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幅画里，我看到了顾为经所做出的努”
“我不会说这样的画是狗屎。我过去说顾为经在搞狗屎的原因，是由于他能够做的更好，却去选择了最简单的平庸。他曾经尝试思考过，最后却又迈步退了回来。”
他疲惫了，他倦怠了，他成为了系统的傀儡，他一把把脑袋用力的扎进了沙滩里，这是一种对于个人心智和才能的极大浪费。
他对顾为经的失望，不仅仅只是对一种“竞争对手”的失望，更是一种对于“艺术性”本身的失望。对手是一面镜子。
庸俗是人生的全部，所谓的“伟大”，只是碌碌无为的人生之中偶尔闪铄的一两粒碎屑。
这种恐惧无时无刻不缭绕在创造者的心中，担心自己的人生会在某一刻，失去了意义，完全进入到了垃圾时间。
就象那个江郎才尽的故事。
在某一刻，你已经写出了你一生中所能创造出的最好的故事，往后的人生，你将不再得到缪斯女神的关照。
你存在的意义完全被取代，你将会变得一无是处，就这样了，就这样了，往后的每一天都是退步和衰老，往后的每一天，都不会再看见希望。
这是一种共性的恐惧，贯穿着许许多多文艺名家的整个人生。
比如茨威格。
很多人会把奥地利人茨威格和德国人本雅明放在一起，比较其中的文化共性，他们的人生确实有很多相同点，这两个人都是犹太裔的学者文化人，他们的死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无数惨烈悲剧其中的一桩。
本雅明是个哭唧唧式的思想者，整天都有一种末日般的忧虑。他就是那种每天都要喊两遍“啊，天要塌啦，天要塌啦，天要塌啦”的家伙。
然后天就真的塌啦。
希特勒上台，闪电战爆发，法国投降，本雅明想润北美没润成功，在边境被拦了下来。他批判了一翻资本主义、现代性对人的侵蚀，在绝笔里写一“新的废墟不断堆积在旧的废墟之上废墟在向着天空不断的增长”，然后就服药自杀了。
末日的预言者，在末日降临的那一刻选择godie。
看上去也蛮合理的。
但茨威格可不一样。早在三十年代，茨威格就已经跑路润南美去了，他几乎不面临什么直接的危险。但他还是死了。
茨威格要比本雅名大约年长十来岁，他的成长年代是欣欣相荣的黄金岁月，当然，客观上也必须要特别说明这里的战前“黄金岁月”肯定指的是欧洲人的黄金岁月，是对于茨威格这样的精英阶层的黄金岁月。安全，富裕，文化交融。
茨威格就是那种典型在中央咖啡馆里天天和罗曼·罗兰、弗洛伊德，和里尔克喝咖啡的人。正因如此，茨威格早年也是那种“见风暴激动如大海”的人，他的性格里洋溢着一种非常乐观的精神，在作品里充满了对于身边弱者的同情。
在这样的环境里出生的人，他似乎就是会觉得世界的未来一定会变得越来越好，觉得各国的人们拥有着诸多争执，但大家还是会坐在一起，举杯畅饮，谈论着艺术与理想。
然后。
战争就来了，几千万人在短短几年内死去，人脑子打成了狗脑子。再然后，短短20年的和平，战争又来了，又是更多的人在炮火里死去。
茨威格人都麻了。
就这样了，这个世界就这样了，再也不会变好了，永远也不会。他写了那本着名的《昨日的世界》，这本书真的和张岱的《西湖梦忆》在气质和背景上非常非常的相象，都是在一片废墟之中，对于昔日繁华盛景的怀念。
比张岱也比本雅名幸运的是，茨威格并不是一个潦倒汉，死老翁。他在巴西过的很不错，富裕、安全、宁静还很受人尊敬。炮弹不可能穿越大洋，砸到他的家中。
但他还是死了。
他在遗作《昨日的世界》里回忆，一战爆发的时候，身为奥匈帝国的国民，他当时正在“敌国”比利时度假。那一天，他坐在市民公园的椅子上，一边听着远方的音乐，一边捧着本俄国文艺评论家的《托尔斯泰和陀斯妥耶夫斯基》在读。
鸟儿唧唧喳喳的叫。
那就是一个非常平凡的午后，一点点战争的气氛都没有。突然，音乐声直接停了，散步的人们在喷泉边传着一条爆炸性的消息。
“斐迪南大公被刺杀了”。
他身为帝国的国民，一点反应都没有，身边很多奥地利人也没啥悲伤。他说大家敬爱的是鲁道夫皇太子，当年他自杀的时候人们都很悲痛。至于这个斐迪南什么大傻冒，茨威格原文白纸的黑字的写，他见过斐迪南大公本人，这人“长的跟长脖子的叭儿狗似的”，一点都不可爱。
死就死呗。
别说茨威格了，所有人都知道，连约瑟夫皇帝本人都很不待见这个储君。
大家得知了消息，接着奏乐，接着舞。
“该谈天的谈天，该欢笑的欢笑。到了深夜，餐馆里又奏起了音乐”。到了第二天，报纸上讨论的最多的问题压根就不是什么报仇，而是要把斐迪南大公葬在哪儿，皇储夫人有没有资格葬进哈布斯堡墓园。大家传各种宫帷八卦，传的特别开心。
