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两点，深水埗南昌街。
“王记车仔面”的霓虹灯牌有一半不亮了，只剩下“王记”和“面”三个字还在闪烁，在雨夜中像一句不完整的遗言。塑料棚下摆着四张折叠桌，只有一桌客人——王平安。
他面前是一碗热气腾腾的车仔面，加了牛腩、萝卜、猪皮和辣酱。红油浮在汤面上，辣椒籽沉在碗底。他吃得很慢，每一口都仔细咀嚼，仿佛在进行某种仪式。
老板娘阿萍五十多岁，腰上系着沾满油渍的围裙，正用长筷子搅动着汤锅里翻滚的鱼蛋。雨棚边缘在滴水，有节奏地落在路边的积水里。
“阿sir，这么晚还办公？”阿萍头也不抬地问。
“睡不着。”王平安说。
“为了那些死人？”阿萍把鱼蛋捞出来，放进旁边的筛筐里沥水，“这几天电视天天报，死了三十几个男人，都是同样死法。街坊都在传，说是鬼报仇。”
“你信吗？”
“我信报应。”阿萍转过身，用抹布擦了擦手，“这世上，有些债是要用血还的。”
王平安停下筷子。雨水顺着棚布边缘流淌，形成一道透明的水帘，将面摊与外面的世界隔开。街对面，一个流浪汉正蜷缩在银行自动取款机的小隔间里，用纸箱盖住身体。
“萍姐，你在这里开店多少年了？”
“二十三年。”阿萍点了支烟，“我老公死后，我就一个人撑起这个摊子。他肺癌，抽太多烟。”她笑了笑，笑容里有种坚硬的苦涩，“他活着的时候也打我，但没那些死掉的打得狠。至少，他没打断过我的骨头。”
王平安没有说话。他搅动着碗里的面，辣椒油在汤面上漾开一圈圈波纹。
“阿sir，你知唔知，我们女人想活，就得学会互相‘睇住’。”阿萍吐出一口烟，烟雾在潮湿的空气中缓慢上升，“以前我被打到进医院，是隔壁档口的霞姐帮我照顾摊子。后来霞姐被她老公从楼梯上推下来，摔断了腰，是我每天给她送饭。再后来……”
她停顿了一下，眼睛望向雨夜深处：“再后来霞姐死了。她老公说是意外，但我们都知不是。可有什么办法？没证据，没证人。她老公三个月后又娶了个年轻的。”
雨下大了，敲打着塑料棚布，发出鼓点般的声音。
“从那以后，我们这条街的女人就有个约定。”阿萍的声音很轻，几乎被雨声淹没，“不管谁被打，不管多晚，只要喊一声，其他人就会来。不是来劝架——劝不住的。是来作证，来记住，来确保下次如果再‘出事’，有人知道该找谁。”
王平安抬起眼：“你们记录了下来？”
“我们记在心里。”阿萍掐灭烟头，“阿sir，法律保护不了我们。报警？警察来了说两句就走。申请禁制令？那张纸擦屁股都嫌硬。我们只能自己保护自己。”
她走到王平安桌边，拿起他的空碗：“还要加面吗？免费。”
“不用了，谢谢。”
阿萍拿着碗走到水桶边，开始洗碗。她的背影在昏黄的灯光下显得瘦小而坚韧，肩胛骨在衣服下突出，像一对被折断的翅膀。
王平安付了钱，站起身。就在他要走出雨棚时，阿萍突然说：
“阿sir，你见过飞蛾扑火吗？”
又是这句话。
王平安转身：“今早也有人问我这句话。”
“飞蛾扑火，不是因为蠢。”阿萍没有回头，继续洗着碗，“是因为黑暗太久了，哪怕那点火会烧死自己，也要飞过去。至少，在烧死之前，它们看见过光。”
雨水从棚布缝隙滴落，落在王平安肩上，冰凉。
台风“山鸦”在凌晨登陆香港。
八号风球高悬，狂风嘶吼着穿过楼宇间的缝隙，发出鬼哭般的啸叫。街上的招牌在风中剧烈摇晃，塑料棚被整个掀翻，垃圾桶滚过空荡的街道。雨水不是在下，是在横着飞，像无数把刀子切割着夜色。
王平安独自驾车前往深水埗的海丽邨。雨刷以最快速度摆动，仍看不清前路。路上几乎没有车，只有狂风卷起的垃圾和树枝不时拍打在挡风玻璃上。
公屋十二楼，走廊的窗户被吹得砰砰作响，有几扇玻璃已经碎了，物业管理用木板临时封住。走廊灯忽明忽暗，电流在风灾中变得不稳定。
1207室。
王平安敲门。等了很久，门开了一条缝，露出欧梁美娟苍白的脸。她看见是王平安，没有惊讶，只是默默拉开门。
屋里很小，一室一厅，但收拾得异常整洁。家具都是旧的，但擦得很干净。沙发上铺着白色钩花垫布，茶几上放着一盆绿萝，长势喜人。电视关着，屋里只有风雨敲打窗户的声音。
