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法院第三庭，清晨九点整。
媒体席已经挤满了人，长枪短炮的镜头对准被告栏——那里并排坐着四十个女人。她们穿着统一的深蓝色囚服，头发整齐梳理，脸上没有妆容。从二十三岁到六十二岁，年龄跨度四十年，但此刻她们有着相同的表情：平静得近乎空洞。
旁听席第一排，王平安穿着便服坐下。他没有看被告栏，而是看着陪审团——七男五女，十二张面孔上写着紧张、好奇、困惑。他们将决定四十个女人的命运，而他们对此一无所知。
法警高喊：“全体起立！”
主审法官步入法庭。出乎所有人意料，法官是位女性——司徒慧，五十五岁，以严谨和公正闻名，也是香港高等法院历史上第二位女性常任法官。她一身黑袍，白发在鬓角若隐若现，眼镜后的目光锐利如刀。
“请坐。”
法庭落座的声音像一阵短暂的潮汐。
陈国豪站起身，黑色律师袍衬得他身形挺拔。他走到陪审团前，没有拿任何文件，只是静静地看了他们十秒钟。
“各位陪审员，在接下来的庭审中，你们将听到许多证据、证词、法律条文。”他的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清晰可闻，“但在此之前，我想请你们做一件事：看看被告栏里的四十位女士。”
陪审员们转头看去。
“她们看起来像杀人犯吗？”陈国豪问，“不像，对吗？她们看起来像你们的邻居、姐妹、母亲。事实上，她们就是。欧梁美娟女士，制衣厂女工，工龄二十八年。刘秀兰女士，茶餐厅收银员，独自抚养两个子女。林月珍女士，清洁工，每天工作十二小时供女儿读大学……”
他一一点名，四十个名字，四十种人生。
“她们被控谋杀。四十宗命案，四十个男人死亡。证据确凿，她们中的大多数人承认参与了某种……互助协议。”陈国豪停顿，“但今天，我不打算为她们的‘无罪’辩护。因为从法律角度看，她们确实有罪。”
旁听席传来一阵骚动。媒体记者们迅速记录，摄像机的红灯闪烁。
“我想辩护的，是‘为什么’。”陈国豪走到法庭中央，“为什么四十个素不相识的女人，会形成一个沉默的同盟？为什么她们选择用最极端的方式，终结四十个男人的生命？答案很简单，也很复杂——”
他转身，指向投影屏幕。屏幕上出现第一张照片：潘兆昌妻子刘秀兰的x光片，三根肋骨骨折，愈合错位。
“恐惧。”
第二张：李国伟前妻手臂上的疤痕，烟头烫出的圆形痕迹，九个，排列成扇形。
“长期的、系统的、无处可逃的恐惧。”
第三张：黄文强女儿躲在衣柜里的画，画上有黑色的怪物和哭泣的小人。
“传承的恐惧。”
一张张照片出现。伤痕的医学记录，急诊室的病历，妇女庇护所的入住登记，法庭驳回的保护令申请，警方“家庭纠纷不予立案”的回执……
“在过去十年中，这四十位女士共报警一百二十七次。”陈国豪的声音依然平静，但每个字都像钉子钉入木头，“申请禁制令四十三次，成功获批九次，其中七次被违反而警方未采取行动。住院治疗记录合计八十六次，骨折、脑震荡、内脏挫伤、流产……”
他走到被告栏前，看着那些女人：“法律应该保护她们，但没有。社会应该帮助她们，但没有。家人应该支持她们，但没有。她们是妻子、母亲、女儿，但首先，她们是活生生的人，而人的忍耐是有极限的。”
“反对！”检控官站起来，“辩方律师在煽情，这与案件事实无关——”
“有关。”司徒法官打断他，“继续，陈律师。”
陈国豪点头致谢：“谢谢法官大人。各位陪审员，接下来的庭审中，检方会向你们展示精密的作案计划、交换杀人的时间表、铁证如山的物证。这一切都是真的。但我想请你们思考一个问题——”
他环视整个法庭。
“当法律无法保护弱者，当正义成为一张废纸，当呼救只能换来更重的拳头……一个人，一个女人，还能做什么？”
法庭死寂。
“她们选择了最糟糕的方式。”陈国豪承认，“暴力只能滋生更多暴力，仇恨无法终结仇恨。但在此之前，她们试过所有‘正确’的方式。她们试过了。”
他回到座位，轻轻坐下。
庭审持续了十七天。
十七天里，法庭变成了香港社会的缩影。检方展示严密的证据链，证明这是一场有预谋的集体谋杀。辩方传召社工、心理医生、家暴幸存者，描绘出一幅长达数十年的暴力图景。
