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12月下旬至1929年1月初，法国南部，马赛郊外工业区
勒菲弗用冻得发僵的手指，再次数了数口袋里那几张皱巴巴的纸币和寥寥无几的硬币。
不够，远远不够。
勒菲弗兜里的这点钱，连昨天街边的面包铺里挂出的那个可怕新价签的一半都不到。
他站在自家简陋公寓的窗前，看着外面铅灰色天空下萧瑟的街道。
曾几何时，当法共在北方起义，通过《日内瓦协议》在议会和街头都争得一席之地后，皮埃尔和南方的工友们确实感受到了一丝变化。
迫于法共和共产国际的压力，当时的法国政府不得不在议会里通过了几项法案：
法定了最低工资标准，缩短了一点法国工人阶级的工作时间，承诺改善工厂安全条件。
工人们的罢工权得到了某种程度上的承认，各地的工会活动也比以前大胆了些。
法国社会上的物价虽然也在涨，但南方工人们的工资似乎勉强能跟上。
勒菲弗记得，1927年的圣诞节，他甚至能给妻子和两个孩子带回一小瓶真正的葡萄酒和一块额外的鹅肝酱，那短暂的丰足感曾让他们觉得，法共参与到国家治理来，往后的日子或许真的在慢慢变好。
然而，不久前从美国传来的金融崩溃消息，轻易地摧毁了法国社会这脆弱的平衡。
皮埃尔工作的造船厂曾经因承接改装商船和部分远洋订单而忙碌。但是在上个月突然宣布“无限期停工”。
造船厂的厂主，那个总是梳着油头、自称与美国投资人关系密切的该死的资本家，在不久前最后一次简短露面时，面色灰败地宣称“全球需求萎缩，信贷冻结，公司财务已无法维持”。
勒菲弗和厂子里的工人们的工资只发到了十一月中旬。
等到皮埃尔拿着这些钱去购买生活必需品时，才发现法郎的购买力每天都在缩水。
法郎，这个曾经象征法兰西荣耀的货币，如今成了烫手的山芋，无人信赖。
报纸上每天都在报道汇率新低，黑市里德国劳动马克、瑞士法郎大行其道。
就连市面上面包的价格，这个最关乎法国大众底层最低生存的指标，在过去一个月里翻了不止两番。
牛奶、黄油、土豆、煤块所有法国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价格都像断了线的气球，疯狂上窜。
而南方工人们收入的那一端，已经彻底崩解了。
皮埃尔的妻子，原本是在纺织厂做零工补贴家用的，但是那个厂子也在上周关门大吉了。
失业潮迅速扩散到了整个社区。
政府的救济金是杯水车薪的，且发放迟缓，苛刻的资格审查和漫长的排队耗尽了法国底层人民的最后一丝尊严。
在经济危机不久后，在公民们传言中政府为了挽救经济颓势的“公共工程计划”只闻其声，不见其影。
勒菲弗的积蓄——本来是为孩子上学和应付不时之需而一点点攒下的——在支付了暴涨的房租和购买了几次高价食物后，已经开始见底了。
法国的寒冬成了民众们另一个凶恶的敌人。
煤价高昂，人们不得不减少取暖时间，全家挤在唯一还有点热乎气的厨房里。
勒菲弗的小女儿索菲前几天就已经开始被冻得咳嗽了，勒菲弗和玛丽忧心忡忡，去药房一问，简单的止咳药品的价格也涨到了令人咋舌的地步。
没办法，他们只能熬着，希望孩子的抵抗力让她能挺过去。
对比成了最尖锐的讽刺。
在街头的广播里偶尔会提到法国北方赤区的情况——虽然政府的电台总是语带隐隐的贬斥之意，但一些无法被法国媒体完全掩盖的消息还是会透出来：
那里物价相对稳定，食品配给制保障了基本供应，公共工程在继续，没有大规模失业。
工会和工人委员会似乎真的在管事。
勒菲弗在工会认识的一位老朋友，半年前因为工作调动去了里尔，最近偷偷给勒菲弗寄来一封信，信里没有多说什么，只是提到“工作照常，食堂供应热汤，孩子学校有取暖”。
寥寥数语，却勾动了勒菲弗的心。
就在勒菲弗他们家这个贫民区几条街外，那些有钱人的街区，似乎并未受到太大影响。
咖啡馆里依然飘出浓郁的咖啡香气，商店橱窗里陈列着昂贵的商品，汽车依然驶过。
报纸上还在争论是否要进一步削减公共支出、提高税收来“稳定法郎”，保护债权人的利益。
政客们在巴黎波旁宫互相攻讦，却拿不出任何真正能缓解普通人痛苦的方案。
勒菲弗觉得，自己和家人，还有千千万万像他们一样的工人、小职员、破产的小店主，被这个国家遗忘了。