“台风天还过来，阿sir真是勤力。”欧梁美娟轻声说，倒了一杯热水放在王平安面前。
“有些问题，在台风天问比较合适。”王平安坐下，没有碰那杯水，“大家都被困在家里，没人会来打扰。”
欧梁美娟在他对面坐下，双手放在膝盖上，姿态端正得像个小学生。她穿着家居服——一件洗得发白的浅蓝色棉衫，袖口已经磨出毛边。
“你丈夫的案子，我们有了新发现。”王平安从公文包里取出几张照片，摊在茶几上。
那是从各个案发现场提取的微量证据：筲箕湾的飞蛾绣片、油麻地现场附近找到的蓝色纤维、深水埗后巷墙上的半个鞋印——女鞋，36码。
还有一张放大的照片：三十个死者的伤口对比分析。法医用电脑模拟了刀口角度和深度，发现虽然总体手法一致，但细微处有差异。有些刀口上扬，有些下压，有些左偏，有些右斜。
“三十个死者，伤口模式可以分成五类。”王平安指着照片，“也就是说，至少有五个不同的持刀者。”
欧梁美娟的表情没有变化。
“还有不在场证明。”王平安继续，“三十个女人，全都有完美的不在场证明。但如果我们把时间线重新排列，会发现一件有趣的事。”
他又取出一张纸，上面是复杂的时间表：
00:00-00:30 a女在地铁tv中出现
00:30-01:00 b女在便利店买烟
01:00-01:30 c女在医院陪床签字
01:30-02:00 d女在麻将馆打牌
02:00-02:30 e女在工厂打卡
……
“每个人的不在场证明都覆盖了部分时间段，但不是全程。”王平安说，“但如果把所有人的时间拼起来……”
他拿出第三张纸。这张纸上，三十个女人的时间证明像拼图一样拼接，完整覆盖了从零点到四点的四个小时。
“就像一个轮班表。”王平安抬起眼，看着欧梁美娟，“每个人负责一部分时间，互相作证，互相掩护。这样，每个人都有不在场证明，但凶手——或者说，凶手们——一直有时间作案。”
房间里安静得可怕。只有窗外的风声雨声，还有老式冰箱压缩机启动的嗡嗡声。
欧梁美娟终于动了。她起身走到卧室，片刻后回来，手里捧着一个铁盒。
生锈的铁盒，原本可能是装饼干的，盖子上印着褪色的牡丹花图案。她把铁盒放在茶几上，打开。
里面是一叠纸。
王平安拿起最上面一张。a4纸，打印的表格，标题是《互助守夜记录表》。下面列着日期、时间、地点、见证人签名。表格底部有一行小字：“我承诺，当轮到我时，我会履行同样的责任。”
第二张，第三张……他一页页翻看。
三十九张。
每张表格记录了一次“守夜”——某个女人在某个时间段为另一个女人提供不在场证明。有些在茶餐厅，有些在便利店，有些在深夜公园，有些在通宵诊所。时间跨度长达两年。
最后一页是空白的，只有标题：《第四十次互助》。
“为什么是四十？”王平安问。
“因为需要四十个，才够。”欧梁美娟的声音很平静，“三十九个已经完成了。第四十个，应该是我。”
“应该？”
“我的丈夫是第四十个目标。”她说，“按照约定，我应该自己动手。但那天晚上，你们警方巡逻太密，我没找到机会。第二天，你们就找到了我。”
王平安看着那些表格。纸张已经有些发黄，边缘卷曲。上面的签名各式各样，有的娟秀，有的潦草，有的甚至只是按了个手印。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他问。
“知道。共谋，同谋，协助杀人。”欧梁美娟说，“法律上应该怎么判？十年？二十年？无期？”
“为什么？”王平安放下表格，“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
欧梁美娟沉默了很久。窗外的风声小了一些，雨依然在下，但变成了持续的淅沥声。
“阿sir，你信不信，世上有一种‘交换’，不为了钱，只为了呼吸。”
她站起身，走到窗边，看着外面被风雨肆虐的城市。
“我二十岁嫁给他。二十二年。第一年，他打我是因为菜咸了。第二年，是因为我看了别的男人一眼。第三年，是因为我生的是女儿。第四年，第五年……理由越来越少，打的时候越来越多。”
她的声音很轻，像在说别人的故事。
