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一清晨，开往波茨坦的regionalexpress列车在薄雾中穿行。
封瑶靠窗坐着，膝上摊开一本关于波茨坦工业历史的德文资料。徐卓远坐在她身旁，正用平板电脑查看工业遗址的平面图。两人之间的扶手上，放着两杯还冒着热气的咖啡。
“这个机械厂1910年动工，1912年投产，最初生产纺织机械，”封瑶翻动书页，“1925年扩建后开始生产小型机床。有趣的是，它的第一任技术总监是施密特——就是我们在档案馆看到的那位卡尔·施密特工程师的叔叔。”
徐卓远抬起头：“家族传承？”
“很有可能。施密特家族三代都是机械工程师。卡尔1931年回到德国后，也曾在这个厂工作过两年，然后才去了汉诺威的另一家企业。”
列车经过一片森林，冬日稀疏的枝杈间透出淡金色的晨光。封瑶放下书，看向窗外：“重生前，我也来过波茨坦，但只去了无忧宫和采琪莲霍夫宫。从没想过这里还有这么多工业遗址。”
“我以前也一样，”徐卓远将平板电脑放在小桌板上，转向她，“重生前的学术研究，总是局限在图书馆和档案馆里。重生后才明白，实地考察和一手资料有多重要。”
封瑶若有所思：“就像那张合影——如果我们没看到原件，没读施密特的日记，永远不会知道那些私人友谊的细节。”
“今晚住的旅馆，”徐卓远滑动手机屏幕，给她看预订信息，“是1920年代的老建筑改造的，就在工厂遗址附近。店主是一对老夫妻，据说他们的祖父曾在那家厂工作。”
“真巧。”封瑶微笑，“这趟旅行越来越有意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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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茨坦的雪比柏林薄一些，街景却更加宁静。两人拖着行李箱走出车站时，刚过上午九点。冷冽的空气里，能嗅到淡淡的煤炭气息——这个城市至今还保留着部分老式供暖系统。
旅馆位于一条石板铺成的小街上，三层高的砖砌建筑外墙上爬满了冬青藤，即使在冬天也保持着深绿色。门铃是黄铜制成的，拉响时发出清脆的响声。
开门的是位头发花白的老太太，围着格子围裙，笑容温暖：“你们一定是徐先生和封小姐吧？我是伊尔莎，欢迎来到‘冬青藤之家’。”
旅馆内部保留了世纪初的装潢风格，木楼梯、印花墙纸、老式壁炉。伊尔莎一边带他们上楼一边介绍：“我祖父海因里希1912年进厂当学徒，后来成了领班。他在这儿干了一辈子，1950年退休。这些照片都是他留下的。”
楼梯两侧挂满了黑白照片——工厂大门、车间内部、工人合影、还有家庭照。在一张1928年的全场合影前，伊尔莎停下脚步，指着第二排左边第三个戴眼镜的男人：“这就是我祖父，那时他26岁。”
封瑶仔细看那张照片：“他身边那位中国面孔的先生是？”
“哦，那是陆先生，”伊尔莎眼睛亮起来，“陆文渊工程师，他在波茨坦待过半年，和我祖父是好朋友。我小时候常听祖父讲他们的故事——陆先生教他下中国象棋，他教陆先生酿德国黑啤酒。”
徐卓远和封瑶对视一眼——世界真小。
房间在三楼，朝南，窗外能看到工厂遗址的轮廓。房间不大，但干净温馨，两张单人床中间隔着一个小床头柜，桌上放着一小瓶新鲜的小苍兰。
“花是今早刚摘的，”伊尔莎笑着说，“温室里的。晚餐六点半开始，我丈夫汉斯会做他的拿手菜——波茨坦炖肉配土豆丸子。如果你们有兴趣，饭后我可以给你们看看祖父的遗物箱。”
“那太好了，谢谢您。”徐卓远由衷地说。
伊尔莎离开后，封瑶走到窗边，望着远处的红砖厂房：“我们好像走进了一部活的历史。”
“比文献生动得多。”徐卓远站到她身边。
工厂遗址的烟囱在灰白色的天空下静默矗立，偶尔有鸟群掠过。近处的小街上，有骑自行车的人经过，车铃叮当作响。
“先整理一下，然后去遗址周围看看？”徐卓远提议。
“好。我想先拍些外部环境的照片，明天考察时可以做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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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遗址所在的区域如今被改造成了工业文化公园。虽然周一闭馆，但公园部分仍然开放。两人绕着红砖围墙漫步，封瑶用相机记录着建筑细节——拱形窗户、铸铁排水管、墙角的奠基石。
