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制与财政改革的风波尚未平息，汴京城内暗流涌动，各种明里暗里的抵制、诉苦、攻讦之声不绝于耳。尤其是三司及其关联的利益网络，反弹最为激烈。然而，端坐于政事堂与秦王府的陈太初，对这些嘈杂的声音，却表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淡然。
他当然知道阻力巨大，也预见到了反扑。但他更清楚，真正的“大势”并不在这些抱残守缺的既得利益者一边。新政在河北、京东等地的试点，虽有波折，但土地重新分配后农户生计的改善，工伤案件公正审理后工匠们眼中重燃的希望，商税法度明晰后市井略显活跃的气象这些点滴变化，正在悄然改变着千千万万普通人的想法。一种朦胧的、却又实实在在的感觉，开始在基层蔓延：也许只是也许自己的命运，真的可以不全然由官老爷、由老天爷掌控，而是能凭着自己的劳作、遵循某种看得见的规矩，去争取一二。
这，才是陈太初心中真正的“大势”，是任何个人、任何利益集团在历史车轮面前都显得渺小的根本原因。他现在要做的，不是与那些反对者纠缠于一城一池的得失，而是要加快为这股“大势”铺设更加坚实、通畅的轨道。
这轨道，一在“文”——人才的选拔与培养；一在“武”——军队的控制与使用。这两者，恰恰是历代王朝兴衰更替的关键，也是他的新政能否真正突破“王朝周期率”的核心所在。
首先摆上议事日程的，是科举制度的改革。
这一日，在政事堂旁专设的“新制筹备厅”内，气氛比讨论官制、财制时更加凝重。在座的除了何栗、宗泽等重臣，还有礼部、国子监的主官，以及几位以学问着称的翰林学士。科举，关乎“士”这个统治阶级根本的晋身之阶，其敏感程度，甚至超过了直接的利益调整。
“诸公，”陈太初开门见山，“今日所议，乃为我大宋未来百年计，重新规划人才选拔之途径。旧有科举，以诗赋、经义取士，为朝廷选拔了大批文学之臣，功不可没。然而，如今国家欲行新政，百业待兴，所需人才，已非仅是吟风弄月、通晓经典之辈。”
一位老翰林忍不住道：“王爷，诗赋以观其才情，经义以察其学养，此乃取士之正道。通经明理，自然能治国安邦。难道要弃圣人之学不顾？”
“非是弃之不顾，而是与时俱进，扩而充之。”陈太初缓声道，“圣人之学，教人明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核心精神，在于‘用世’，在于‘经世致用’。然而，治国平天下，仅有道德文章足够吗？理财需通晓钱谷，治河需明白水利，断案需熟知律法，强兵需研习韬略这些，皆是实学。”
他展开一份早已准备好的方案：“故此，新的科举之制，当打破唯一途径，开设多科，为各行各业有志、有才之士，开辟晋身报国之路！”
方案要点清晰：
1保留并改良“进士科”，作为选拔通才型官员的主干。考试内容，大幅增加“时务策”与“案例分析”的比重，减少纯文学性的诗赋篇目。经义部分，强调对经典义理的理解与运用，而非死记硬背。
2新设“明法科”，专门选拔司法、监察系统人才，考察律令、案牍、审判实务。
3新设“明算（经济）科”，选拔财税、统计、工商管理方面的人才，考察算学、会计、经济策论。
4新设“格致（科技）科”，选拔天文、历法、水利、工程、医学、农学等方面的专门人才。考察相关专业知识与实践能力。
5新设“武备科”，与传统“武举”（侧重个人勇力）并行，侧重考察兵法韬略、地理舆图、后勤筹算、新式兵器操作与维护等，为军队选拔职业军官。
6各科考中者，皆为“及第”，享受国家选拔人才的待遇与荣誉。但授官时，原则上按科分流，“明法”入法司、监察系统，“明算”入财税、工商系统，“格致”入各专业衙门或国立研究院，“武备”入各军任初级军官。“进士科”及第者，可作为通用型人才，补充各地方、各部门。
7所有科目，均设立从州县到省（路）再到礼部（中央）的多级考试体系，并强化对考生身份、品行的审查，防止冒滥。同时，在国子监及各地官学中，逐步增设相应科目的教学内容。
“如此，”陈太初总结道，“读书人可根据自身志向与特长，选择不同的报国之路。朝廷亦可得到各个领域的专门人才，而非所有人都挤在诗赋经义这一条独木桥上。这是‘与士大夫及百姓共治天下’在人才选拔上的体现，也是为新政的长久实施储备力量。”
方案一出，厅内鸦雀无声。这改革的幅度，甚至比官制、财制更为深刻，直接触及了文化与教育的根基。那位老翰林嘴唇哆嗦着，想说什么，却一时无从反驳。陈太初的话语站在了“经世致用”的道德高点，且并未完全废弃传统进士科，让反对者难以找到有力的攻讦借口。
何栗沉吟良久，方道：“分科取士，确能解专门人才匮乏之急。只是‘格致’、‘明算’等科，所学所考，是否有悖圣人之教？且这些技艺之人，与进士出身者同列朝班，是否妥当？”
“文缜，”陈太初正色道，“大禹治水，非通水利不可；诸葛亮制木牛流马，非明机巧不行。圣人之教，教的是心性与道理，而非具体的谋生技艺。让专门的人才去做专门的事，正是物尽其用、人尽其才。至于朝班序列既同为国家选拔的及第之士，自当以品级、职务论高下，而非以出身何科论尊卑。这，也是新制‘名实相符’的体现。”
