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饭后，谷永金和陈小颜带着满心的喜悦和期盼，高高兴兴地坐上杨从先开的吉姆轿车，被送回了三十公里外的橡胶农场。按照约定，第二天上午，杨从先会再次开车去农场，专门为他们两人办理调动手续。
昨天刚抵达丽瑞县城时，因为连续几天长途驾车的疲惫，刘正茂几乎是头一沾枕头就睡着了，睡得又沉又香。
可今天晚上，明明身体也很疲倦，但躺在那张招待所的单人床上，刘正茂却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了。他睁着眼睛，无意识地盯着房间天花板上那些在昏暗灯光下爬来爬去的、灰褐色的小影子——那是好几只壁虎。它们静静地趴在墙角和天花板的缝隙处，偶尔快速移动一下，捕捉着趋光而来的小飞虫。
刘正茂从小就有点怕这种带尾巴的、能贴在墙上爬行的软体动物。他总忍不住想，万一有一只掉下来，正好落在床上，甚至落到自己脸上、脖子上……那感觉，光想想就让他头皮发麻，浑身不自在。因为这份担心，他睡意全无，神经反而越来越紧绷。
忍了半晌，他实在受不了了，一骨碌爬起来，穿上鞋，跑到楼层的服务台，想请值班的女服务员想想办法，把房间天花板上的壁虎驱赶走，至少让自己能安心睡觉。
可那位本地长大的中年女服务员听了他的要求，觉得有些好笑，用带着浓重当地口音的普通话安慰他：“同志，莫担心啦！那些巴壁虎是益虫，在帮你抓蚊子呢！它们不咬人，胆子小得很，你不动它，它绝对不会掉下来的。没事的，放心睡吧！”
刘正茂被她说得有些窘迫。他是个大男人，又是在执行任务的“干部”，总不能在一个女服务员面前承认自己害怕壁虎吧？那也太丢份了。他只好硬着头皮，讪讪地说：“哦……是抓蚊子的啊，那……那挺好。行，我知道了，谢谢啊。”
他强作镇定地回到房间，重新躺下。可眼睛一闭上，脑海里就不由自主地浮现出壁虎在头顶爬动的画面，耳朵也似乎变得格外灵敏，总疑心听到窸窸窣窣的声响。结果就是，他躺在床上，身体僵硬，精神高度紧张，睡意全无。
而另一张床上的杨从先，这位经历过战火考验的转业军人，对这些小东西根本毫不在意。他躺下没多久，就发出了均匀而有力的鼾声，睡得那叫一个踏实香甜。这鼾声在寂静的房间里格外清晰，反而更加衬托出刘正茂的辗转反侧。
就这样，刘正茂几乎瞪着眼睛度过了大半夜，直到天快亮时，才因极度的困倦勉强迷糊了两三个小时。
第二天早上，当杨从先精神抖擞地起床、洗漱完毕，看到从床上爬起来的刘正茂时，不禁愣了一下。只见刘正茂顶着一对醒目的黑眼圈，眼神涣散，满脸倦容，活像两只熬夜的熊猫。
“刘知青，你昨晚……没睡好？”杨从先有些疑惑地问。他记得昨天刘正茂看起来还挺正常的。
刘正茂有苦说不出，只能含糊地“嗯”了一声，揉了揉发胀的太阳穴，心里暗自懊恼：真是的，大风大浪都过来了，居然被几只小壁虎搞得一宿没睡踏实，说出去都丢人。
岛弄农场书记满文斌同志，是高邮金坛人。家中薄有田产，父亲颇有远见，送他到城里上学，接受了新式教育。
1938年，倭寇入侵，山河破碎。年仅十七岁、正在中学读书的满文斌，怀着一腔热血，毅然投笔从戎，加入了途经家乡的新四军部队。
因他识文断字，在队伍里算是个难得的“文化人”，很快被带队干部看重，委以文书之职。主要承担一些文牍工作，行军休息时，便主动教战士们识字扫盲，也常常替不识字的战友撰写家书。加之他为人谦和敦厚，与部队里的干部、战士都相处得十分融洽。
到解放战争胜利时，满文斌随部队工作团转入地方工作。他先后参与了沪市、鄂市以及春城的接收与管理，积累了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最后在春城市政府计划处任副处长，展现了出色的统筹能力。
当时，国家建设急需大量橡胶。橡胶作为重要的战略物资，国内产量极低，又遭国外势力严密封锁禁运。高层决定自力更生，在自然条件适宜的彩云省成立了数个以种植橡胶为主的大型国营农场。
为了加强这些新建农场的领导力量，像满文斌这样既有地方管理经验又有坚定革命意志的干部，便被组织委以重任，调往农场任职。他担任了总场的副书记，同时兼任条件较为艰苦的四分场书记，肩负起拓荒创业的重担。
