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两日，南京城笼罩在一片岁末特有的、繁忙与慵懒交织的古怪气氛中。各衙门开始筹备封印、清点、年赏等一应琐事，空气里弥漫着一种人心浮动、却又被森严体制强行压抑着的、近乎焦躁的期待。经历司后院这方小小的天地，似乎也受到了这股气息的侵染，连陈安翻阅账册的沙沙声，赵老擦拭文具的缓慢动作，都带上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心不在焉。只有屋外檐下新挂的、写着“福”字的红绸灯笼，在寒风中瑟瑟飘摇，点染出几分虚浮的、与这阴冷肃杀环境格格不入的年节气象。
我的“协理公务”也步入了一种看似规律、实则暗流涌动的节奏。每日辰时过后，我便准时出现在东厢签押房，坐在靠窗那张书案后，面对着一堆似乎永远也翻不完的旧档。右腿的恢复状况，在周先生的药方、那几根参须的助力以及我自身坚持不懈的、隐秘的“打磨”下，已稳定在了一个新的水平——可以脱离竹杖，在室内平稳行走较长距离，久坐后的僵硬和酸痛也大为减轻。但在陈安和赵老面前，我依旧保持着适度的、因“腿伤未愈”而带来的行动迟缓和偶尔蹙眉的姿态。这是必要的伪装，也是对自身恢复程度的保护性隐藏。
大部分时间，我都耗在那几个樟木箱前，慢条斯理地翻检着那些关于“江防、漕运、关卡稽查”的零散文书。动作从容，神情专注，仿佛真的沉浸在对“旧制”的学习和了解之中。但只有我自己知道，每一次手指触碰到那些脆黄的纸张，每一次目光扫过那些早已湮没的姓名和事件，我的心弦都绷得如同拉满的弓，敏锐地捕捉着任何可能与“张顺”、“永昌”布号、龙江关乃至那本“沾血的账”产生关联的蛛丝马迹。
那份记录着“永昌”布号领回私货、由张顺经办的清单，像一块烧红的烙铁，日夜灼烫着我的思绪。我利用“核对归档”、“熟悉同类案例”等借口，又仔细翻阅了万历四十四年至四十六年龙江关的其他几卷相关记录，试图找到关于张顺的更多信息，或者类似“永昌”布号这样的操作模式。但收获寥寥。张顺这个名字，除了在那份清单和之前的名册中出现过，再未见于其他明显记录。仿佛他进入龙江关库房后，除了经办了那起“永昌”布号的案子，便彻底沉寂，或者被刻意“保护”起来，远离了可能留下文字痕迹的敏感事务。
“永昌”布号也一样。除了那份清单，在同期其他关于商号违规、货物稽查的记录中，再未出现。是就此收手，还是转换了名目和方式？
这种“干净”，本身就透着诡异。越是刻意抹去痕迹，越说明这背后的牵扯非同小可。王焕当年，恐怕就是在类似的、看似“干净”的故纸堆前，嗅到了不寻常的味道，并试图深挖，才引来了灾祸。
我不能重蹈他的覆辙。必须更谨慎，更迂回。
我将目光，暂时从“张顺”和“永昌”布号上移开，转向更宽泛的背景调查。我开始留意万历末年到天启、崇祯初年，龙江关乃至南京各主要关卡、税课司的人事变动、尤其是那些涉及“账目亏空”、“稽核不力”、“去职”、“顶补”的记录。我想看看，像张顺这样“商号伙计顶补吏员”的例子，是不是孤例，是否存在着某种模式或“通道”。
同时，我也开始留心那些记录中提到过的、与“永昌”布号私货案中类似的操作手法——比如，用“应天府批文”这类上级衙门的公文，来“解决”下级关卡查获的违规问题；又比如，对抓获的船主、力夫等“替罪羊”从轻发落（如“杖二十开释”），而对背后的货主（商号）则高高举起、轻轻放下。
这个过程极其枯燥，且绝大多数时候毫无所得。那些故纸堆里，充斥着真正的、因疏忽、贪婪或愚蠢而造成的普通违规和渎职记录，与那张隐秘网络可能留下的、经过精心伪装的痕迹混杂在一起，难以分辨。但我必须忍耐，像最耐心的猎人，在无尽的枯枝败叶中，寻找那可能根本不存在的、猎物留下的微小印记。
我的“勤勉”和“好学”，似乎也得到了陈安和赵老某种程度的默认。陈安偶尔会在我翻阅某些特别冷僻或杂乱的记录时，随口解释一两句当时的背景或惯例。赵老则始终沉默，只是在我需要搬动较重的箱笼或查找某些他可能知道方位的零散文书时，会用那沙哑平淡的嗓音，指出一个大致的范围。
这种看似平静的日常，在第三天下午被打破。
当时，我正在翻阅一卷关于天启三年南京各钞关“岁终稽核”的汇总摘要。这类文书通常只有干巴巴的数字和结论，但我看得很仔细，试图从各关税收的增减、违规案件的多少等数据中，捕捉任何异常的波动。
就在我翻到其中一页，目光扫过“龙江关”项下时，几个用朱笔圈出、旁边加了批注的小字，猛地攫住了我的视线。
那一年的汇总数据显示，龙江关的“岁入”和“查获私货变价”两项，都比往年有较大幅度的下滑。旁边的朱批字迹略显潦草，与正文的工整馆阁体不同，写道：“是年秋，关库吏张顺病殁。继任者庸碌，稽核渐弛，兼有胥吏勾连外贩，暗通款曲，致税课流失。已行文申饬，然积弊已深，恐非旦夕可改。着后任留意。”