有时，勒菲弗甚至在想，如果当初法共在南方搞工运的时候，自己也豁出去了，加入到法共的队伍里，是不是现在的生活就不会过得如此艰辛了。
如果南部的法国工农阶级能像北部的同胞们那样，是不是一个像邻居红色德国那样的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国家也会在法国建立呢。
一天傍晚，勒菲弗在空荡荡的船厂外徘徊，遇到几个同样失业的工友。
大家围着一个锈蚀的铁桶，点燃了些废木料取暖。
沉默中，一个年轻工人低声说：
“我听说，北边（法共控制区）的人，正在组织‘冬季互助会’，还从德国那边搞到了便宜的粮食和煤”
“那有什么用？”一个老工人啐了一口，“远水解不了近渴。政府不会让那些东西运过来的。”
“政府？”
勒菲弗突然开口，他的声音沙哑，
“政府除了让我们更难过，还做了什么？我们那混蛋资本家老板关厂跑路的时候，政府管了吗？
面包涨成金子价的时候，政府管了吗？
我女儿生病买不起药的时候，政府管了吗？”
铁桶里的火苗噼啪作响，映照着工人们疲惫而愤怒的脸庞。
“勒菲弗说得对。”
另一个工友说，
“昨天我去了咱们这的工会，工会的人正悄悄发传单呢，上面说巴黎的共产党议员让诺在议会要求搞什么‘国民经济紧急委员会’，要控制物价，征富人的税，给大家工作。
可那些议会里的老爷们不同意。”
“懂了这群该死的资本家的蛋糕他们当然不同意！”
老工人愤愤道。
“那我们怎么办？就这么冻死、饿死？”
年轻工人问。
勒菲弗看着跳跃的火苗，想起老友来信里北方目前还算稳定的生活。
他缓缓地说：
“工会我们或许该做点什么。如果政府不管我们的死活，如果我们连面包都吃不上了那我们总得自己想办法。”
“什么办法？罢工？游行？”一个一直没怎么说话的矮壮工人抬起头，
“我听说巴黎和其他几个城市，已经有工人在这么干了。堵马路，去市政厅前喊话。”
“游行有用吗？”年轻工人质疑道，“前年也游过，是换来点法案，可看看现在！法案顶不住资本家跑路，顶不住法郎变成废纸！”
“但至少能让我们的声音被听见啊！”
矮壮工人反驳道，
“让那些老爷们知道，我们还没死绝！工会该组织起来，要求政府立刻实行食品价格管制，发放实在的失业救济，不是那点打发乞丐的钱！
还要追究那些关厂跑路的老板的责任，冻结他们的资产！”
老工人冷哼一声：
“听见又怎样？他们听得还少吗？军队和警察的棍子可没聋。”
勒菲弗听着同伴们的争论，眉头紧锁。游行示威，他参加过，知道那种汇聚人群的力量感，但也见识过驱散时的水龙和警棍。
在目前这种人心惶惶的情况下，一场大规模的游行或许能爆发巨大的能量，但也可能迅速演变成流血冲突，而结果却未必能换来工人们想要的。
“明天，”勒菲弗开口道，
“明天我们一起去工会看看吧。看看他们到底有什么具体的计划。
如果工会决定组织大家上街，要求最起码的生存保障，那算我一个。”他顿了一下，目光扫过同伴，
“但我们得想清楚，如果上街没用，如果工会也没办法从政府那里逼出粮食和煤来，我们该怎么办？”
“那你说怎么办？”
安德烈问。
勒菲弗深吸了一口气，下定了决心：
“我在里尔有个朋友，以前在北方铁路局干活。
那个事情之后，他留在了那边。我们两个通过信，他的信上虽然没跟我多说，但那边的工厂没乱关，粮店有配给，工会能管事，冬天有基本的供暖保障。”
“如果我是说如果，这边真的什么都指望不上了，工会也无能为力，游行也不管用也许，我们可以试试往北走。”
“去‘赤区’？”年轻工人瞪大了眼睛。
“那可是要过‘线’的！”老工人提醒道，
“有检查站，而且路上也不太平。拖家带口的，怎么走？钱呢？”
“凑。”
勒菲弗咬着牙说，
“咱们几个，还有信得过的工友，一家出一点钱，或者值点钱的东西。
我听说只是听说，有些地方，两边的人私下里有往来，可能有办法。总比在这里眼睁睁等死强。”
“先去工会看看。”安德烈最终说，“看看他们明天怎么说，有没有立刻能用的办法。如果工会能组织起力量，逼政府让步，那最好。如果”
勒菲弗的话没说完，但大家都明白了他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