四分场的主要负责人虽是满文斌，但他的工作重心更多放在总场那边。四个分场的工作人员加起来有数千之众，几千人的吃喝拉撒、生产生活，是一个极其庞杂且压力巨大的现实问题。
农场的主要领导基本都是从外地调入，只有满文斌因在春城工作过，对本地情况相对熟悉。因此，农场党委便委派他主要负责与地方政府的联络协调任务。
说白了，就是需要他四处奔走，“找关系、跑部门”，为农场争取政策倾斜与物资支援。时代所限，当时全国生产力水平低下，物资普遍短缺，何况农场地处丽瑞这类偏远的边境地区，条件更为困难。因此，满文斌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消耗在了为农场“找米下锅”、解决各种物资匮乏的难题上。
昨天，他刚从宏德州交涉归来，此行结果依旧不尽如人意，只要到了申请额度一半的生活物资，可谓杯水车薪。
风尘仆仆回到四分场，主管日常生产的白副场长前来汇报工作。除了日常事务，白副场长还顺便提起，前日有两个江南省来人到农场欲调动知青，但因对方所要找的人，他并不认识，且觉得手续不清，便未予办理，让对方离开了。
对于外面单位来调离知青的事，满文斌经历得太多，早已司空见惯，并未特别在意。此刻他心头萦绕的，是农场那日渐减少的储备物资还能维持多久，以及下一步该去何处筹措生产工具和保障基本生活所需的物资，这才是关乎几千人稳定的大问题。
听完白副场长的汇报，满文斌书记只是例行交代了几句，要求白副场长注意抓好农场工人们的思想教育工作，鼓励大家努力增加产量，同时也要保持警惕，注意生产安全。
这天一早，谷永金和陈小颜连早饭都顾不上吃，就匆匆跑到通往四分场唯一的路口，翘首期盼杨从先的到来。
昨晚回到宿舍，两人连夜整理了自己简单的行装，并将能够离开农场、返回江南老家的消息告知了同宿舍的知青。室友们闻讯，在向他们表示由衷祝贺的同时，也不禁联想到自身渺茫的前途，内心充满了深深的忧虑与羡慕。
在男知青宿舍这边，那位沪籍的知青队长为了给谷永金饯行，又带着几个要好的知青，设法弄来些本地产的羊奶果和香蕉，举办了一场以茶代酒的简单欢送会。
聚会开始时，大家还强颜欢笑，回忆着初来时的种种趣事，但说着说着，话题便不由自主地转向了对远方家乡的思念，进而演变成了一场倾诉多年艰辛与委屈的诉苦会。说到动情处，部分男知青忍不住黯然落泪。
能够离开这里，谷永金在为自己感到庆幸的同时，看着这些朝夕相处、却仍需在此坚守的同伴们，心中也充满了难以言说的惋惜与酸楚。
最后，那位沪籍知青队长握着谷永金的手，语重心长地说：“谷知青，你回去后，一定记得给我们写封信报个平安。到了新的工作岗位，一定要好好干，保持发扬我们知青吃苦耐劳、艰苦奋斗的作风，走到哪里都不能给咱知青丢人！祝你未来一切顺利！好了，时候不早了，大家都休息吧，明天一早还要上山割胶。谷知青，明天恐怕无法亲自送你离开了，请你多多谅解！”
等待的时间总是格外漫长。谷永金和陈小颜在路口蹲了又站，站了又蹲，双腿都已发麻，望眼欲穿。直到九点多钟，那辆熟悉的进口小轿车终于出现在了他们的视野尽头。
汽车驶到近前停下，杨从先让谷永金和陈小颜上了车，再次开往农场办公室。这一次，由满文斌书记亲自接待了杨从先。
仔细查看了杨从先出具的江南省城公安局介绍信和高岭县樟木大队的知青接收证明后，满书记平和地说道：“杨同志，你们接收证明上列出的五位知青中，目前只有谷永金和陈小颜两位同志在我们四分场。陆文君同志因为身体原因，几年前就调到一分场去工作了，你需要去一分场为她办理手续。”
“至于另外两位，他们是私自出境，目前下落不明，我们农场也无法掌握其具体情况。”
杨从先点点头，表示认可满书记的说法。他学着刘正茂处事的老练样子，从口袋里掏出一包香烟，轻轻放在办公桌上，然后客气地询问道：“满书记，那么谷永金和陈小颜这两位知青的调离，还需要办理哪些具体手续？请您指示。”
对于知青调离农场，满文斌早已习以为常。他拿起桌上的烟，打开包装，先递了一支给杨从先，又示意性地递给谷永金一支。谷永金连忙摆手表示不会抽。满书记便自然地将其含在自己嘴里。杨从先见状，迅速划燃火柴，为满书记点上了烟。
