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雾像一床湿透的旧棉被，沉沉压在青衣货运码头的集装箱森林上。
韩雅淇的鞋跟敲在冰冷的水泥地上，发出规律而空旷的回响。二十三岁的她，今天第一次以重案组临时支援探员的身份出现场——尽管她的调令还没正式批下，尽管她过去三年都在水警轮上吹海风。
“第九个。”走在她前面的男人头也不回地说。
王平安，警务处副处长，一个五十岁上下、肩膀比码头起重机还稳的男人。他走路快，说话少，像一把出鞘一半的刀。
集装箱缝隙里，海水正有节奏地拍打岸壁。然后韩雅淇看见了——在07：07分，香港刚刚醒来的时刻。
一具女尸，面朝下浮在油污与垃圾之间，穿着暗红色旗袍，料子在浑浊的水里像某种生物缓慢舒张的皮肤。最诡异的是，尸体没有头。脖颈处的切口整齐得让人胃部发紧。
而当水警将尸体小心翻到浮台上时，韩雅淇感觉自己的呼吸停了一拍。
旗袍背后，从肩胛到腰际，一整块皮肤被完整地取走了。留下的肌肉组织暴露在晨光中，纹理清晰得像解剖图，但边缘却异常平滑——那切口不是粗暴的撕扯，而是某种近乎虔诚的剥离。
“背部整块剥取，和前八起一样。”法医蹲在一旁，声音里压着疲惫，“死亡时间大概凌晨两点到四点。和前几次不同，这次弃尸地点是开放水域，不是渡轮。”
“媒体怎么说？”王平安问。
旁边一名探员划着手机屏，低声念：“‘渡轮剥皮魔卷土重来’，‘十年轮回，裁缝归来’……已经刷爆了。”
王平安接过手机扫了一眼，屏幕冷光照亮他下颌刚硬的线条。他抬头，望向码头外雾茫茫的维多利亚港。
“封锁半径两公里。”他下令，“用政府船只，政府预算。记住，零私人直升机，零外包安保。我要每一分钱都花在看得见的地方。”
“副处，”一个警司低声提醒，“预算委员会上个月才砍了我们两成外勤经费——”
“那就用更聪明的方法花。”王平安打断他，“用现有水警轮在海上布网，用警队‘山鹰’直升机低空巡逻。不够？那就让行政部的人自己来看看，看这具尸体，再看他们的预算表。”
他转过身，目光忽然落在韩雅淇身上。她正盯着那具无头女尸的旗袍下摆——那里绣着一行几乎看不见的小字：永不忘1946。
“韩警官，”王平安说，“你母亲的事，我听说了。”
韩雅淇猛地抬头。这是她调来后第一次和王平安直接对话。她张嘴想说什么，却发现自己发不出声音。二十三年前，同样是七月，同样有雾的早晨，母亲在渡轮上消失，从此只活在警方档案的“失踪人口”一栏里。
“我不是因为同情才调你过来。”王平安说，语气里没有温度，“你水警三年，熟悉港口、潮汐、船舶调度。这对追查‘渡轮’系列案有用。但我要你明白——破案不是心理治疗。你能分清吗？”
韩雅淇咽了口唾沫，喉咙发干：“能，长官。”
“好。”王平安从西装内袋抽出一份文件夹，“十点整，我要你去小榄精神病院a级仓，送这份尸检报告给一个人。”
韩雅淇接过文件夹。封面上没有名字，只有一个编号：s-07-1996。
“给谁？”她问。
王平安已经转身走向警车，声音被海风吹回来：
“给一个能读懂‘裁缝’语言的人。”
10：00 小榄精神病院 a级高危囚室区
这里的空气像是被消毒水浸泡过，又混着某种陈旧铁锈和人体分泌物混合的味道。韩雅淇跟着两名全副武装的惩教署人员穿过三道厚铁门，每过一道，身后的门就轰然关闭，回声在狭长走廊里撞来撞去。
最后一道门前，墙上贴着警告：极度危险／单独接触需三级授权／曾有四名看守重伤。
门开了。
里面是一个四面透明强化玻璃的囚室，像个巨大的水族箱。房间中央，一张铁椅固定在地上，椅子上坐着一个穿白色囚服的男人。
阮文海，四十六岁，前大学精神科副教授，食人案主犯，六年前因杀害并食用三名病患被判无限期羁押于小榄。档案照片里的他戴着金丝眼镜，斯文得像图书馆管理员。此刻真人坐在玻璃后，双手十指交叉放在膝上，姿态放松得像在等下午茶。
韩雅淇将文件夹从玻璃下方的传递槽推过去。
阮文海没有立刻去拿。他透过玻璃看着她，目光缓慢地从她的脸移到肩章，再移到她紧握的拳头。那眼神不像在打量一个人，更像在观察标本。
然后他拿起文件夹，翻开。
五分钟后，他合上文件，抬眼。
