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十二日，香港大学陆佑堂的讲座结束后，王恪没有急着离开。
他站在人群外围，看着林家翘教授被一群学者和学生围着，耐心地回答着各种问题。这位时年三十九岁的空气动力学家穿着得体的西装，戴着一副金丝眼镜，言谈举止间既有学者的儒雅，又有科学家的严谨。
王恪听完了整场讲座。林家翘讲的是“湍流理论的最新进展”，内容很专业，涉及大量数学推导和实验数据。能听懂的人不多，但王恪凭着系统灌输的跨时代知识基础，大致能跟上思路。
更重要的是，他在讲座中捕捉到了一些信息碎片。
林家翘在回答一个问题时提到：“我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同事最近在做高速空气动力学实验，主要是为军方服务。但基础研究的部分，我觉得对民用航空发展也会有帮助。”
另一个学生问起回国研究的前景，林家翘的回答很谨慎：“国内现在条件还很艰苦，但需要这方面的人才。我在美国的一些中国学生也在考虑回国的事，不过……手续上有些困难。”
王恪把这些都记在心里。
讲座散场时，他随着人流慢慢往外走。在礼堂门口，他“偶然”与一位香港大学的教授擦肩而过，对方手里的资料散落了一地。
“对不起。”王恪立刻蹲下身帮忙捡拾。
“没关系，是我自己没拿稳。”那位教授大约五十岁，头发花白，戴着厚厚的眼镜。
王恪把捡起的论文递过去时，目光在封面上一扫——《香港作为远东贸易枢钮的经济发展前景分析》，作者：陈冠华。
“陈教授？”王恪做出恍然的表情，“我拜读过您去年在《经济导报》上发表的那篇关于战后香港工业化的文章，很有见地。”
陈冠华有些意外地看了看王恪：“你是……”
“我叫王恪，做进出口贸易的。”王恪递上一张名片——太平洋实业公司业务经理，“对香港的经济前景很感兴趣，平时也喜欢读些经济类的文章。”
陈冠华接过名片看了看，脸色缓和了些：“王经理对经济学有兴趣？”
“谈不上研究，就是觉得懂点经济规律，做生意时心里更有底。”王恪谦虚地说，“刚才听林家翘教授的讲座，就在想，其实科学发展和经济规律也有相通之处，都需要把握趋势，预见未来。”
这句话似乎说到了陈冠华的心坎上。他点点头：“有道理。可惜现在很多人只顾眼前利益，不愿意做长远思考。”
两人一边往外走，一边聊了起来。从香港的转口贸易，聊到东南亚的经济格局，再聊到世界大势。陈冠华是经济系教授，研究宏观经济的，对国际形势很关注。
“王经理怎么看朝鲜战争对世界经济的影响？”陈冠华突然问。
王恪想了想，说：“短期看，军需订单刺激了美国和一些盟国的工业生产，带动了经济增长。但长期看，战争消耗资源，扭曲经济结构，还会加剧东西方对立，不利于全球贸易发展。”
“那战争什么时候会结束？”
这个问题很敏感。王恪斟酌着词句：“我不是军事专家，不敢妄言。但从经济角度看，战争持续越久，对各方消耗越大。美国虽然强大，但同时在欧洲和亚洲维持军事存在，压力不小。苏联虽然支持朝鲜，但也不会无限度投入。我估计……一两年内，可能会有转机。”
陈冠华若有所思：“比很多人预料的要早啊。现在普遍认为会打上三五年。”
“战争从来不只是军事问题，更是政治和经济问题。”王恪说，“当战争的成本超过预期收益时，各方就会寻求谈判。”
他们在大学门口道别。陈冠华对王恪的印象似乎不错：“王经理如果有空，欢迎来经济系坐坐。我们经常有学术沙龙，各行各业的人都有，交流起来很有意思。”
“一定拜访。”王恪说。
回去的路上，王恪一直在思考。
与陈冠华的交谈，让他意识到一个问题：在香港这个信息汇聚之地，经济分析和预测有着特殊的影响力。商人、政客、学者、媒体，都在试图解读世界大势，查找机遇，规避风险。
如果他能够提供准确的经济预测呢？
不是泛泛而谈，而是精准的、前瞻性的、后来被事实证明是正确的预测。
那会带来什么？
影响力。公信力。话语权。
更重要的是，这种影响力可以转化为实际的力量——吸引爱国商人，创建更广泛的联系网络，甚至影响决策。
回到九龙塘住处时，王恪已经有了初步想法。