讨论持续了很久，反对与疑虑不少，但陈太初准备充分，论述有力，更关键的是，他指出了当前新政急需各类专门人才的现实困境。最终，在宗泽等务实派的支持下，科举改革的基本框架被原则性通过，交由礼部会同国子监等部门细化条例。
然而，与科举改革相比，接下来要讨论的军队问题，让在座的文官们神情更加紧张，甚至带着一种深深的忧惧。
“王爷，”何栗的声音带着沉重，“新军制度，关乎社稷安危，不可不慎。唐之藩镇，前车之鉴不远。我朝太祖立国，杯酒释兵权，行更戍法，设枢密院与三衙分权，皆是为防武人坐大。如今新政，若处置不当”
他没有说完，但意思很明白。在场的文官，包括一直支持变法的宗泽在内，对于军队都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忌惮。他们承认岳飞、韩世忠等将领的忠勇与能力，也知道强兵的重要，但更深的恐惧在于：这些“骄兵悍将”，在陈太初这位强势统帅在时自然能驾驭，可一旦陈太初不在了，谁能保证他们不会成为新的藩镇、新的叛乱根源？
陈太初静静听着，脸上没有多少波动。他理解这种恐惧，这是宋代“重文抑武”国策下文官集体的心理烙印。但他的解决思路，与他们，甚至与这个时代的大多数人，都截然不同。
“诸公所虑，甚是。”他开口，声音平静，“军权乃国之重器，不可假人，亦不可废弛。然而，防范军阀割据，未必只有‘抑制’、‘分权’一途。唐之藩镇，其所以能割据，根本在于掌握了‘兵’、‘粮’、‘财’、‘地’四项大权，尤其是能自行征兵、筹粮、铸钱、任官，俨然独立王国。”
“我们的办法，不是去削弱军队的战斗力，而是从根本上，让地方将领无法、也无必要去追求‘割据’。”他的目光扫过众人，“其核心，在于‘分离供给，中央控核’。”
“具体而言，”陈太初拿出另一份方案，“第一，将军队的后勤供给彻底拆分。粮秣被服等基本军需，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由朝廷统一调拨，保障基本所需；另一部分，允许地方驻军在划定的军屯区或通过与地方政府协作进行一定程度的自筹，以补不足，并提高效率。这部分自筹，必须在严格的预算和审计监督下进行。”
“第二，也是最关键的一点，”他加重了语气，“所有的武器、装备，尤其是制式兵甲、弓弩、火器（如震天雷、改良神臂弓等），以及最重要的——弹药（包括箭矢、火药、弹丸），其生产、储存、配发，全部由中央直接控制！”
“在京师及几处战略要地，设立直属于枢密院（或未来的国防部）的‘兵工总署’，下辖各类专门的兵工厂、火药局、器甲局。所有的核心技术、关键材料、生产流程，严格保密，集中管理。地方各军，包括边军，只负责武器的使用、日常维护和基础保养，绝对无权自行铸造、生产，尤其是火药与精良的制式兵甲！”
这个想法让在座众人眼前一亮。是啊，你地方将领就算有粮、有人、有地盘，可武器打坏了没处修，弹药用完了没处补，尤其是威力巨大的新式火器，没了中央配发的专门弹药就是一堆废铁！你拿什么割据？拿锄头木棒对抗中央军的精良装备吗？
“不仅如此，”陈太初继续道，“兵工体系要不断研发、更新换代。中央掌握最先进的武器技术，并定期为各军换装。地方部队手中的武器，永远比中央直属部队、比兵工厂的最新型号落后一到两代。这就形成了一种绝对的技术代差和供给控制。”
“再辅以完善的军事法规、严格的军事法庭、定期的将领轮换与异地任职制度，以及未来由宪法确保的、军队效忠于国家而非个人的根本原则，”陈太初的声音充满了笃定，“如此，方可既保持军队的强大战斗力，又能从制度根源上杜绝军阀割据的可能。这不是靠压制武人，而是靠制度与技术的力量，来实现国家对暴力机器的绝对掌控。”
厅内一片寂静，只剩下粗重的呼吸声。何栗、宗泽等人脸上的忧惧渐渐被一种恍然与震撼所取代。这个方案，完全超出了他们固有的思维框架。它不再纠结于“文尊武卑”的道德叙事，而是用一种近乎冷酷的理性和前所未有的技术手段，构建了一套全新的防范体系。
“妙啊！”宗泽忍不住击节赞叹，“此策，可谓釜底抽薪！武器弹药尽在中央，地方将领纵有异心，亦是无牙之虎，不足为虑！且中央掌握最新技艺，不断更新，可保军力长盛不衰！”
何栗也缓缓点头，眼中的疑虑大为消减：“若能严格执行，确是一劳永逸之法。只是这兵工体系的建设、管理，所需耗费、所需人才，恐怕是个天文数字。”
“所以，需要‘明算’、‘格致’之科举人才，需要稳固的中央财政。”陈太初道，“这一切，都是环环相扣的。文教、财政、军事，乃至即将确立的宪法，共同构成了新政的支柱。缺一不可。”
他的目光投向窗外，仿佛看到了那即将到来的、更加激烈的风雨，也看到了风雨之后，那个他竭尽全力想要塑造的、不同于以往任何王朝的新世界的朦胧影子。“二十年”他在心中默念，“但愿，这些框架，能撑得更久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