王恪看了看那两个年轻人，二十出头，皮肤黝黑，一看就是常年在码头干活的人。他点点头：“工钱按市场价加一成。但有一点——在这里看到的、听到的，一个字都不能往外说。”
“王先生放心！”两兄弟齐声说。
5月20日，第一批货到了。
是周启明从香港本地采购的磺胺类药物和手术器械，混在几箱毛巾肥皂里，用货车运到九龙湾仓库。王恪亲自验货。
手术器械是德国牌子，虽然是旧货，但保养得很好，刀刃锋利，关节灵活。磺胺类药物包装完整，生产日期是去年，还在有效期内。
“王先生，”周启明指着箱子上的标记，“这些货，我分了三家公司下单，收货地址也不一样。今天才集中运过来。”
“做得对。”王恪检查完，确认没有问题，“这批货先放在这里。等马尼拉的盘尼西林到了，一起安排运输。”
“马尼拉那边来消息了，货已经上船，预计五天后到港。”周启明说，“船是老陈的渔船，他常跑马尼拉-香港航线，有经验。”
“可靠吗？”
“可靠。陈叔是我阿爸的老朋友，潮汕同乡。他儿子在朝鲜打仗，他知道这些货是运去干什么的。”周启明说得很肯定。
王恪点点头。这个年代，很多事靠的就是这种同乡、同族、同志的情谊和信任。
货入库后，王恪让老吴的儿子阿强做了详细登记：品名、数量、批量、入库时间。帐本一式两份，一份留在仓库，一份王恪带走。
这是规矩。再信任，也要有制度。
5月25日，周三，王恪再次见到郑秘书。
这次不是在半岛酒店，而是在中环一家不起眼的茶餐厅。郑秘书坐在最里面的卡座，面前摆着一杯冻奶茶。
“情况有变。”他开门见山，“元朗那条线暂时不能用了。我们的人发现，最近有不明身份的人在那一带活动，很可能是冲着那条线来的。”
王恪并不意外：“我这边也发现了。那现在怎么办？”
“我们计划开辟新线路。”郑秘书从公文包里取出一张手绘地图，铺在桌上，“从九龙湾出海，绕过南丫岛，在大鹏湾附近交接。那边海域复杂，小岛多，巡逻艇不容易复盖。”
他指着地图上的一个点：“这里有个小渔村，叫东平洲。村民大部分是渔民，我们的人已经在那里创建了接应点。你们的船到那里后，会有渔船来接货，然后运往内地。”
王恪仔细看着地图。东平洲在香港东北部，靠近广东惠阳。那片海域岛屿星罗棋布，航道复杂，确实适合隐蔽行动。
“安全吗？”
“没有绝对安全。”郑秘书实话实说，“但比走陆路或者常规航线要好。而且这段时间，美国海军的注意力集中在朝鲜海域，对这一带的巡逻有所放松。”
“好。”王恪说，“我第一批货大概五天后到港，主要是药品和医疗器械。怎么安排交接？”
郑秘书看了看日历：“五天后是5月30日。那天是农历四月十五，大潮，晚上月光亮，不利于隐蔽。最好是6月2日，农历十八，小潮，月暗，适合夜航。”
他在地图上画出一条航线：“你们的船从九龙湾出发，沿东博寮海峡向北，绕过果洲群岛，然后转向东北，到东平洲。全程大约六十海里，渔船需要航行八到十个小时。晚上十点出发，第二天天亮前能到。”
“船和船员呢？”
“船可以用你们自己的，船员必须是可靠的人。”郑秘书说，“交接暗号是：船上挂一盏红灯，接应船挂两盏绿灯。对上暗号后，接应船会靠近，你们把货转移过去，然后各自离开。全程不要说话，不要开大灯。”
“明白。”王恪记下所有细节。
“还有一件事。”郑秘书压低声音，“除了药品和器械，国内急需一批工业仪表和特种钢材样品。这些东西，香港很难搞到，但……你在海外有关系吗？”
王恪心中一动：“需要什么具体的？”
“温度计、压力表、流量计，最好是瑞士或者德国的产品。特种钢材主要是装甲钢和炮钢的样品，不需要多，每样几公斤就行，但必须是真品。”
这是“长城”工程的延伸须求。王恪立刻就明白了：国内的研究机构需要参考国外先进样品，来验证和改进自己的技术。
“我可以想办法。”他说，“但需要时间，而且……代价会很高。”
“钱不是问题。”郑秘书说，“只要能搞到，组织上会全力支持。但要注意，这些东西比药品还敏感，一旦被发现，后果更严重。”
“我知道。”王恪说，“我会小心的。”
离开茶餐厅时，天已经黑了。中环的霓虹灯亮起来，街道上车水马龙。王恪走在人群中，脑海里却全是那条隐秘的航线和那些急需的物资。
回到办公室，周启明还在加班。见王恪回来，他连忙站起来：“王先生，马尼拉那边来电报了，货船提前一天，预计6月1日到港。”
“好。”王恪说，“启明，6月2日晚上，我们要走第一批货。你去找陈叔，让他准备好船，检查好机器。船员就用他自己的人，但必须是绝对可靠的。”
周启明脸色一肃：“我马上去办。”
“另外，”王恪从抽屉里取出一张清单，“这些工业仪表和特种钢材，你打听一下，看看有没有门路。记住，只是打听，不要实际行动。”
周启明接过清单，看了一眼，眼睛瞪大了：“王先生，这些……这些都是管制最严的物资啊！特别是特种钢材，市面上根本看不到！”
“所以才让你只是打听。”王恪说，“看看谁手里有，谁有渠道，谁在买卖。但不要接触，不要问价，更不要暴露我们的意图。”
“我明白了。”周启明郑重地收起清单。
夜深了。王恪一个人站在办公室窗前，看着外面维多利亚港的灯火。
再过几天，第一批货就要出发了。
那将是一次危险的航行，在黑暗中，在波涛中，在敌意的目光下。
但必须走。
因为海的那一边，有人在等着这些药品救命，等着这些器械救治伤员，等着这些仪表和钢材建设工厂。
这条路，是他选择的。
也是这个国家必须走的。
窗玻璃上，映出他的脸。
平静，但坚定。
他知道，从这一刻起，他不仅是一个技术专家，一个商人。
更是一个战士。
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
为了同一个目标：
让这个国家，强大起来。
夜更深了。
但维多利亚港的灯火，依然璀灿。
像希望，像信念。
永不熄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