王平安每天都来，坐在最后一排。他看见欧梁美娟在听到女儿证词时第一次流泪——女儿说，妈妈每晚都抱着刀睡觉，不是想杀人，是怕被杀。他看见刘秀兰展示背上的伤疤时，旁听席上有男人低下了头。他看见林月珍平静地叙述丈夫如何把她的头按进马桶，如何笑着说“你死了也没人管”。
第十七天下午，陈国豪做结案陈词。
他没有再展示证据，只是说了一段话：
“这个法庭的屋顶上，刻着一行拉丁文：fiat jtitia, ruat cae——即使天塌下来，也要实现正义。今天，天没有塌，但四十个女人的人生已经塌了。她们用错误的方式，寻求了一种扭曲的正义。她们有罪，但她们的罪，是我们所有人的共谋——是每一次视而不见，是每一次‘清官难断家务事’，是每一次劝她们‘忍一忍就过去了’。”
“如果你们判她们有罪，法律赢了。但如果你们在量刑时，能看见她们身上的伤疤，能听见那些年夜晚的哭声，那么……也许正义还没有完全死去。”
宣判日，阴雨。
法院外挤满了人。妇女团体举着“停止暴力”的标语，也有团体举着“杀人偿命”的牌子。警方拉起了警戒线，记者们在雨中等候，摄像机包裹在塑料布下。
王平安没有进去。他站在街对面便利店的屋檐下，看着雨水顺着玻璃流淌。娄晓娥站在他身边，第一次穿素色旗袍，手里攥着一把平安符——不是信佛，只是求“平安”。
“你紧张吗？”她问。
“紧张。”王平安承认，“但我紧张的，不是判决结果。”
“那是什么？”
“是判决之后。”他看向法院大门，“无论判多少年，这件事都不会结束。四十个家庭破碎了，但还有四百个、四千个家庭在发生同样的事。法庭可以给一个交代，但给不了答案。”
娄晓娥握住他的手。她的手很凉，但握得很紧。
“你尽力了。”她说。
“不够。”王平安摇头，“永远不够。”
下午两点，法院大门打开。人群骚动，记者涌上前。最先出来的是陈国豪，他被话筒包围，但一言不发，只是挤开人群走向街对面。
他看到王平安，点了点头。
然后是女人们。她们在法警的护送下走出来，手上没有手铐——这是陈国豪争取到的，他说“她们不是逃犯”。四十个女人，四十张平静的脸。她们没有看镜头，没有看人群，只是彼此搀扶着，走下台阶。
欧梁美娟走在最后。她在台阶上停下，抬头看天，雨水落在她脸上。然后她看到了街对面的王平安。
两人的目光穿过雨幕，穿过人群，穿过十七天的庭审和四十年的暴力。
她微微点头。
王平安也点头。
没有微笑，没有告别，只是一个简单的动作：我看到了你，你看到了我。我们都在这里，在这场雨中，在这个无法挽回的结局里。
人群逐渐散去。妇女团体的标语被雨水打湿，墨迹晕开。“停止暴力”变成了模糊的色块。“杀人偿命”也失去了棱角。雨越下越大，冲刷着街道，仿佛要洗净一切痕迹。
一个月后，元宵夜。
维多利亚公园，花灯如昼。兔仔灯、鱼灯、莲花灯，还有当年生肖的龙灯，蜿蜒数十米，照亮了半个夜空。人潮涌动，一家老小，情侣依偎，孩子提着灯笼奔跑，笑声在温暖的夜空中飘荡。
王平安和娄晓娥并肩走着，像一对最普通的中年夫妻。她挽着他的手臂，他放慢脚步配合她的节奏。路过糖画摊，她停下看了会儿，他买了一只蝴蝶形状的糖画给她。她小心地舔了一口，笑了。
“甜吗？”他问。
“太甜了。”她说，但又舔了一口。
他们走到公园中央的灯笼阵。这里悬挂着数百盏手工灯笼，每盏灯笼下面都系着一张心愿卡。有求学业进步的，有求身体健康的，有求姻缘美满的。红纸黑字，在灯光下显得格外虔诚。
“我们也写一个吧。”娄晓娥说。
王平安买了卡片和笔。她背过身去写，不让他看。他笑了笑，也写了自己的。
挂灯笼时，他瞥见她的卡片，上面只有四个字：岁岁平安。
他挂上自己的，她凑过来看。也是四个字：夜夜无哭声。
两人对视，没有说话，只是握紧了手。
走到灯笼阵尽头，有一盏特别的走马灯。灯面不是传统的戏剧人物或山水花鸟，而是四十只飞蛾，形态各异，有的展翅，有的收翼，有的扑向灯中心的火焰。灯笼缓缓旋转，飞蛾的影子投在地上，仿佛在飞舞。
灯罩下，一个小女孩拉着妈妈的手问：
“妈妈，飞蛾为什么要扑火？”
年轻的母亲蹲下身，轻声回答：
“因为它们想借火光，看清楚自己是谁。”
小女孩似懂非懂：“那它们看见了吗？”