“看这里，”徐卓远在一段围墙上发现了一行模糊的字迹，“好像是中文？”
封瑶凑近细看，青苔覆盖的砖面上，确实有浅浅的刻痕。她小心地拂去表面的灰尘，露出四个已经风化但依稀可辨的汉字：“四海为家”。
“应该是陆文渊刻的，”徐卓远轻声说，“1929年他在这里工作了半年。”
“四海为家……”封瑶重复着这四个字，心中涌起复杂的情绪。那个年代的工程师，远离故土在异国他乡工作，需要多大的勇气和胸怀。
徐卓远握住她的手：“冷吗？”
“有一点。”封瑶诚实地说，但随即笑了，“不过心里是暖的。能这样一步步追寻历史的痕迹，感觉特别踏实。”
他们在公园长椅上坐下，分享着一杯热茶。徐卓远从背包里拿出三明治，是伊尔莎早上为他们准备的——黑麦面包夹着奶酪和火腿，用油纸仔细包好。
“伊尔莎太太说，这是她祖父当年带午饭的包法，”封瑶拆开油纸，面包还是温的，“工厂那时提供热汤，但工人都自己带主食。”
简单的食物在冬日的空气中显得格外美味。几只麻雀落在附近的地面上，蹦跳着寻找食物碎屑。封瑶掰了一小块面包屑撒过去，鸟儿们立刻围上来。
“你总是这么柔柔。”徐卓远看着她。
封瑶脸微红：“只是些小鸟而已。”
“对小鸟温柔的人，对人也会柔柔。”徐卓远认真地说，“重生前的我，从没注意过这些细节。那时眼里只有成绩、竞争、还有那些永远追不上的目标。”
“现在呢？”
“现在，”他看向她，“看到了更多东西。比如冬天里依然翠绿的冬青藤，面包屑引来小鸟的瞬间，还有你专注拍照时的侧脸。”
封瑶心跳漏了一拍。重生后的徐卓远，说情话的方式都变得自然又真挚。
“下午做什么？”她转移话题，掩饰自己的害羞。
“去市立档案馆吧，我预约了查看这家工厂的原始图纸。舒尔茨教授说，那里保存着完整的建筑平面图和部分设备图纸。”
“好主意。我可以同时查查当时的技术人员名单，看看能不能找到更多关于陆文渊和施密特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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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茨坦市立档案馆坐落在一栋新古典主义建筑内，大理石台阶光可鉴人。负责接待他们的是一位年轻的研究员，名叫莉娜，戴着圆框眼镜，说话语速很快。
“你们是舒尔茨教授的学生？太好了，我读过他的书。”莉娜热情地带他们进入阅览室，“关于老机械厂的资料都在这里了。图纸在那边架子上，人事档案和往来信函在这边。需要什么尽管说。”
两人分头行动。徐卓远研究建筑图纸，封瑶则翻阅那些泛黄的人事档案。房间里很安静，只有翻动纸页的沙沙声和偶尔的键盘敲击声。
三小时后，封瑶轻轻“啊”了一声。
“怎么了？”徐卓远抬头。
“我找到了陆文渊的工作证申请，”封瑶小心地举起一张脆硬的纸页，“还有他的住宿登记。你看，他住在工厂附近的出租屋，房东是……施密特太太？密特的母亲？”
徐卓远立刻走过来。文件显示，陆文渊在波茨坦期间，确实住在施密特家的出租房间里。备注栏有一行小字：“施密特太太特别备注：陆先生喜静，需要单独书房，已安排三楼房间。”
“所以他们不仅是工作伙伴，还是房东与房客的关系。”徐卓远若有所思，“这就能解释为什么他们的友谊那么深了。”
封瑶继续翻找，又发现了几张工资单和报销单据。其中一张是购买“中文教材”施密特，批准签名是技术总监——老施密特，卡尔的叔叔。
“卡尔在学中文，”封瑶轻声说，“为了和陆文渊更好地交流。”
这些琐碎的纸质证据，拼凑出一幅远比官方历史丰富的画面——两个来自不同文化的年轻人，在1920年代末的德国小城里，如何建立跨越语言和国界的友谊。
莉娜端来咖啡时，看到他们专注的神情，笑着说：“历史研究最有魅力的地方，就是发现这些人与人之间的联结，对吧？”
“是的。”封瑶点头，“冷冰冰的技术史里，藏着这么多温暖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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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回到旅馆时，餐厅里已经飘出炖肉的香气。汉斯是个高大沉默的男人，但烹饪时格外专注。晚餐时，他端上来的波茨坦炖肉果然美味——猪肉软烂入味，土豆丸子q弹，搭配着酸甜的红卷心菜。
