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二十七日，周三下午，香港上环，莲香楼。
这家老字号茶楼已经开了半个多世纪，三层高的旧式唐楼，木制楼梯踩上去咯吱作响，天花板上吊着老式风扇慢悠悠地转着。正是下午茶时分，茶楼里人声鼎沸，伙计提着大铜壶穿梭在各桌之间，叫卖点心的推车在狭窄的过道里挪动。
王恪坐在二楼靠窗的位置，点了一壶普洱，几笼点心。他今天穿着普通的灰色中山装，戴着一副平光眼镜，看起来象是个普通职员或教书先生。
他在等一个人。
三天前，他通过林律师给霍英东那边回了信，说“观潮生”先生近日离港，但委托他这位朋友代为见面。回信很客气，约定了今天下午三点在莲香楼见面。
王恪特意提前半小时到，选了这个位置——靠窗，能看到楼梯口和大部分座位，背后是墙，没有后顾之忧。陈卫在对面街角的凉茶铺坐着，保持着警觉。
两点五十分，楼梯口传来脚步声。
王恪抬眼看去，上来了三个人。为首的中年男人四十岁左右，穿着深蓝色西装，没打领带，身材中等，面容平和，但眼神很亮。他身后跟着两个年轻人，一个提着公文包，另一个警剔地扫视着茶楼。
是霍英东。
王恪在报纸上看过他的照片，但真人比照片上更精干些。
霍英东的目光在茶楼里扫了一圈，很快锁定王恪这边——因为这个时间段，独自一人坐一桌的中年男人不多。他走过来，两个年轻人在不远处找了张桌子坐下。
“请问是王先生吗？”霍英东的普通话带着明显的广东口音。
“霍先生，幸会。”王恪起身，伸出手，“我是王恪，‘观潮生’先生的朋友。”
两只手握在一起。霍英东的手很有力，掌心粗糙，是常年劳作留下的痕迹。
“王先生请坐。”霍英东在王恪对面坐下，很自然地给自己倒了杯茶，“观潮生先生那篇文章，我拜读了，很有见地。可惜他离港了，不能当面请教。”
“霍先生客气了。”王恪说，“观潮生先生临走前说，霍先生是香港商界有识之士，让我务必来见见。他说，有些想法，或许能和霍先生交流。”
“哦？什么想法？”霍英东饶有兴趣地问。
王恪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反问：“霍先生觉得，观潮生先生那篇文章里，最有价值的观点是什么？”
霍英东想了想：“关于日本经济复苏那部分。我在做航运，最近明显感觉到日本货多了，价格也便宜。而且日本商社的人很拼命，做事很细致。如果真象文章预测的，五年内日本经济恢复到战前水平，那对香港的贸易格局会有很大影响。”
“不只是贸易格局。”王恪说，“日本一旦重新崛起，整个东亚的经济秩序都会改变。美国会扶持日本作为远东的桥头堡，东南亚的市场会被日本商品占领，甚至……”
他顿了顿，压低声音：“甚至会影响中国台湾海峡的局势。”
霍英东眼神一凝，端起茶杯慢慢喝了一口。
这个话题很敏感。1951年的中国台湾，还在国民党控制下，美国第七舰队在中国台湾海峡巡逻。而日本，作为美国的盟友，其经济复苏必然伴随着政治和军事上的重新武装。
“王先生看得深远。”霍英东放下茶杯，“但这是大事，我们做生意的，还是多谈生意经。”
“生意和政治，从来分不开。”王恪说，“霍先生做航运，最近应该感觉到了，有些航线越来越难走，有些货越来越难运。”
霍英东没有否认。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对华禁运，香港作为转口港受到严密监控。霍英东的船队主要跑东南亚航线，但最近几次运输药品和医疗器械去内地，都遇到了麻烦——不是被英国水警拦截检查，就是被不明船只跟踪。
“王先生有话不妨直说。”霍英东看着王恪。
“观潮生先生认为，未来几年，香港的贸易环境会越来越复杂。”王恪说，“美国会加强禁运，英国当局会配合，传统的转口贸易模式会面临挑战。香港要发展，必须转型。”
“怎么转？”
“工业化。”王恪说，“发展本地制造业，减少对转口贸易的依赖。文章里提到了，纺织、塑料、玩具、电子，这些都是劳动密集型产业，香港有优势。”
“但开工厂需要技术，需要设备，需要市场。”霍英东说，“技术设备从哪里来？市场又在哪里？”
“技术设备，可以从欧洲引进，也可以通过某些特殊渠道。”王恪意有所指，“至于市场，东南亚是一个，但更重要的是……”
他停顿了一下，手指在茶杯上轻轻敲了敲：“内地。”