后来，有个比利时本地的朋友突然来了一句，“这可是大事唉，会不好打仗啊。”茨威格对他的朋友拍着胸脯说，把心放在肚子里哈，怎么可能的事情呢。
杞人忧天！
他指着街边的路灯，说这是无稽之谈！看看你身边有多少德国人！要是德国会向比利时进军，你们就可以把我吊死在路灯之上！
1914年夏秋之交，斐迪南大公被刺杀，茨威格说
“无稽之谈，如果德军向比利时进发，你们就把我吊死在路灯之上好啦！”
这大约是茨威格一辈子所写过的最具有黑色幽默气质的话语了。
几天之后。
战争爆发。
后来，战争结束后，茨威格移居了南美。
他没有死在战火纷飞的一战里，却死在了二战，死在了对他来说，平静而安宁的家中。他在书中幽默的向比利时的朋友开玩笑，说感谢他们当年没有履行承诺。然后服毒自杀。
1942年2月23日。
那是一个星期一，女佣打开房门，看见了茨威格和他的妻子两个人穿着正装，平静的躺在床上，双双死去。
桌子上则摆放着茨威格的遗嘱，将所有的旧衣服分发给有需要的人，给女拥多发两个月的薪水，将他所持有的巴尔扎克校样文稿全部捐给巴西国家图书馆，将怀表和妻子的胸针留给侄子。
最后。
茨威格夫妇对巴西人的热情好客深表感激，虽然他无力用更大的耐心去等待好时光的到来，但祝愿所有的朋友都能在经历战争已经带来和即将带来的漫长黑暗之后，还能看到新岁月的曙光。
茨威格希望和平终将到来。
但他已经等不了。
“我死于对于勇气和力量的缺乏。”茨威格留下了绝笔。
一直郁郁寡欢，不断预言着末日将近的悲观者，在末日降临的时候，服毒自杀。一直充满了乐观精神，会和朋友开玩笑，要是战争真的到来你们就把我吊死在路灯上的乐观者，在末日降临的时候，同样也服毒自杀。
这是一种对于战争无情的残酷性的最好描写。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杀死本雅明的也许是恐惧，啊啊啊，要死啦，要死啦，现在死是死，进了集中营死还是死，不如早死早超生。
杀死茨威格的是绝望。
啊啊啊，这个残酷的世界啊。
这个世界就这样了，满目疮痍，曾经的水晶球已经碎了一地。
活着还有意义呢。
不如就这样去死吧。他在巴西明明什么都有，什么都不缺，但他觉得生命本身都已经完全失去了意义。“我死于缺乏勇气和力量。”
这种恐惧，这种绝望也出现在很多很多画家的身上，亨特·布尔曾经在毕加索的画室呆过，只有亲近的人才会知道一些秘闻，比如毕加索晚年会一次一次的询问他的情人与妻子。
“你还爱我么？”
“我还是个好画家么？”
“我还有创作的灵感么？”
老头子会象小孩子一样赖在床上不起来，必须要让身边的人一边一边一遍的给予肯定的答复。说爱他，说他是一个好画家，说他是她一生见过的最充满灵感的人，才会起床，重新变为那个骄傲的象一头斗牛一样的毕加索。
整幅画都充满忧郁的蓝。
这种忧郁，这种恐惧，远远远远不是毕加索一个人的特质，这是很多画家的共通性。顾为经和伊莲娜小姐曾多次讨论过的，把它拿来当作卡拉参照物的印象派女画家玛丽·克萨特就是眼科手术以后失明，失去了作画的能力。
这种恐惧不仅表现在了克萨特的画中，还直接表现在了莫奈的画里。
莫奈就是因为这件事情，才对白内障手术充满了恐惧，怕的不行，一开始死活不愿意去做。他很多幅作品《睡莲》里的色调，都与这件事情相关。
它代表着一种人间的失格，一种自我价值的丧失。
毕加索当然没有失明，但他一辈子都笼罩在同样的情感里，他一遍一边的确认着，确认着，确认着自己是否还是个优秀的画家。
每一次，他的女人们都会给予相同的答复。
但不管他听到了多少句“爱”，多少个“是”，还是会有评论家会说，晚年的毕加索在艺术上并无任何建树。
他只做了一件事情。
那就是一遍一遍又一遍的重复重复再重复着年轻时候的自己。
功成名就之后的自我循环是所有画家共通的诅咒，亨特·布尔尝试战胜这种恐惧，尝试在顾为经身上找到“勇气与力量”。尔曾经看到过一有一瞬间，他真的在顾为经身上看到了那种感觉。所以。
他才有沉默了这么多年，跟死咸鱼一样，拿着《油画》的银子，无论布朗爵士怎么求都懒得翻一个面。萨拉说的很对。
布尔先生未必有多么喜欢伊莲娜小姐，布尔先生也未必有多么讨厌顾为经。
正象他曾经体验过的那些生活一样。
它是空洞的玻璃，亦是透亮的镜子。
也许这就是一个解不开的诅咒。
他真正绝望的是，他发现毕加索好歹是晚年才失去了那种强大的创造力，顾为经一一这边这家伙，才二十岁就开始跟卡住的磁带一样，单曲循环了。
也许。
他那么失望，他那么的绝望。
所以他大吵大闹，撒泼打滚。
他觉得顾为经不会更好了。
那么他也不会。
他们全都会笼罩在恐惧里，他们全都进入了人生的垃圾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