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1月，柏林，施普雷河畔某机械制造厂
贝克尔拧紧了最后一颗螺栓，用袖口的棉布擦了擦手，抬头看了眼车间高处悬挂的大钟——已经是下午四点整了。
清脆的铃声准时响起，宣告着贝克尔八小时工作日的结束。
没有工头们刺耳的催促，也没有资本家们延长加班的号令。
工人们有条不紊地关闭机器，整理工具，互相打着招呼走向更衣室。
空气中一丝冬日从高大窗户缝隙透进来的清冷气息，但并不压抑。
这里原先是一家克虏伯旗下的中型工厂，革命后被国有化并进行了大规模技术改造与扩建。
如今，它主要生产新型内燃机、农用机械部件，以及最近逐渐增加比例的、结构特殊的民用运输车辆底盘。
厂区干净明亮，虽然机器的轰鸣依旧，但通风良好，安全标识醒目，急救站和工人休息室配备齐全。
墙上除了生产进度表和安全生产标语，还挂着《柏林日报》的新闻摘要、厂工会的通知，以及关于“反官僚化整风学习小组”下次活动时间的告示。
更衣室里的气氛更加轻松了。
贝克尔和几个工友一边换上保暖的厚外套和帽子，一边聊着天。
工人们的话题自然离不开最近广播和报纸上连篇累牍的报道。
“听说了吗？美国那个新总统胡佛，说要搞什么‘伟大工程’来对付失业。”
说话的是老奥托，钳工组的组长，
“听起来跟咱们当年的‘以工代赈’有点像，但总觉得不是味儿。”
“美国政府的钱从哪儿来？”
一旁年轻的装配工接口分析着，
“他们的国库估计跟咱们革命前差不多，都被银行家和债主掏空了。胡佛除非敢对那些资本家们动真格的，否则不过就是给美国民众们画饼罢了。”
“画饼也得有实力啊。”
贝克尔拉上外套拉链，加入了讨论，
“关键是制度。咱们当年是直接没收了战争投机者的财产，把关键工业收归人民所有，才有了启动资金和计划经济的底子。
他们敢动洛克菲勒、摩根那些大资本家们的一根毫毛吗？我看悬。”
“所以倒霉的还是普通人。”
老奥托叹了口气，摇了摇头，
“就像咱们的法国邻居。我侄子前年去巴黎做过技术交流，说那边工人本来日子刚有点起色，这一下全完了。
咱们厂里这批改装的运输车底盘，不就是工会联合会接到任务，要紧急支援法国同志那边的‘冬季互助会’运输物资的吗？”
提到法国，更衣室里的气氛多了几分同情和严肃。
“《柏林日报》的社论说得好，”
贝克尔回忆着，“那是两种制度的考场。咱们这边考卷答得怎么样，自己心里有数。法国那边资本主义政府的卷子眼看就要答砸了。”
年轻的工人若有所思：
“我看了法国同志让诺在议会的发言记录。他提出的‘国民经济紧急委员会’其实很有操作性，如果真能实行，至少能保住法国民众的基本民生。
但那些资产阶级议员是不可能同意的。”
“所以他们现在面临的，不光是经济问题，还是政治上的死结。”
贝克尔总结道，他文化程度在厂子里不算最高，但长期的工会参与和集体学习，让他对政治经济有了直指核心的理解，
“法国南方的工人农民同志们，如果等不到议会里的解决方案，那他们的出路就只有两条了：
要么默默忍受冻饿，要么就得自己寻找别的出路。
就像咱们当年在1918年冬天所做的那样。”
贝克尔语气平静，但话里的含义让几个年轻工友神情一凛。
“咱们能帮上什么忙？”
一个年轻女工问。
“完成好我们手上的工作，就是对法国人民最大的帮忙。”
老奥托拍了拍手，
“确保这些车能可靠地把粮食、药品、燃料运过去。然后，相信法国工人阶级自己的觉悟和力量。
柏林大会的纲领说了，革命没有固定模式，但根本原则相通——得靠大多数人自己起来争取。”
讨论没有统一的结论，但每个人都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这种在工人委员会的鼓励下、在日常工作中自然发生的政治经济讨论，在德国的工厂、社区里已是常态。