“女儿十二岁那年，他喝醉了要打她，我扑过去挡。他打断了我的两根肋骨。我躺在地上，看着他踩着我的手指走过去，去开冰箱拿啤酒。那一刻我明白了，他会一直打下去，打到死。要么我死，要么他死。”
“你可以报警。”
“我报过。”欧梁美娟转过身，眼里终于有了情绪——不是悲伤，是讽刺，“三次。第一次，警察来了，劝了两句，说夫妻要互相体谅。第二次，他们建议我去找社工。第三次，他们说如果再报警，就要告我浪费警力。”
她走回沙发边，从铁盒底层拿出一张皱巴巴的纸——一份两年前的法庭文件。
“我申请过禁制令，批了。有效期三个月。他把禁制令撕了，说‘你看那张纸能不能保护你’。那晚他打断了我的鼻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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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平安看着那份文件，上面有法官的签名和法庭印章。一张纸，在暴力面前薄如蝉翼。
“后来我遇到了其他人。”欧梁美娟坐下，双手交握，“在妇女庇护所，在医院急诊室，在社工办公室。我们原本都是陌生人，但身上的淤青是一样的颜色，眼里的恐惧是一样的深度。我们开始说话，开始分享，开始明白——”
她停顿了一下。
“明白我们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但如果孤岛连成一片，就能成为大陆。”
“所以你们决定杀人。”
“我们决定活下去。”欧梁美娟纠正道，“阿sir，你办过那么多案子，见过那么多死人。你告诉我，是躺在殓房里的那三十个男人更可怜，还是被他们打了十年、二十年的女人更可怜？”
王平安没有回答。他看向铁盒里的那些表格，那些签名，那些按下的手印。三十九个女人，三十九份沉默的契约。
“第四十张为什么是空白的？”
“因为还没执行。”欧梁美娟说，“按照约定，每个人只做一次。动手的人，会由其他三十九个人提供不在场证明。这样，每个人都有‘清白’，但每个人都参与了。这是唯一的办法——要么所有人都干净，要么所有人都脏。没有中间地带。”
“你准备自己动手杀你丈夫。”
“是。”她的回答没有任何犹豫，“我已经等了两年，等轮到我。我每天都在想，用什么刀，在哪里下手，割多少刀。我想让他也尝尝害怕的滋味，想让他也数着伤口等死。”
她的语气依然平静，但王平安能看见她交握的手在微微颤抖——不是恐惧，是压抑了太久的愤怒终于找到了出口。
“但你没有。”王平安说。
“因为你们来了。”欧梁美娟笑了，笑容苦涩，“阿sir，你知道吗？我其实有点感谢你们。不是感谢你们阻止我杀人，是感谢你们让我知道，原来我也怕。怕血，怕警察，怕坐牢。原来我和那些男人一样，都是会怕的。”
窗外的风雨声渐渐平息，台风眼正在经过，短暂的宁静。
王平安收起那些表格，放回铁盒。盖子合上时，发出轻微的咔哒声。
“这些我要带走。”他说。
“我知道。”欧梁美娟点头，“但阿sir，你带不走的，是那些已经发生的事。三十九个死人不会复活，三十九个女人也不会忘记。法律可以审判我们，但审判改变不了过去。”
王平安站起身，拿起铁盒。盒子比他想象的重。
走到门口时，他回头：“最后一个问题。飞蛾，是什么意思？”
欧梁美娟的眼神变得遥远：“飞蛾是我们给自己的名字。因为我们都扑过火——结婚的时候，以为那是温暖，结果是焚烧。但飞蛾扑火还有另一层意思。”
她走到窗边，指着远处。台风眼中，乌云暂时散开，露出一小片星空。
“飞蛾扑向火，不是为了死。是为了在死之前，看清自己的样子。在火光中，它们终于看见了自己的翅膀，看见了自己也能发光。”
王平安顺着她的手指看去。夜空中的星星很微弱，但确实存在。
他拉开门，走进走廊。身后的门轻轻关上，锁舌扣入锁孔的声音清晰可闻。
走廊的灯还在闪烁。风声又起，台风眼的宁静结束了，风暴的后半段即将来临。
凌晨四点，港岛总署天台。
