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水埗福荣街后巷，宽度不足一米五。
两旁的唐楼墙壁斑驳，水管裸露，霉斑像地图上的岛屿沿着墙角蔓延。巷子一头被蓝色的警戒带封住，另一头通向喧闹的街市——即使发生了命案，烧腊店的老板娘依然在吆喝，鱼贩子依然在剁冰，肠粉摊的蒸汽依然袅袅升起。
香港的死亡从不耽误生活。
王平安弯腰穿过警戒带，靴底踩在湿滑的青苔上。巷子太窄，他不得不侧身而行，肩膀蹭过墙壁，落下白色的墙灰。
死者靠在墙边，呈坐姿。一个中年男人，微胖，穿着沾满油污的厨师裤，上半身的白色汗衫被割成碎片，敞开的胸膛和腹部布满刀口——经现场法医快速清点，五十三道。
又是避开了动脉。
又是最后割喉。
又是计时器。
这次是一个怀表，老式的黄铜外壳，表盖打开，指针停在十二点整。怀表被人用鞋跟踩过，玻璃表蒙完全碎裂，但奇怪的是，表壳本身被擦得很干净，没有指纹。
“死者黄文强，四十二岁，‘好味茶餐厅’的老板兼主厨。”陈国栋跟在王平安身后，手里拿着平板电脑，“凌晨四点，餐厅帮工来后巷倒垃圾时发现尸体。初步判断死亡时间在零点到一点之间。”
王平安蹲下身，目光扫过死者颈部的伤口。割痕很利落，从左到右，一刀完成，深浅均匀——和前三宗相比，这一刀更专业。
“凶器变了。”他说。
“什么？”
“前三个死者，割喉的刀口有轻微拉扯，刀刃可能不够锋利，或者凶手力量不足。这一个，”王平安用戴着手套的手指虚指伤口边缘，“很平滑。凶手要么换了刀，要么……手法熟练了。”
陈国栋倒吸一口凉气：“这才第四宗，就进化了？”
“或者凶手不止一个。”王平安站起身，环顾窄巷。
巷子两侧的窗户大多紧闭，玻璃上贴着褪色的福字或招财猫贴纸。但三楼有一扇窗半开着，白色的窗帘被风吹出窗外，像招魂的幡。
“那户查了吗？”王平安问。
“已经派人上去了，住户是个独居老太太，耳朵不好，说什么都没听到。”
王平安点点头，不置可否。他重新审视尸体。黄文强的右手紧紧攥着，指节发白。法医已经检查过，手里什么都没有，但那种握拳的方式，像是死前抓住了什么，又像是想要抓住什么。
“他的家庭情况？”
陈国栋滑动平板：“已婚十五年，妻子林秀梅，四十一岁，在同一家茶餐厅做收银。有两个孩子，女儿十三岁，儿子十岁。邻居反映……”他顿了顿，“经常听到吵架，有时会有摔东西的声音。”
“家暴记录？”
“没有正式报警记录。但茶餐厅的帮工私下说，黄文强脾气暴躁，有时会对妻子动手。上个月林秀梅眼角有淤青，她说是撞到门框。”
王平安沉默了一会儿。巷子外传来烧腊刀剁在案板上的声音，笃、笃、笃，规律得让人心悸。
“林秀梅现在在哪？”
“在警署做笔录。情绪……很平静。”
“平静？”
“太平静了。”陈国栋斟酌着用词，“没有哭，没有晕倒，回答问题条理清晰。像是……”他没说下去。
“像是早有准备。”王平安接完这句话，转身走出巷子。
巷口围着一群人，伸长脖子往里看。有早起买菜的阿婆，有叼着烟的建筑工人，有牵着狗的中年男人。他们的脸上交织着恐惧和兴奋——对他人死亡的病态好奇。
王平安的目光扫过人群，突然停在一个女人身上。
她站在人群最外围，靠在一根电线杆旁，五十岁上下，身材瘦小，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外套。她没有看巷子，而是低头看着自己的手，双手交握，手指不断摩挲着左手无名指——那里有一圈明显的戒痕，但戒指不见了。
当王平安看向她时，她似乎有所感应，抬起头。
两人的目光在空中接触了一秒。
女人的眼睛很平静，深得像井。然后她转身，汇入清晨的人流，消失在福荣街的拐角。