韦格纳和人民委员会并不惧怕德国人民的思考甚至争论，相反，他们通过夜校、报纸、工会讨论、工厂委员会等多种渠道，积极提供信息和引导。
目的不是制造盲目服从的“社会主义巨婴”，而是培育能够理解国家政策、参与社会治理、对国内外形势有独立判断的成熟公民。
真理越辩越明，社会主义的根基，在某种程度上，正是扎根于这种广泛而深入的人民性思考与实践之中。
离开工厂时，贝克尔在厂门口的告示板前停留了片刻。
上面贴着厂管委会关于“因应国际贸易变化及履行国际主义义务，本季度部分产能临时调整”的详细说明，解释了为何要增加特定型号底盘的生产，以及这对完成全年生产计划、工人奖金可能产生的影响。
解释清晰，数据透明。贝克尔点了点头，心里有底。他知道自己生产的零件将被用于何处，也明白这调整背后的意义。
天色渐暗，但街道两旁的路灯已经亮起，洒下温暖的光晕。
贝克尔骑着自行车，穿过整洁的街道，来到工厂附属的幼儿园。
他的儿子今年五岁，正是活泼好动的年纪。
看见爸爸来了，像个小炮弹一样从幼儿园的屋子里冲出来，小脸红扑扑的，戴着绒线帽，穿着厚实暖和的棉衣。
“爸爸！”儿子扑上来，被贝克尔一把举起，架在肩膀上。
“今天在幼儿园学了什么呀？”汉斯推着车，父子两个慢慢往家走。
“画了画！还听了苏联小朋友的故事！”
儿子兴奋地比划着，
“老师说，我们要和全世界的小朋友做朋友！”
父子俩一路说笑，偶尔打打闹闹，儿子顽皮地用手去接路灯下飘落的零星雪花。
街边的商店橱窗里商品充足，副食品店外排队的人井然有序，行人衣着或许不算时尚，但足够厚实干净，脸色健康。
公共汽车和有轨电车准时驶过，车厢里挤满了下班的人们。
贝克尔的家在一栋新建的工人住宅楼里，两室一厅，有独立的厨房和卫生间，集中供暖让房间里温暖如春。
贝克尔的妻子已经下班回来了，她在社区的图书室工作。餐桌上摆着简单的晚餐：
土豆炖肉，黑面包，蔬菜汤，还有一小盘苹果酱。
食物不算奢华，但营养充足，热气腾腾。
“洗手吃饭啦！”
妻子笑着向父子俩打着招呼。
客厅里的收音机里播放着轻音乐，随后是晚间新闻简报的预告。
一家三口围坐在桌旁。儿子叽叽喳喳地说着幼儿园的趣事。
贝克尔和紫气则聊着各自一天的见闻。
贝克尔说了说厂里关于法国和美国的讨论，妻子则提到图书室里最近关于经济危机的书籍借阅量明显上升。
“有些人担心危机会不会影响到我们。”
妻子一边轻声说，一边给儿子夹了块肉。
“影响肯定有，但不会很多的。”
贝克尔切着面包，语气平稳，
“咱们的经济自己循环的比例高，计划委员会也有准备。你看厂里调整生产，就是应对。
关键是，咱们的银行是国家的，不会挤兑倒闭；咱们的工厂属于人民，不会因为老板跑路就关门；咱们的基本生活品价格和供应是计划保障的。
这就是制度不一样。”
妻子点点头：
“今天新闻简报估计又会说‘资本主义总危机’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看看法国和美国，再看看咱们自己这话确实在理。”
饭后，贝克尔陪儿子玩了一会儿识字积木，妻子则在收拾厨房。
窗外，柏林冬夜的街道安静祥和，家家户户窗户透出温暖的灯光。
在贝克尔的家中，在这个普通的德国工人家庭里，这个冬天是温暖、充实且有信心的。
危机是别人的风暴，他们脚下是坚固的陆地。
这种平凡而稳固的日常生活本身，就是对另一种正在崩塌的世界最无声、也最有力的注解。
社会主义的理想，在这里不是遥不可及的口号，而是化为了人民家里的温暖、工作的尊严、孩子的欢笑和关于未来安宁的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