晚上，他在书房里摊开纸笔。
先确定笔名。
不能用真名，也不能用与现有身份关联的名字。要中性，要有文化气息，最好还能暗示某种立场或视角。
他想了一会儿，写下三个字：观潮生。
取“观潮生”之意，既暗合经济浪潮，又带有旁观者清的意味，还不失文雅。
然后是投稿的媒体。
《星岛日报》和《华侨日报》是首选，这两家报纸在香港和海外华人中影响最大。《经济导报》专业性更强，但受众相对狭窄。可以先从报纸开始，创建知名度后再向专业刊物拓展。
接下来是最关键的内容：预测什么？
王恪闭上眼睛，调出系统空间里的历史经济资料。
1951年到1955年，世界经济有几个关键转折点：
朝鲜战争在1953年7月停战。战后，美国军费开支下降，经济短期内会出现调整，但长期看，战争期间积累的军事技术会向民用领域扩散，推动新一轮科技革命。
欧洲煤钢共同体在1951年成立，这是欧洲一体化的开端。未来几年，西欧经济将快速复苏，到1955年，西德工业生产将超过战前水平。
日本在美国扶持下，经济开始起飞。1951年《旧金山和约》签订后，日本将重返国际社会，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逐渐成型。
大宗商品方面，随着战后重建和工业化推进，铜、铝、橡胶等工业原料价格将稳步上涨。石油方面，中东油田大规模开发，油价在50年代保持低位，但到了60年代会开始上升。
香港经济，随着内地工业化推进和东南亚经济发展，转口贸易将继续增长，同时本地制造业开始起步，纺织、塑料、电子等产业将逐渐兴起。
但这些预测不能全盘托出，要选择几个在1951年看起来大胆但又不至于太过离奇的论点。
王恪在纸上列出要点：
一、关于朝鲜战争：预计将在1953年内结束，最可能的形式是停战协定而非全面和平条约。战后，东亚地缘格局将形成长期对峙态势。
二、关于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不可逆转，煤钢共同体只是开始，未来十年内可能形成更广泛的经济共同体。西欧将迎来持续增长期。
三、关于日本：已走出战后箫条，将借助朝鲜战争特需和美国扶持，在1955年前恢复至战前经济水平。日本制造的轻工业产品将开始冲击国际市场。
四、关于大宗商品：工业原料价格进入长期上升信道，建议投资者关注铜、铝、天然橡胶。农产品方面，随着人口增长和工业化，粮食价格也将稳步上涨。
五、关于香港：转口贸易黄金期还有五到八年，之后将面临新加坡等新兴港口的竞争。本地工业化是必然出路，纺织、塑料、玩具等劳动密集型产业有比较优势。
写完要点，王恪开始构思文章结构。
标题要吸引人，但不能太夸张。他想了想，写下：《1951-1955：世界经济五大趋势展望》。
文章开头要定调子：
“当前世界，朝鲜战火未熄，东西对立加剧，迷雾重重。然经济自有其规律，拨开政治烟云，可见若干清淅趋势正在形成。笔者不揣浅陋，试作展望，以供商界学界同仁参考。”
然后是分点论述。
每一点都要有逻辑支撑，有数据佐证，有推理过程。不能只是凭空断言。
比如预测朝鲜战争结束时间，可以这样写：
“战争持续已近一年，战线稳定于三八线附近，显示军事上已陷入僵局。参战各方，美国虽强，但欧洲防务压力日增，国内反战声浪渐起；中朝方面，虽士气高昂，但国力有限，难以支撑长期消耗战。从历史经验看，当战争陷入僵局且消耗超过预期时，谈判窗口便会打开。故笔者判断，1953年内，停战协定可期。”
再比如预测日本经济复苏：
“日本虽战败，但工业基础、技术人才、国民教育体系尚存。朝鲜战争特需已为其注入第一针强心剂，美国出于战略考虑必将继续扶持。且日本文化中固有的学习与适应能力，使其能快速吸收西方技术与管理经验。五年之内，日本制造将以价廉物美之姿，重现国际市场。”
王恪写得很投入，时而停笔思考，时而奋笔疾书。
窗外夜色渐深，但他浑然不觉。
这篇文章，不仅是一篇经济分析，更是一张名片，一个鱼饵。
他要看看，会吸引来什么样的人。
凌晨两点，初稿完成。