茶楼里嘈杂的人声仿佛在这一刻远去了。
霍英东盯着王恪，看了好几秒钟。
“王先生，这话可不能乱说。”他缓缓道，“现在的情况，往内地运货，风险很大。”
“风险大，但意义也大。”王恪说，“霍先生，明人不说暗话。我知道你在做什么，也知道你遇到什么困难。观潮生先生让我转告你：这条路是对的，但要走得聪明些。”
霍英东的表情严肃起来：“王先生到底是什么人？”
“一个希望国家好起来的中国人。”王恪说得很坦然，“霍先生，你做的那些事，有人知道，有人记着。现在可能看不到回报，但总有一天，这份情谊会被记住。”
这话说得很有分量。
霍英东沉默了一会儿，招手叫伙计加了一壶热水。等伙计走开后，他才低声说：“王先生，有些事，心照不宣就好。你说得对，路是对的，但怎么走，要仔细筹划。”
“正是为了筹划，我才来见霍先生。”王恪从随身的公文包里取出一个信封，推到霍英东面前，“这是观潮生先生整理的一份资料，关于未来几年世界航运业的发展趋势，还有一些新技术新船型的介绍。他说，霍先生是做航运的，或许用得上。”
霍英东接过信封，没有当场打开，而是小心地收进西装内袋。
“代我谢谢观潮生先生。”他说，“这份情，我记下了。”
“还有一件事。”王恪说，“观潮生先生最近在研究一个问题：战后世界经济复苏，哪些产业最有前景？他的结论是：航运、能源、基础设施建设。但做这些大产业，需要大资本，也需要政策支持。”
霍英东听得很认真：“香港这里，政策支持谈不上，但资本可以想办法。”
“如果……不只是香港的资本呢？”王恪问。
霍英东的眼神锐利起来：“王先生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有些力量，虽然现在看不见，但正在成长。”王恪说，“霍先生，你相信吗？不出十年，中国会创建起自己的工业体系，会有自己的远洋船队，会开发自己的油田，会建设自己的港口和铁路。”
这话在1951年听来，几乎象是天方夜谭。
新中国刚成立两年，朝鲜战争还在打，国内百废待兴，工业基础薄弱，技术人才匮乏。说要创建完整的工业体系，要有远洋船队，要开发油田……多少人会嗤之以鼻。
但霍英东没有笑。
他认真地看着王恪，看了很久，然后说：“我信。”
两个字，很轻，但很坚定。
王恪心里一动。他知道，这句话不是敷衍，是霍英东真实的想法。这位出身贫苦、白手起家的商人，有着超乎常人的眼光和魄力。
“为什么信？”王恪问。
“因为我见过。”霍英东说，“抗战时期，我在澳门见过那些从内地逃难来的人，有知识分子，有技术工人，有学生。他们虽然衣衫褴缕，食不果腹，但眼睛里有光。那种光，我在香港很多人眼里看不到。”
他喝了口茶，继续说：“后来我做航运，往内地运过货，接触过那边的人。他们很苦，很穷，但有一种劲儿，是拼命想把事情做好的劲儿。有这种劲儿在，这个国家就有希望。”
王恪点点头：“霍先生看得明白。所以观潮生先生说，像霍先生这样的人，不应该只把眼光放在香港这一亩三分地上。应该看得更远，想得更大。”
“怎么做？”
“现在多做准备。”王恪说，“积累资本，积累经验，积累人脉。等到时机成熟，那些现在看起来不可能的事，就会变成可能。”
霍英东若有所思。
这时，楼梯口又上来几个人，吵吵嚷嚷的，打破了茶楼的平静。霍英东看了一眼，对王恪说：“王先生，今天谈得很愉快。不过这里人多眼杂，不宜久留。改日我们再约，好好聊聊。”
“好。”王恪起身，“霍先生，观潮生先生还让我转告一句话：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
霍英东郑重地点点头：“这句话，我记住了。”
两人握手告别。霍英东先带着两个年轻人离开，王恪又多坐了一会儿，等陈卫从对面凉茶铺发来安全信号，才起身下楼。
走出莲香楼时，下午的阳光斜照在街道上。王恪沿着骑楼慢慢走，心里复盘刚才的谈话。
第一次接触，效果不错。
霍英东的态度很明确：他愿意做爱国的事，也愿意与“观潮生”这样的有识之士保持联系。但作为商人，他需要看到实际的利益和可行的路径。
王恪给出的，正是这两样。
航运业发展趋势的资料，是实实在在的帮助。而对未来前景的描述，则是画出了一幅值得期待的蓝图。
更重要的是，他传递了一个信号：你做的，有人知道，有人认可，未来会有回报。
这对于在风险中前行的爱国商人来说，很重要。
接下来的几天，王恪陆续接触了几个人。