风已经小了，雨也停了，但天空依然阴沉，云层低垂，仿佛随时会再次倾泻。王平安独自站在天台边缘，脚下是沉睡中的城市——或假装沉睡。
香港的灯火从不完全熄灭。总有些窗户亮着，总有些街道有车驶过，总有些人在这个时间醒着，因为痛苦，因为恐惧，因为无法入睡的过去。
他点燃一支烟，深深吸了一口。尼古丁进入肺部，带来短暂的麻痹。医生警告过他多次，糖尿病加吸烟等于找死。但他需要这个，需要某种看得见的自我毁灭，来平衡内心那些看不见的崩塌。
铁盒放在他脚边，盖子打开着，那些表格在夜风中微微翻动。
三十九个签名。
三十九个承诺。
三十九个女人决定用最极端的方式，夺回自己的呼吸。
法律很简单：这是谋杀，是共谋，是重罪。三十九个主犯，三十九个从犯，刑期加起来可能超过五百年。司法体系会像一台精密机器，把她们一个个送进监狱，给公众一个交代，给媒体一个头条，给社会一个“正义得到伸张”的假象。
然后呢？
然后会有第四十个、第五十个、第一百个欧梁美娟。暴力会继续，沉默会继续，绝望会继续。法律像一堵墙，把问题隔在墙外，假装看不见墙那边的人在流血。
王平安想起自己的母亲。
一个瘦小的潮州女人，嫁给父亲三十年，挨了三十年的打。她从不还手，从不报警，只在深夜偷偷抹药油。王平安小时候，常常在门缝里看见母亲背上的淤青，像地图上的陌生国度。
十五岁那年，父亲又一次醉酒打母亲。王平安冲上去，用椅子砸断了父亲的手臂。那是他第一次使用暴力，也是最后一次。父亲从那以后没再打过母亲，但开始酗酒，三年后肝硬化去世。
葬礼上，母亲一滴眼泪都没掉。她只是静静地看着棺材入土，然后回家，把父亲所有的东西都烧了。火光中，她的脸平静得可怕。
“平安。”她那天晚上说，“你要记住，有些痛是说不出来的。说不出来的痛，就会变成别的东西。变成恨，变成病，变成……你这样的人。”
变成我这样的人。
一个警察，一个试图用法律修复无法修复之事的男人。一个站在暴力和秩序之间，看惯了鲜血却仍然相信正义的傻瓜。
手机在口袋里震动。王平安看了一眼，是陈国栋。
“王sir，查到了。飞蛾图案——三年前，一个叫‘妇女互助会’的非正式团体用过这个标志。后来解散了，但成员之间还有联系。名单我正在整理，初步看，至少有二十人和我们的死者家属重合。”
“知道了。”王平安说。
“还有，媒体那边压不住了。《东方日报》明天头版标题已经定了：《连环杀手还是集体复仇？四十宗命案背后的女人》。”
“让他们报。”
陈国栋沉默了几秒：“王sir，这事太大了。上面在问，要不要成立特别调查组，从刑侦科调人……”
“不用。”王平安打断他，“这个案子，b组跟到底。”
“可是——”
“没有可是。”王平安的声音很平静，“出了事，我负责。”
挂断电话，他又站了很久。天边开始泛起鱼肚白，黑暗正在退去，但黎明还没有真正到来。这是一个暧昧的时刻，黑夜与白昼的交界，就像他现在站的位置——法律与人性的交界。
他蹲下身，看着铁盒里的那些表格。纸张在晨光中显得更加脆弱，那些签名像一只只挣扎的飞蛾。
最后，他拿出手机，拨了一个号码。
响了七声，才被接起。那边传来睡意惺忪但警惕的声音：“谁？”
“国豪，是我。”
陈国豪，王平安的老熟人，如今是香港最有名的刑事辩护律师之一，专接别人不敢接的案子。他们曾经是好朋友，后来因为理念不合渐行渐远——王平安相信法律条文，陈国豪相信法律精神。
“平安？凌晨四点打电话，要么是你要死了，要么是别人要死了。”
“两者都有。”王平安说，“我需要你帮个忙。”
“说。”
“四十个女人。她们涉嫌谋杀，但情况特殊。我需要你为她们辩护，所有费用我出。罪名……能减就减，能辩就辩。”
电话那头沉默了。王平安能想象陈国豪此刻的表情——惊讶，疑惑，然后是理解。
“平安，你知唔知你在说什么？四十个谋杀案，你要我接？而且是你出钱？你这是要挑战整个司法体系。”
“我不是挑战体系。”王平安看着远处渐渐亮起的天空，“我只是在想，也许法律除了惩罚，还应该有别的功能。比如……救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