王恪通读一遍，做了些修改。把一些过于精确的预测做了模糊化处理，比如把“1953年7月”改为“1953年内”，把具体价格数字改为趋势性描述。
然后他开始誊写。
用的是从文具店买来的普通稿纸，钢笔字迹工整清淅。落款处写：观潮生，于香港。
他没有留联系方式，只写了个邮箱号码：中环邮政总局387号邮箱。
这是林律师帮他租的那个邮箱。
第二天上午，王恪让陈卫去寄稿。
两份，分别寄给《星岛日报》经济版和《华侨日报》评论版。
“陈卫，寄信时注意周围情况。”王恪交代，“不要在同一家邮局寄，分开寄。寄完后直接回来，不要在附近逗留。”
“明白。”陈卫接过信封，看了看地址，没有多问。
寄出稿件后，就是等待。
王恪知道，这种投稿不一定能马上发表。报纸编辑每天收到大量来稿，要筛选，要编辑，要排版。
但他对自己的文章有信心。
不是文采，而是内容的前瞻性和深度。
在1951年的香港，能写出这种级别经济分析的人，不多。
三天后，六月十六日，星期六。
早晨，陈卫照例去买报纸。回来时，他手里除了《大公报》和《文汇报》，还多了两份。
“王工，《华侨日报》今天有您的文章。”陈卫把报纸递过来，语气里带着惊讶。
王恪接过报纸，翻到评论版。
在第三版右下角，一个不算显眼但也不算偏僻的位置，标题赫然在目：《1951-1955：世界经济五大趋势展望》，作者：观潮生。
文章被编辑做了小幅删改，但内核内容都保留了。编辑还加了个编者按：“本文作者‘观潮生’先生来稿，对世界经济趋势做了大胆展望。观点新颖，论证翔实，特刊出供读者参考讨论。”
王恪仔细读了一遍，满意地点点头。
《华侨日报》的编辑水平不错，删改的地方没有伤及文章筋骨，反而让行文更简洁有力。
“再看看《星岛日报》。”他说。
陈卫递上另一份报纸。《星岛日报》经济版在第二版，王恪翻找着，在中间位置找到了文章。
标题一样，但排版更突出，用了加粗字体。编辑按语也更长：“本报收到‘观潮生’先生来稿，对世界经济做出五年展望。文中观点颇具启发性，尤其关于东亚经济格局的分析，值得业界关注。”
两份报纸都刊登了。
这是个好兆头。
王恪放下报纸，开始思考下一步。
文章发表了，接下来要看反响。
普通读者怎么看？学术界怎么看？商界怎么看？
更重要的是，那些他想要接触的人，会不会看到？看到后会有什么反应？
中午，周启明来了电话。
“王先生，您看到今天的《华侨日报》了吗？”他的声音有些兴奋，“那篇《世界经济五大趋势展望》，作者‘观潮生’，是不是……”
“是我。”王恪坦然承认，“怎么，你看了？”
“看了！写得真好！”周启明说，“尤其是关于日本经济那部分，我父亲看了都说有见地。他说日本商社最近确实在东南亚很活跃，价格压得很低，我们的五金生意都受到影响。”
“你父亲有什么评价？”
“他说这个‘观潮生’应该是在海外留学过的，对国际形势很了解。还问我要不要试着联系一下，看能不能请他为我们公司做顾问。”周启明说，“我没敢说就是您。”
“先不要说。”王恪说，“让子弹飞一会儿。”
“子弹？”周启明没听懂这个后来的比喻。
“就是让文章再传播传播，看看还有什么反响。”王恪解释，“启明，你这几天多留意商界和学界对这篇文章的反应，听到什么消息及时告诉我。”
“好的。”
下午，王恪去了趟中环，到林律师的事务所。
林律师见到他，第一句话就是：“王先生，那篇《世界经济五大趋势展望》，是你的手笔吧？”
王恪笑了：“林律师怎么猜到的？”
“笔名‘观潮生’，取观经济浪潮之意，又有文化气息，符合你的风格。”林律师说，“而且文章里关于香港工业化的建议，和你在太平洋实业的布局思路一致。我猜得对不对？”
“瞒不过林律师。”王恪承认了。
“文章写得很好。”林律师认真地说，“我上午见了两个客户，都是做进出口的，他们都在谈论这篇文章。其中一个说，文章里关于大宗商品价格要上涨的判断，和他从欧洲得到的消息吻合。铜和铝的期货价格确实在涨。”
“那就好。”王恪说，“林律师，我找你是有另外一件事。那个387号邮箱，从今天起，可能会有来信。如果有，请你帮我收着，我定期来取。”
“没问题。”林律师点点头，然后压低声音，“王先生，你是不是想用这个笔名创建某种……影响力？”