“看见了。”母亲摸摸她的头，“所以它们不怕了。”
王平安站在灯前，看了很久。飞蛾的影子落在他脸上，明明灭灭。娄晓娥安静地陪着他，没有催促。
“她们今天入狱。”他突然说。
“我知道。”
“最短的一年，最长的三年。表现好的话，可能更短。”
“对她们来说，监狱可能比家里安全。”娄晓娥轻声说。
王平安没有否认。他想起上周去监狱探望欧梁美娟。她穿着囚服，气色却比之前好。她说她在监狱图书馆工作，正在学英语。她说女儿来探望时，第一次对她说了“妈妈我爱你”。她说晚上能睡着觉了，不做噩梦。
“王sir，”她最后说，“谢谢你没有让我们变成真正的杀人犯。”
“什么意思？”
“如果我们自己动手，仇恨就会留在心里。但现在，仇恨留在法庭上了。”她笑了笑，“听起来很怪，对吧？但坐牢比背着仇恨活着轻松。”
灯笼还在旋转。飞蛾扑火，火在中央，飞蛾在周围，保持着永恒的距离——既未真正扑入，也未远离。就在那个临界点上，旋转，轮回。
王平安牵着娄晓娥的手，继续往前走。穿过灯笼阵，穿过人潮，穿过这片暂时的、脆弱的欢乐。前方是公园出口，外面是香港的夜晚，是依然在运转的城市，是无数扇亮着灯的窗户，窗后是无人知晓的故事。
在出口处，他回头看了一眼。
灯海如星河，人潮如流水。那盏飞蛾走马灯还在旋转，在万千灯笼中并不显眼，但它就在那里。四十只飞蛾，四十圈轮回，在火光中确认自己的形状，然后继续飞——也许还会扑向别的火，也许不会。
但至少今夜，在元宵的灯火中，它们看起来是自由的。
“走吧。”娄晓娥说。
“嗯。”
他们走出公园，汇入街道的人流。身影被霓虹灯拉长又缩短，最终消失在香港永不结束的夜晚里。
三个月后
西九龙重案b组，王平安的办公室。
辞职信放在桌上，只有一页纸。三十年警龄，最后用一页纸结束。原因栏写着：健康问题。确实是部分真相——糖尿病加重了，医生警告他必须休息。
陈国栋敲门进来，看到桌上的信，沉默了。
“想好了？”
“想好了。”王平安正在收拾东西。其实没什么可收拾的，一个茶杯，几本书，一张母亲的照片。他把四十个案子的档案副本装进纸箱——这是他自己要求保留的，上面批准了。
“接下来做什么？”
“不知道。也许写点东西。”王平安盖上纸箱，“也许什么都不做。”
陈国栋递过来一个信封：“她们托我给你的。”
王平安打开。里面是四十张卡片，每张卡片上写着一句话。字迹各异，有的工整，有的歪斜，有的甚至只是拼音。
“谢谢你说出我们不敢说的话。”
“我现在能睡着了。”
“女儿说以我为荣。”
“我不再怕黑了。”
“……”
最后一张是欧梁美娟的，只有两个字：平安。
王平安看了很久，然后把卡片收进外套内袋，贴着胸口。
“她们怎么样？”
“适应了。有些人参加了监狱的职业技能培训，有些人开始接受心理辅导。欧梁美娟在组织读书会，读女性作家的书。”陈国栋顿了顿，“王sir，这个案子……改变了一些事情。”
“什么？”
“家暴报案率上升了百分之四十。社会福利署增加了庇护所的经费。警方修订了家庭暴力案件的处理指引——现在接到报案必须立案，必须跟进。”陈国栋苦笑，“用四十条人命换来的进步，听起来真讽刺。”
“但终究是进步。”王平安抱起纸箱。
他们一起走出办公室。经过重案组的大厅时，警员们纷纷站起来。没有人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他。阿植眼睛红了，别过头去。
王平安对他们点点头，继续往前走。
电梯里，陈国栋终于问：“王sir，你后悔吗？帮助她们辩护，职业生涯提前结束……”
电梯缓缓下降。
“不后悔。”王平安看着跳动的楼层数字，“但遗憾。遗憾我们生活在一个需要这种悲剧才能唤醒关注的世界。遗憾那些女人要用自己的人生做燃料，才能点亮一点点光。”
电梯到达一楼，门打开。
大厅里，一个年轻女警正在安抚一个哭泣的女人。女人脸上有伤，声音颤抖：“他说会改，每次都这么说，但我怕下次……”
女警握住她的手：“不用怕，我现在就帮你立案。有我在，没有人可以伤害你。”
王平安停下脚步，看着这一幕。
然后他笑了。很轻，但确实是一个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