！张顺病殁？天启三年？就在“永昌”布号案发（万历四十五年）之后不到十年？而且死因是“病殁”？这么巧？他死后，龙江关立刻出现“稽核渐弛”、“胥吏勾连外贩”、“税课流失”的情况？这朱批的语气，带着明显的痛心和无奈，似乎对张顺之死导致的“后果”颇为清楚，也暗示了“积弊已深”，难以扭转。
写这朱批的人是谁？能对龙江关内情如此了解，且用这种近乎内部警示的语气批注，身份必然不低，很可能是当时南京户部或巡按御史一级的官员。他显然知道张顺这个吏员的存在，甚至可能知道张顺在关库中的作用（无论是正是邪）。他批注中“胥吏勾连外贩，暗通款曲”，是否指的就是张顺生前参与、死后其同党或继任者继续运作的那张走私网络？
这条信息，比之前那两份记录加起来还要重要！它不仅证实了张顺这个关键节点的“消失”，更暗示了他可能并非孤立的棋子，而是一个环节。他一死，那个环节断裂，导致龙江关的“生意”出现混乱和下滑，引起了上层某些“有心人”的注意和担忧。但显然，这种“注意”并未能彻底清除“积弊”，只是“行文申饬”了事。这背后的阻力有多大，可想而知。
我强压住心头的悸动，将这一页的内容，尤其是那行朱批，反复看了数遍，直到确信每一个字都牢牢记住。然后，我才状若无事地翻过这一页，继续浏览后面无关紧要的内容。
但我的心思，已经完全不在文书上了。张顺“病殁”，龙江关“积弊已深”，上层官员“无奈”这些信息碎片，与我之前的推测相互印证，让那张隐秘网络的轮廓，变得更加立体，也更加令人心悸。这不仅仅是一个商号勾结一个关吏的简单走私，而是一个可能持续多年、盘根错节、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被某些官员默许或无力根除的系统性腐败网络！张顺，可能只是这个网络中，一个因为某种原因（或许是意外，或许是灭口）而过早暴露或消失的“终端”。
而这个网络，在张顺死后，似乎并未停止运作，只是变得更加隐蔽，或者转换了方式。王焕所查的“陈年烂账”，恐怕就与这个网络在张顺死后，继续以其他形式活动留下的痕迹有关。
那么，阿六和刘大膀子，又是在哪个环节，触碰到了这张网的哪根神经？
还有，徐镇业在这其中，扮演着什么角色？是毫不知情，是有所耳闻但无力干涉，还是本身就是这张网得以存在的保护伞之一？
无数疑问如同冰下的暗流，在脑海中汹涌碰撞。我合上那卷文书，缓缓将其放回箱中。右腿因久站和紧张而传来的酸胀感，此刻变得格外清晰。
窗外，天色向晚，签押房内更加昏暗。陈安已经开始收拾桌面，准备下值。赵老也慢吞吞地将那些舆图纸张收拢。
“杜经历还在看？时辰不早了。”陈安点起了油灯，橘黄的光晕驱散了些许暮色。
“这就好。”我揉了揉有些发涩的眼睛，扶着书案缓缓起身，“这些旧档，看久了确实费神。陈书办，赵老，我先回去了。”
“杜经历慢走。”陈安客气道。赵老也对我点了点头。
我走出签押房，暮色中的庭院更显清冷孤寂。对面东厢王焕的屋子，窗内一片漆黑，寂静无声。只有寒风掠过屋檐和光秃秃的樟树枝桠，发出单调的呜咽。
回到自己厢房，点燃油灯，昏黄的光晕勉强照亮一隅。我坐在床沿，没有立刻去碰炭盆（里面只有冰冷的余烬）。右腿的酸胀在静止后慢慢缓解，但心头的寒意，却因下午的发现而愈发深重。
张顺这条“藤”，摸到这里，似乎忽然断了。他“病殁”了。线索似乎戛然而止。
但真的断了吗？那个在他死后导致龙江关“积弊”暴露、引来上层朱批警示的“网络”，显然还在。王焕追查的“陈年烂账”，很可能就是这条“藤”在张顺死后，生出的新的、更隐蔽的枝蔓。还有阿六手中的碎布，刘大膀子的刺青
或许，我不该只盯着张顺这个“死结”。应该顺着那朱批透露的信息，去查查天启三年之后，龙江关乃至南京其他关卡，有哪些异常的人事变动（尤其是接替张顺或类似职位的人），有哪些看似平常、实则可能与走私网络勾连的商号异常活跃，又有哪些看似无关的案子，背后可能藏着类似的“批文”操作或“轻判”模式。
这需要更广泛的查阅，更细致的比对，也需要更安全的身份掩护和更充足的时间。
窗外，夜色彻底笼罩下来。远处隐约传来街市上为筹备年节而提前响起的、稀稀落落的爆竹声，更衬得这衙门深处的寂静，寒冷而窒息。
我缓缓躺下，拉过棉褥。右腿深处那点残余的阴寒，在冬夜里隐隐泛起。
藤虽似断，脉却未绝。
张顺死了，但他背后的网络还在呼吸，还在黑暗中，伸出更多无形的触须。
而我，这个被困在网边的伤者，已经抓住了其中一根最细的、似乎已枯萎的藤蔓。
接下来，该试试顺着这根枯藤，去摸索那深埋地下、依然在疯狂滋生的根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