“可以这么说。”王恪没有否认，“在香港，经济话语权很重要。有了话语权，做事会方便很多。”
“我明白了。”林律师说，“你放心，邮箱的事我会处理。另外，如果需要通过法律途径保护这个笔名的权益，我也可以帮忙。”
“暂时不用，但先谢谢林律师。”
离开律师事务所，王恪在德辅道中慢慢走。
六月的香港，天气闷热，但街头依然繁忙。电车叮当作响，双层巴士喷着黑烟，行人匆匆。西装革履的洋行职员，穿着短衫的码头工人，提着菜篮的主妇，各色人等交织成这座城市的日常图景。
在一个报摊前，王恪停下脚步。
摊主是个老头，正在和旁边擦鞋的工人聊天。
“今天的报纸看了没？那个‘观潮生’写的文章，说日本经济要起来了。”
“看了看了。说得有道理啊，我儿子在塑料厂做工，说最近日本来的塑料原料便宜了不少。”
“文章还说香港要搞工业化，你说我们这些做小生意的，能不能也掺和一脚？”
“难啊，开工厂要本钱的。不过要是真象文章说的，纺织、塑料能赚钱，我也想让儿子去学门技术……”
王恪听了，微微一笑。
文章开始在普通人群中传播了，这是好事。
影响力要从小处累积。
接下来几天，王恪继续观察。
他让陈卫每天买各种报纸，看有没有读者来信或评论文章回应。他也通过周启明收集商界的反馈。
六月十八日，《经济导报》转载了这篇文章，并配发了编者按，称这是“近期少见的具有前瞻性的经济分析”。
六月二十日，《星岛日报》刊登了三篇读者来信，都是讨论“观潮生”文章的。有赞成的，也有质疑的。质疑者主要认为对日本经济的预测过于乐观，对朝鲜战争结束时间的判断太早。
六月二十二日，王恪去中环邮政总局取信。
387号邮箱里，已经有了七封信。
林律师帮他收着，都放在一个文档袋里。
回到住处，王恪一封封拆阅。
第一封是读者来信，来自一个叫“陈大文”的商人，说对文章很感兴趣，想请教关于橡胶投资的问题，留了个电话号码。
第二封是《华侨日报》编辑部的，说文章反响不错，邀请“观潮生”先生继续投稿，稿酬从优。
第三封是一个大学教授写来的，对文章中的某些观点提出商榷，希望有机会交流。
第四封……
第五封……
第六封是个空白信封，里面只有一张名片：霍英东，香港中华总商会理事，下面手写一行小字：“观潮生先生大鉴：拜读雄文，深以为然。若有暇，盼能一晤。霍英东敬上。”
王恪的手指在这张名片上停留了很久。
终于，等来了。
第七封信更简单，只有一行打印的字：“6月25日下午三时，半岛酒店咖啡座，靠窗第三桌。郑。”
是郑秘书。
王恪把信都收好，开始思考。
霍英东的邀请，在他意料之中。这位爱国商人本身就对经济大势很关注，而且正在从事海上贸易，对国际格局的变化应该很敏感。看到这样一篇有见地的文章，想要接触作者，合情合理。
但怎么接触？
用“观潮生”的身份去，还是用王恪的身份去？
如果直接用“观潮生”的身份，那么“观潮生”和王恪就是同一个人，这个秘密就暴露了。但如果不暴露，又很难创建深层次的信任。
王恪权衡利弊。
最终决定：暂时不暴露。
他可以以“观潮生”朋友或代理人的身份去见面，探探霍英东的真实意图。如果合适，再考虑是否透露真实身份。
至于郑秘书的约见，应该是看了文章后，有事情要谈。
六月二十五日下午，王恪准时来到半岛酒店。
他先到咖啡座，在靠窗第三桌看到了郑秘书。对方今天穿着灰色西装，面前放着一杯咖啡，正在看报纸。
“郑秘书。”王恪走过去。
“王先生，请坐。”郑秘书放下报纸，示意服务生过来，“喝点什么？”
“咖啡就好。”
点完单，郑秘书开门见山：“王先生，那篇《世界经济五大趋势展望》，是你写的吧？”
王恪没有否认：“郑秘书看出来了？”
“笔名‘观潮生’，风格沉稳，视野开阔，而且对国内情况很了解。”郑秘书说，“更重要的是，文章里关于战后东亚格局的判断，和我们内部的某些分析很接近。这不是一般学者能写出来的。”
王恪喝了口咖啡：“郑秘书今天约我，不只是为了确认作者身份吧？”
“当然。”郑秘书压低声音，“组织上看了这篇文章，认为很有价值。尤其是关于朝鲜战争可能在一两年内结束的判断，如果准确，对我们的很多任务作都有指导意义。”
“我只是根据公开信息做的分析，不一定准确。”