六月三十日，他通过周老板的关系，见到了包玉刚。
见面地点在湾仔的一家潮州菜馆。包玉刚此时三十三岁，比霍英东年轻，穿着也更西化，深灰色三件套西装，打着领带，头发梳得一丝不苟。
“王先生，幸会。”包玉刚的普通话比霍英东标准些，带着江浙口音，“周老板说，你是做进出口的，对航运也有兴趣？”
“兴趣谈不上，就是觉得这个行业很重要。”王恪说，“包先生在上海银行工作，应该比我们更清楚，贸易离不开航运，航运离不开金融。”
包玉刚笑了：“王先生说到点子上了。我做银行业务，最大的感受就是：货物流转的速度，就是资金周转的速度。船跑得快，钱就转得快。”
两人从航运谈到金融，再谈到国际贸易。包玉刚的知识面很广，对欧美市场很了解，说话逻辑清淅，很有条理。
王恪发现，包玉刚和霍英东是两种风格。霍英东更务实，更接地气；包玉刚更注重理论和系统，更有战略眼光。
“包先生觉得，香港的航运业，未来该怎么发展？”王恪问。
包玉刚想了想：“现在的模式不行。香港船东大多是小打小闹，几条船，跑固定航线，靠关系和运气吃饭。要想做大，必须公司化运营，创建现代管理制度，还要有稳定的货源和长期的租约。”
“这需要大资本。”
“对，所以航运和金融必须结合。”包玉刚说，“银行提供贷款，船东买船，然后和大型货主签订长期运输合同，用合同向银行抵押，再买更多的船……这是一个良性循环。”
王恪听出来了，这已经接近后世包玉刚“船王”模式的内核思路了。
“包先生有想过自己来做吗？”他问。
包玉刚摇摇头：“现在不是时候。我在银行工作，能看到很多信息。朝鲜战争一打，国际局势太不稳定，航运风险太大。而且……”
他压低声音：“往内地运货，现在查得很严。我这身份，不方便做这些。”
王恪明白了。包玉刚此时还是银行高级职员，有公职在身，确实不方便涉足敏感贸易。而且他比霍英东更谨慎，更注重风险控制。
“但包先生应该也看到了，内地对航运的须求很大。”王恪说，“现在不方便，将来呢？”
包玉刚看着王恪，眼神很锐利：“王先生今天来，不只是为了谈航运吧？”
“明人不说暗话。”王恪坦然道，“我是受朋友之托，来和包先生交个朋友。这位朋友认为，像包先生这样懂金融、懂航运、有国际视野的人才，将来能为国家做很多事。”
“朋友？是‘观潮生’先生吗？”包玉刚突然问。
王恪心里一惊，但面上不动声色：“包先生怎么知道？”
“猜的。”包玉刚笑了，“最近商界都在谈论那篇文章。我仔细读过，作者对国际经济的理解很深，而且……字里行间，能看出对国家的关切。今天王先生来找我，谈航运，谈金融，谈内地须求，思路和那篇文章一脉相承。”
聪明人。王恪心里评价。
“既然包先生猜到了，我也不瞒着。”王恪说，“观潮生先生确实托我转达一个意思：国家建设需要各方面人才，金融和航运尤其重要。希望包先生将来有机会，能在这方面多发挥作用。”
包玉刚沉默了一会儿，说：“我在上海银行工作，经常接触内地来的同志。他们很不容易，资金短缺，技术落后，但干劲很足。我看好这个国家的前景，也愿意尽一份力。但现在……时机还不成熟。”
“理解。”王恪说，“观潮生先生也说，有些事急不得。先积累，先准备，等时机。”
两人又聊了一会儿，交换了联系方式。包玉刚答应，会关注航运业的信息，有机会多交流。
离开潮州菜馆时，王恪心情不错。
霍英东和包玉刚，两个人，两种风格，但都是爱国商人，都有真才实学，都看好国家前景。
这就够了。
种子已经播下，接下来就是等待和培育。
七月二日，王恪收到郑秘书的消息，约他在九龙塘一家书店见面。
这是一家很小的二手书店，藏在巷子深处，店主是个戴着老花镜的老先生，整天埋头修书，对顾客爱答不理。
王恪到的时候，郑秘书已经在书架深处等着了。
“王先生，最近接触得怎么样？”郑秘书低声问。
“见了霍英东和包玉刚。”王恪简要汇报了情况，“霍先生态度明确，愿意继续做，也愿意保持联系。包先生更谨慎些，但表示看好国家前景，将来有机会愿意出力。”
郑秘书点点头：“组织上评估过了，这两个人都可信。霍先生已经在实际行动，要支持。包先生暂时观望，但可以保持联系。”
他从书架上抽出一本旧书，翻开，里面夹着几页纸。
“这是组织上转来的新任务。”郑秘书说，“朝鲜战场进入相持阶段，前线急需一批医疗设备和药品。原来的运输渠道最近出了点问题，需要开辟新线路。组织上希望，你能协助霍先生，把一批货安全运出去。”