满书记深深吸了一口烟，缓缓吐出烟圈，随后拿起笔，在一张便条上写了几个字，递给谷永金，这才说道：“你们先去场部会计那里结清个人账务，然后凭会计开的单据，到办公室管档案的同志那里领取你们个人的档案资料。办好这两件事，你们就可以离开了。”
在财务室，陈小颜因有些许结余，可以领到十一块钱。而谷永金因为此前曾有借支，账面上反而欠农场八块钱。他身无分文，自然拿不出这笔钱，最终还是由陈小颜替他垫付了。
拿上财务室开具的结清款项的收据，两人又找到管理档案的干部，顺利领取了自己的档案袋。至此，谷永金和陈小颜的调离手续才算正式办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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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农场前，杨从先再次来到办公室，向满文斌书记表达了诚挚的谢意，随后便带着谷永金和陈小颜，驾车离开了岛弄农场四分场宿舍。
先到了知青宿舍区。谷永金和陈小颜各自的行李早已在前一晚就打包好了。杨从先没有下车，只是将车停在宿舍区外的空地上，静静等候。
谷永金和陈小颜各自默默走向自己住了近九年的宿舍。
此时，早已过了上工时间，其他知青都已离开，整个宿舍区显得格外空旷寂静，只有风吹过茅草屋顶的窸窣声和远处隐约传来的劳作号子。
陈小颜轻轻推开那扇熟悉的、油漆斑驳的木门，走进女知青宿舍。屋内光线昏暗，陈设简陋，几张木板床整齐排列，空气里混合着汗味、橡胶味和潮湿的霉味。她走到最里面靠窗的那张床铺前，那曾是她九年的栖身之所。床上只剩下光秃秃的木板，她那只从江南老家带来的旧木箱，就放在床板上。
木箱很旧了，边角处的漆皮早已磨光，露出木头的原色，上面用红漆写的“陈”字也已黯淡模糊。她蹲下身，提起木箱。箱子不重，里面除了几件洗得发白、打着补丁的换洗衣服，一双舍不得穿的新布鞋，以及一个小小的针线包，再没有其他多余的东西。她从家里带来的那床棉絮，因为用了九年，早已板结发硬，失去了保暖性；搪瓷面盆磕碰得坑坑洼洼，掉了不少瓷。这些用旧了、不值钱却又承载了无数记忆的日常用品，昨晚她已经分送给同宿舍的几位姐妹了。
当她提着这只几乎是她全部家当的木箱，站在床边，最后一次环顾这间充满回忆的陋室时，一股极其复杂、难以言喻的滋味猛地涌上心头。目光扫过斑驳的土墙、糊着旧报纸的窗户、墙角堆放的劳动工具、姐妹们床头的简单杂物……九年的青春岁月，无数个日夜的艰辛、期盼、泪水和偶尔的欢笑，仿佛都凝固在这小小的空间里。泪水毫无征兆地涌出，顺着她瘦削的脸颊无声滑落。
她静静地站着，任由泪水流淌，仿佛在用这种方式与过去告别。大约两分钟后，她抬起手，用袖子用力抹去脸上的泪痕，深吸一口气，转身准备离开。
就在她提着箱子，经过屋子中间那张用木板钉成的简陋饭桌时，脚步却猛地顿住了。她看到，桌上放着一个熟悉的铝制饭盒，饭盒下面，压着一张折起来的纸条。
她放下木箱，拿起纸条展开。上面的字迹有些歪斜，却写得很认真：
陈小颜：
这是大家给你留的早餐，一定要吃了再走，路上安心。
我们要出工，不能送你啦。姐妹们祝你一路顺风，回到老家好好的！别忘了我们。
陈小颜的目光从纸条移到那个饭盒上。她颤抖着手打开盒盖，里面是半盒糙米饭，饭上卧着几根咸菜，还有一个显然是特意省下来的煮鸡蛋。鸡蛋小小的，在昏暗的光线下，壳却显得格外白净温暖。
看到这里，陈小颜再也抑制不住，猛地用手捂住嘴，可“哇”的一声哭喊还是冲破了指缝。在这偏远的异乡，这群来自天南地北、同样苦命的姐妹们，在临别之际，用她们所能给予的最朴实、也最珍贵的温暖，彻底击碎了她最后的心防。九年里，大家有过摩擦，有过抱怨，但更多是相依为命、相互扶持。这一刻，所有的不快都烟消云散，只剩下浓浓的、化不开的情谊和离别的酸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