“阿植。”王平安叫来年轻的警员，“看到刚才那个蓝外套的女人了吗？跟上去，别惊动她，记下她去了哪里。”
“是，王sir。”
西九龙重案b组的会议室，三面墙被改造成了巨大的线索板。
左侧墙上钉着四张死者照片——潘兆昌、李国伟、张耀祖、黄文强。每张照片下面贴着基本信息、死亡时间地点、现场照片。红色的线将它们连接起来，在中间交汇成一个问号。
右侧墙上是时间线：一月一日零点到四点，四宗命案几乎同时发生在港岛四个不同区域。地图上用红点标注位置，看起来随机，但王平安知道，随机往往是最精心的设计。
而正对会议桌的那面墙，还空着。
但很快就不会空了。
“第五宗。”陈国栋推门进来，脸色铁青，“观塘工业区，凌晨发现。死者马志明，三十八岁，装修公司老板。同样的手法，四十八处刀伤，割喉，闹钟停在零点。”
他把照片钉在墙上。一个穿着 polo 衫的男人，倒在堆满建材的仓库里。
“第六宗，九龙城。”另一名警员接话，“凌晨三点半，清洁工发现。死者陈大福，五十二岁，出租车司机。手法一致，现场发现被砸碎的手机，屏幕时间停在00:00。”
照片钉上。
“第七宗，葵涌货柜码头……”
“第八宗，北角……”
“第九宗……”
照片一张张钉上墙壁，像一场无声的瘟疫在蔓延。会议室里只剩下钉照片的“嗒、嗒”声，以及警员们沉重的呼吸。
当第三十张照片钉上时，有人忍不住了。
警员阿植——刚从警校毕业两年的年轻人——猛地站起来，眼睛血红：“这他妈到底怎么回事？三十个人！三十个男人在元旦这一周内以同样的方式被杀！媒体已经在问了，市民在恐慌，我们却连个屁都不知道！”
会议室一片死寂。
王平安坐在长桌尽头，面前摊开三十份初步调查报告。他缓缓抬起头：“说完了？”
阿植张了张嘴，最后颓然坐下。
“恐惧会传染。”王平安的声音很平静，“凶手的恐惧，受害者的恐惧，市民的恐惧，还有我们的恐惧。当恐惧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让人失去判断力。”
他站起身，走到那面钉满照片的墙前。三十张男人的脸，年龄从三十二岁到五十八岁，职业从司机到老板到退休警长，居住地遍布港九新界。他们唯一的共同点是：都是男性，都死于同样的手法，都在凌晨零点到四点之间。
还有，根据初步调查，他们都有家暴嫌疑或记录。
“把他们的妻子、伴侣全部列出来。”王平安说。
陈国栋愣了一下：“情杀？可这些死者互不相识，他们的妻子也不可能互相认识……”
“谁说杀人非得因为‘爱’？”王平安转身，目光扫过会议室里的每一个人，“仇恨有很多种。有时候，‘怕’也能成为杀人的动机。有时候，‘再也受不了’就是足够的理由。”
他走回桌边，抽出其中一份报告：“潘兆昌的妻子刘秀兰，去年六月因肋骨骨折住院，对医生说是摔下楼梯。但护士注意到她的手臂上有捆绑痕迹。”
又一份：“李国伟的前妻三年前申请过禁制令，称李多次威胁要杀她。后来撤诉，两人复合。”
再一份：“黄文强的茶餐厅帮工说，曾听到黄对妻子说‘你再敢跑，我就把你腿打断’。”
一份份报告被抽出，摆在桌上。每份报告里，都藏着一个女人沉默的伤痛。
“三十个男人，背后是三十个女人。”王平安说，“也许更多。也许有女朋友，有女儿，有母亲。查，彻底地查。每个人都要问：一月一日凌晨零点到四点，你在哪里？”
“不在场证明？”
“对。铁一般的不在场证明。”
九龙公众殓房，地下二层。
温度常年保持在十六度，空气里有消毒水和某种更隐蔽的气味混合——那是死亡本身的味道，冰冷、微甜、挥之不去。
王平安站在单向玻璃后面，看着认尸房里的情景。
第一个女人走进来。四十出头，茶餐厅女工的制服还没来得及换下，围裙上沾着酱油渍。法医拉开不锈钢抽屉，白布掀开一角，露出黄文强的脸。