“但你的分析框架很科学。”郑秘书说，“王先生，组织上希望，你以后可以定期提供这样的经济分析，不一定要发表，可以内部参考。当然，如果你愿意继续发表，也可以，但要注意分寸，不要太敏感。”
王恪明白了。这是要让他成为非正式的经济顾问。
“我可以做。”他说，“但需要更多的信息支持。经济分析不能闭门造车，需要了解各方面的动态。”
“这个我们可以提供一部分。”郑秘书说，“香港作为自由港，信息流通快。我们这边也会收集一些经济情报，可以适当分享。另外，组织上还希望，你能利用‘观潮生’这个身份，接触一些商界学界的人士，了解他们的想法，传递一些信息。”
这和王恪的想法不谋而合。
“我正好收到霍英东先生的邀请。”王恪说，“他想见‘观潮生’。”
郑秘书眼睛一亮：“这是好机会。霍先生是爱国商人，值得信任。你可以适当接触，但要注意方式。可以用‘观潮生’朋友的身份去，先创建关系。”
“我也是这么想的。”
“另外，”郑秘书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个信封，“这是组织上转过来的一份名单，上面是一些海外学者和专家的最新情况。组织上希望，你能利用在香港的便利，尝试与其中一些人创建联系，了解他们回国的意愿和困难。”
王恪接过信封，没有当场打开。
“我会尽力。”
“还有一件事。”郑秘书的声音更低了，“你文章里提到，战后日本经济会快速恢复。这个判断，组织上很重视。我们很需要了解日本工业复苏的具体情况，特别是钢铁、机械、化工这些重点行业。如果你有机会，可以多收集这方面的信息。”
“日本商社在香港很活跃，我可以试着接触。”
“但要小心。”郑秘书提醒，“日本情报机关也在活动，不要暴露真实意图。”
谈话持续了半个小时。
离开半岛酒店时，王恪手里多了两份资料：一份是郑秘书给的海外学者名单，一份是他自己记下的谈话要点。
回到车上，他打开海外学者名单。
上面有十几个名字，每个名字后面都有简单备注：当前所在国家、研究领域、回国意愿、面临的困难。
钱学森的名字排在第一个，备注是：被软禁，有特务监视，近期试图通过第三方渠道与国内联系。
郭永怀：在康奈尔大学任教，已申请回国，但被美国当局拖延。
朱光亚：已回国。
林家翘：近期访港，态度友好，有意加强与国内学术交流。
……
王恪一个个看下去。
这些名字，这些信息，沉甸甸的。
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是一个渴望报国的人才，一段艰难的归途。
而他，现在成了这条归途上的一个节点。
车窗外，香港的街道在下午的阳光中显得格外清淅。
王恪靠在座椅上，闭上眼睛。
“观潮生”这个笔名，现在已经浮出水面。
接下来，他要让这个身份发挥应有的作用：创建影响力，接触关键人物，收集情报，传递信息。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役。
在经济分析的表面下，是人才争夺，是技术竞赛，是国力的角力。
而他，已经身在战场。
车子驶过维多利亚港，海面上波光粼粼。
远处，一艘货轮正缓缓出港，驶向茫茫大海。
就象这个国家，虽然艰难，但已经在路上。
而他，要做那个看清潮汐方向的人。
在王恪离开后，半岛酒店咖啡座的另一个角落，一个穿着中山装的中年男人放下手中的报纸。
他刚才一直坐在那里，看似在读报，实则把王恪和郑秘书的对话听了个大概——他的座位就在隔壁，隔断不高，声音压低时隐约能听见。
男人拿出一个小本子，记下几个字：“王恪，观潮生，经济分析，霍英东。”
然后他起身离开，消失在酒店大堂的人流中。
没有人注意到他。
就象没有人注意到，在这座城市的各个角落，有多少双眼睛在看着，多少只耳朵在听着，多少支笔在记录着。
香港，从来都不是只有繁华。
还有暗流。
而王恪，正在学习如何在暗流中航行。
不仅要看清经济的大潮。
还要看清人心的暗礁。
这条路，注定不平静。
但他已经启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