“祖父的食谱，”汉斯难得开口，“他说厂里的工人最喜欢这道菜，营养足，顶饱。”
饭后，伊尔莎如约拿出了那个“遗物箱”。这是一个老式的铁皮箱，表面已经锈迹斑斑，但锁扣依然牢固。
箱子里装着一个产业工人的一生：学徒证书、工作证、几张泛黄的照片、一枚磨损的厂徽，还有一本薄薄的日记本。
“祖父不常写日记，”伊尔莎小心地翻开其中一页，“但和陆先生有关的事，他会记录下来。”
1929年4月12日的日记写道：“今天教陆下德国象棋，他学得很快。他说中国象棋中‘炮’的走法很特别，就像技术革新——需要借助其他力量才能发挥作用。这个比喻真妙。”
5月3日：“陆收到家书，情绪低落。我请他喝啤酒，他说起故乡的桂花酿。异乡人的心情，我多少能懂——我的弟弟在科隆，一年也见不到几次。”
6月18日：“陆今天解决了困扰我们两周的技术难题。他的方法很巧妙，总监都称赞。晚上庆祝时，他说这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要记下这句中国谚语。”
最后一则相关日记是1929年9月5日：“陆要回中国了。他说‘四海为家’，但我知道他想家。我们互赠礼物——我送他我做的啤酒杯，他送我一副中国象棋。友谊不分国界，我会想念这个聪明的中国朋友。”
日记到此为止。伊尔莎轻声说：“后来战争爆发，祖父和陆先生失去了联系。他常常念叨，不知道那位中国朋友是否平安。”
封瑶眼眶微热。徐卓远轻轻握住她的手。
“也许，”他说，“历史研究的意义之一，就是让这些被遗忘的友谊重见天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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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房间已是晚上九点。两人整理完今天的收获，准备洗漱休息。这时徐卓远的手机响了，是舒尔茨教授。
“徐，有个好消息，”很兴奋，“我联系上了卡尔·施密特的孙女！她住在汉堡，听说你们的研究后非常感兴趣。她手里有一些祖父的遗物，包括和陆文渊的通信。”
“真的吗？”徐卓远坐直身体，封瑶也凑近听筒。
“是的。她同意下周和我们见面，还会带那些信件过来。更巧的是，她在汉堡大学教东亚研究，对这段历史也有研究兴趣。”
挂断电话后，两人对视着，都看到了对方眼中的惊喜。
“这趟旅行收获太大了，”封瑶说，“不仅找到了实物证据，还连上了历史人物的后代。”
徐卓远点头：“施密特的孙女……不知道她是什么样的人。”
“下周就知道了。”封瑶看了眼时间，“不早了，明天还要早起考察，该休息了。”
洗漱完毕，房间里的两盏床头灯各自亮着。封瑶靠在床头翻阅今天拍的照片，徐卓远则在平板上做笔记。安静中流淌着一种舒适的默契。
“对了，”徐卓远忽然开口，“重生前的我，如果知道有一天会在波茨坦的老旅馆里，和一个女孩一起研究1920年代的中德技术交流，一定会觉得是天方夜谭。”
封瑶笑了：“重生前的我，也不会想到会和一个曾经那么疏远的人，变得这么亲近。”
“后悔吗？”他问，声音很轻。
“不后悔。”她回答得毫不犹豫，“重生给了我们第二次机会，而我们都抓住了。”
徐卓远关掉床头灯，房间里只剩下封瑶那边的一盏灯。昏黄的光线下，她的侧脸轮廓柔和。
“封瑶。”
“嗯？”
“谢谢你的勇气，”他说，“如果没有你迈出第一步，我可能还在自己的壳里。”
封瑶也关掉灯，房间陷入黑暗。只有窗外街灯的光透进来，在墙上投下模糊的影子。
“徐卓远。”
“嗯？”
“也谢谢你的改变，”她轻声说，“让我看到了一个人可以成长得多好。”
黑暗中，徐卓远能听到她的呼吸声，平稳而清晰。他知道，几步之外，是他重生后最大的幸运和勇气。
“晚安。”他说。
“晚安。”她回应。
窗外，波茨坦的冬夜静谧深沉。远处的工厂遗址在月光下沉默矗立，而那些曾在其中工作、生活、建立起友谊的人们的故事，正在九十年后，被两个来自中国的年轻人重新发现。
历史从未真正消失，它只是等待被温柔地唤醒。
而在这个过程里，徐卓远和封瑶不仅找回了被遗忘的过去，也找到了彼此，以及重生后最完整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