女人站在那里，距离尸体三米远。按照规定，家属不能靠得太近。
她看了很久，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巾，不是擦眼泪，而是擦了擦手。她的手指一直在捻着什么——后来王平安才看清，是一枚塑料发夹，廉价的粉红色，边缘已经磨损。
转身离开时，她的嘴角有一个弧度。
不是笑，不是哭。是一种放松，一种解脱，像是终于卸下了肩上扛了多年的重物。
第二个女人，五十岁，穿着银行制服裙。她的丈夫是股票经纪，从二十七楼跳下——但警方在验尸时发现，跳楼前他身上已经有四十二处刀伤。死亡时间，凌晨一点。
这个女人更平静。她甚至掏出口红，对着墙上的不锈钢板反光补了补妆。口红是正红色，涂得很仔细，边缘一丝不苟。
第三个，卡拉ok的妈咪，四十多岁，浓妆。她的丈夫是退休警长，被人发现死在按摩椅上。她双手合十，像是在祈祷，但手指关节用力到发白——那不是祈祷，是在压抑颤抖。
第四个，第五个，第六个……
王平安透过玻璃，观察每一个女人。她们的反应各异，但有一个共同点：没有人崩溃。没有人歇斯底里。没有人扑到尸体上痛哭。
她们站在那里，像一群完成任务的士兵，沉默地检视战场。
“这不正常。”陈国栋低声说。
“对她们来说，这很正常。”王平安说，“当一个人长期生活在暴力中，情感会变得扁平。恐惧占据了所有空间，就没有地方留给悲伤了。”
“你认为她们……”
“我认为她们知道什么。”王平安打断他，“或者，她们参与了什么。”
最后一个女人走进来。
她比之前那些都要年轻，大概三十出头，瘦小，穿着深蓝色的工装外套——王平安认出来了，是早上在福荣街巷口看到的那个女人。
她走到不锈钢停尸柜前，法医拉开抽屉。
里面的死者是她的丈夫，一个建筑工头，身上有四十五处刀伤。
女人没有看尸体的脸，而是盯着丈夫的手。那双手曾经打过她多少次？她记得每一根手指的形状，记得拳头落下的力度，记得指甲掐进皮肉的痛感。
她站了整整三分钟，一动不动。
然后她伸出自己的左手，放在停尸柜的边缘。无名指上的戒痕清晰可见。她从口袋里掏出那枚消失的戒指——一个简单的金环，已经变形——轻轻地放在丈夫的胸口。
没有说再见。
没有掉眼泪。
她转身离开，脚步平稳，甚至没有回头看一眼。
王平安等她走出认尸房，才从观察室出来。走廊里，女人正在等电梯。他走过去，站在她身边。
电梯从八楼缓缓下降。
“节哀顺变。”王平安说。
女人看了他一眼，眼神依然平静：“谢谢。”
“你丈夫的事，我们很抱歉。如果你想起什么线索……”
“我什么都不知道。”女人打断他，语气温和但坚定，“一月一日凌晨，我在上夜班。制衣厂，观塘工业大厦四楼。打卡记录可以证明。”
电梯到了，门打开。
女人走进去，转身面对王平安。在电梯门关闭前的最后一秒，她说：
“阿sir，你见过飞蛾扑火吗？”
门合上了。
观塘工业区，晚上十一点。
一栋老旧的工厂大厦，外墙的绿色瓷砖大片脱落，露出灰黑色的水泥。四楼窗口透出惨白的荧光灯光，缝纫机的声音从里面传出来，密集、规律、永不停歇。
王平安带着两名警员走上楼梯。楼梯间堆满纸箱，空气里有布料粉尘和机油的混合气味。三楼是塑料花厂，夜班女工们正麻木地组装着永远不会绽放的花。
四楼，制衣车间。
推开门，缝纫机的声音扑面而来。三十多台机器排成四排，每台机器前坐着一个女工。她们戴着口罩和袖套，低着头，手指在布料和机器针头间飞快移动。头顶的荧光灯管发出嗡嗡的电流声，和缝纫机的声音交织成一种工业化的催眠曲。
车间主管——一个四十多岁的胖男人——迎上来：“阿sir，有什么事？”