王恪接过那几页纸，是货物清单：手术器械、麻醉药品、止血带、消毒用品……数量不小。
“什么时候要？”
“越快越好。”郑秘书说，“前线等不起。”
“运输线路呢？”
“霍先生那边有一条秘密航线，从大鹏湾走。但最近英国水警加强了巡逻，美国第七舰队的飞机也在那一带活动。风险很大。”郑秘书说，“组织上的意思是，不能强求。如果风险太大，可以暂缓，但不能让霍先生暴露。”
王恪想了想：“我来想办法。除了海上运输，有没有考虑过其他途径？”
“比如？”
“空运。”王恪说，“用小型飞机，夜间低空飞行，从香港飞往广东境内。航程短，速度快，不易被拦截。”
郑秘书愣住了：“空运？这……这太大胆了。而且哪里找飞机？哪里找飞行员？怎么避开雷达？”
“飞机我可以想办法。”王恪说，“飞行员……香港有一些退役的空军飞行员，可以想办法接触。至于雷达，1951年的雷达技术还不完善，低空飞行有很大盲区。”
他说得很肯定，因为系统空间里有详细的1950年代航空资料。这个时期，中国台湾国民党空军经常派飞机骚扰东南沿海，用的就是低空突防战术，成功率不低。
郑秘书沉思良久：“这个想法太大胆，我要向上级请示。但你可以先做些准备，比如接触飞行员，了解可行性。”
“好。”
“另外，”郑秘书又说，“组织上收到消息，美国国会正在讨论新的《巴特尔法案》，要进一步加强对华禁运。预计八月份会通过。到时候，药品、医疗器械、工业设备的管制会更加严格。我们要抓紧时间，在这之前多运一些物资进去。”
“明白了。”王恪说，“我会加快进度。”
离开书店时，天色已近黄昏。王恪走在九龙塘的街道上，脑海里飞速运转。
空运的想法，看似大胆，但并非不可行。
1951年，香港启德机场每天起降的飞机不少，除了民航，还有一些私人飞机和小型货运飞机。如果能弄到一架，改装一下，夜间低空飞行到广东，卸货后立即返回……
技术上可行，但实际操作困难重重：飞机来源、飞行员招募、航线规划、地面接应、躲避侦测……每一个环节都不能出错。
但前线等着药品救命。
再难，也要试试。
回到住处，王恪立即开始工作。
他先通过系统空间，调出1951年香港航空业的资料。启德机场的运营情况，驻港英国空军的巡逻规律，周边雷达站的分布，广东沿海的地形和气象条件……
然后，他列出了一个清单：
飞机型号选择：需要小型、低速、航程300公里以上的飞机。运输机，香港有几架在飞货运。其次是比奇18小型飞机，速度慢但灵活。
飞行员：需要熟悉夜间低空飞行，有复杂气象条件下飞行经验，最好是退役军人，政治上可靠。
航线规划：从启德机场起飞后，立即降低高度，贴海面飞行，绕过英军雷达站，从大鹏湾进入广东领空。全程飞行时间约40分钟。
地面接应：需要在广东境内查找合适的降落场或空投场。最好是平坦的沙滩或田野，夜间有信号指引。
掩护方案：可以用“私人飞机夜航训练”或“航空摄影”等理由申请飞行计划，实际飞行时偏离航线。
每一个问题，都需要解决。
王恪在书房里工作到深夜。桌上摊满了地图、资料、计算草稿。他时而查阅系统信息，时而在纸上写写画画，时而陷入沉思。
凌晨两点，陈卫端来宵夜：“王工，吃点东西吧。”
“放那儿吧。”王恪头也不抬，“陈卫，你认不认识会开飞机的人？”
陈卫一愣：“开飞机？我在部队时认识一个，是国民党的空军飞行员，起义过来的。现在好象在广州的航校当教员。”
“起义过来的……”王恪思索着，“政治上应该可靠。你能联系上吗？”
“可以试试，但需要时间。”陈卫说，“王工，你要找飞行员做什么？”
“可能要运一批很重要的货。”王恪没有细说，“你先试着联系，但要注意安全，不要暴露意图。”
“明白。”
陈卫离开后，王恪继续工作。
空运计划风险极大，一旦暴露，不仅会损失飞机和货物，还会牵连很多人，甚至引发外交风波。
但如果不做，前线就会缺少药品，就会有人因为得不到及时救治而牺牲。
这个选择，其实没有选择。
王恪在纸上写下一行字：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但尽人事，不问吉凶。
然后他收起所有资料，锁进保险柜。
窗外，夜色深沉。
但东方，已经隐隐透出曙光。
新的一天，即将开始。
而他要走的这条路，也会在曙光中，继续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