“找欧梁美娟。”王平安出示证件。
主管皱了皱眉，指向车间最里面：“倒数第二排，左边第三个。”
王平安穿过一排排缝纫机。女工们没有抬头，她们的工作是按件计酬，每一秒都在计算。但他能感觉到，无数道目光从口罩上方投来，沉默、警惕。
欧梁美娟坐在那里，和早上在殓房见到时一样，穿着深蓝色工装外套。她正在缝制一件衬衫的袖口，手指灵巧地引导布料通过针板。
“欧梁美娟女士？”王平安说。
她抬起头，眼神平静：“阿sir。”
“关于你丈夫的案子，有几个问题需要补充。”王平安拉过一张凳子坐下，“你说一月一日凌晨零点到四点，你在这里上班？”
“是的。”她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卡片——夜班打卡记录，上面显示：12月31日 22:00 上班，1月1日 06:00 下班。中间有两次十五分钟的休息打卡。
“有谁可以证明？”
旁边一个女工抬起头，三十多岁，颧骨很高：“美娟那晚在打样室陪我赶工，我可以担保。我们凌晨两点到三点都在那里，门卫也可以证明，我们领了加班餐券。”
“其他人呢？”王平安看向整个车间。
缝纫机的声音渐渐停了下来。女工们一个接一个抬起头。
“美娟在。”
“我也看见了。”
“她在茶水间泡面，凌晨一点多。”
“三点休息的时候，我们还一起抽烟。”
声音从四面八方传来，平静、一致，像是排练过。
王平安环顾四周。三十多个女工，三十多双眼睛。有的年轻，有的已生白发，有的手指缠着胶布，有的手腕贴着膏药。她们穿着相似的衣服，做着同样的工作，此刻说着同样的话。
这个场景，他突然意识到，和认尸房里的情景有某种诡异的相似。
都是女人。
都是沉默。
都是看不见的联结。
“欧梁美娟女士，你今早去了福荣街。”王平安换了个方向，“为什么？”
“去买菜。我每天早上下班后都去街市。”
“但福荣街离这里很远，离你家也很远。”
“那里的鱼新鲜。”她的回答滴水不漏。
王平安盯着她看了很久，然后站起身：“打扰了。”
他走出车间，缝纫机的声音在他身后重新响起，越来越快，越来越密集，像一场暴雨。
在楼梯间，陈国栋低声说：“所有不在场证明都核实了，铁证如山。三十个死者对应的女人，那一晚全都有完美的不在场证明。地铁刷卡记录、公司打卡记录、便利店监控、医院陪床签字……甚至有人那晚在警署报案，有记录。”
“太完美了。”王平安说。
“什么？”
“完美得不真实。”王平安点燃一支烟，烟雾在昏暗的楼梯间弥漫，“三十个女人，在同一个凌晨，全都有无可辩驳的不在场证明。你相信巧合吗？”
陈国栋沉默了。
“我不信。”王平安吐出烟雾，“如果每个人都不是凶手，那所有人就都是凶手。”
他们走出工厂大厦。夜已深，观塘的街道上依然有货车驶过，载着这座永不沉睡的城市需要的物资。远处，霓虹灯在夜色中闪烁，红色的光映在积水上，像是永不干涸的血。
王平安抬头看向四楼的窗户。荧光灯下，女工们的身影依然在忙碌。
他想起欧梁美娟的眼睛。
想起认尸房里那些女人的嘴角弧度。
想起布料上那只绣得粗糙的飞蛾。
“查飞蛾。”他突然说。
“什么？”
“飞蛾的图案，或者象征。查查看有没有什么团体、组织用飞蛾做标志。还有，查这些女人之间有没有交集——不是明面上的，是暗处的。同一个社区中心、同一家医院、同一个庇护所……任何地方。”
“你认为她们组织了……”
“我认为她们在互相保护。”王平安拉开车门，“而保护的方式，可能是交换某些东西。比如，时间。比如，证词。比如——”
他没有说下去。
但陈国栋明白了。
车子发动，驶入观塘的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