“韩雅淇，”他的声音通过通话器传来，低沉而清晰，带着某种老派学者的咬字习惯，“二十三岁，水警，三个月前申请调入重案组。父亲韩志伟，退休消防员；母亲林秀琴，一九九八年七月一日于北角至红磡渡轮上失踪，列入‘渡轮’系列案潜在受害人，至今未寻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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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雅淇感觉血液冲上耳际。她没说过这些。她的档案里只写“母亲失踪”，不可能有详细案情。
“你怎么——”
“尸检报告第九页，”阮文海打断她，食指轻敲文件夹，“提到尸体背部剥皮边缘有轻微烫伤痕迹，推测凶手用加热工具平整皮肤。而一九九八年警方在你母亲失踪的渡轮座位上，提取到微量热熔胶残留——当时的技术无法进一步分析，但记录还在旧档案里。”
他停顿，身体微微前倾，眼镜片反射着天花板的冷光。
“你想找到‘裁缝’，因为你觉得他和带走你母亲的是同一个人。或者至少，他们有关联。”
韩雅淇看向玻璃房外的王平安。副处长站在监控屏幕前，面无表情。
“阮博士，”王平安的声音通过另一个麦克风传来，“我们要的是对当前案情的分析，不是考古。”
阮文海笑了。那笑容很淡，却让韩雅淇脊背发凉。
“王副处长，你送我这份尸检报告，不就是想让我做关联分析吗？”他重新靠回椅背，“‘裁缝’剥皮的手法和二十多年前那几起未破案有相似性，但更……精致。像在进步。像学生在超越老师。”
他忽然转向韩雅淇：“你带了你母亲的遗物来吗？”
“什么？”
“气味。”阮文海说，“长期失踪者的衣物会保留一种特殊的气味分子结构，即使经过清洗。那是人体油脂、生活环境、甚至情绪压力的化学印记。如果你真想找到‘裁缝’，我需要对比。”
韩雅淇下意识摸向自己颈间——那里挂着一条细银链，坠子是个小胶囊，里面封着一小块母亲旧手帕的布料。那是她从不离身的秘密。
“警队程序不允许证物私用。”王平安说。
“那就走程序。”阮文海摊手，“让你们鉴证科把那块布料采样，拍照留档，然后送进来给我闻。我不碰实物，只闻气味分子。零污染。”
玻璃房内外陷入沉默。监控器的红灯规律闪烁。
韩雅淇看着王平安。副处长的脸在屏幕蓝光里像一尊石雕。许久，他按下一个按钮：
“韩警官，你身上有带相关物品吗？”
她犹豫了一秒，然后从颈间摘下项链，打开胶囊，取出那枚只有指甲盖大小的白色棉布。手帕的一角，绣着一个褪色的“琴”字。
惩教人员将布料装入证物袋，拍照，扫描，然后通过传递槽送进玻璃房。
阮文海接过袋子，没有打开，只是举到鼻前，闭上眼睛深深吸气。
十秒。二十秒。
他睁开眼睛时，眼神变了——某种锐利的东西从学者式的平静下浮出来。
“红旗裁缝店。”他说。
王平安皱眉：“什么？”
“去找三十年代深水埗的‘红旗裁缝店’。”阮文海将证物袋轻轻放回传递槽，“‘裁缝’不是随机选名号。他在致敬。或者更准确地说——他在完成某个未完成的故事。”
“具体地址？”王平安追问。
“这就是我要的交换条件了。”阮文海重新十指交叉，“让韩雅淇警官单独进来和我谈——不带录音，不带监控。十分钟。然后我给你们地址和背景。”
“不可能。”王平安的声音冷下来，“警队没有‘单独’二字。”
“那就让‘裁缝’继续剥第九个、第十个、第十一个。”阮文海微笑，“王副处长，你在和魔鬼讨价还价时，就别指望能用天使的筹码。”
监控室里，空气凝固了。
韩雅淇看着玻璃后的男人，又看向屏幕前的王平安。她想起今晨码头上那具无头的身体，想起母亲档案里那张褪色的照片。
“长官，”她听见自己说，“我可以。”
王平安转头看她，眼神复杂。那里面有审视，有警告，或许还有一丝极难察觉的……歉意。
“十分钟。”最后他说，“但我会在玻璃外看着。任何情况，立刻退出。”
铁门打开时，韩雅淇才发现阮文海的囚室还有一道内门。她走进去，内门在身后关闭。现在她和阮文海之间只剩空气，以及一张固定在地上的铁桌。
消毒水的味道更浓了。混着另一种气味——旧书，和某种淡淡的、类似金属的味道。
“坐。”阮文海示意对面的椅子。
韩雅淇坐下，背挺得笔直。
“你很紧张。”阮文海观察着她放在膝上的手，“指关节发白，呼吸频率每分钟二十二次，高于正常。但你在努力控制——瞳孔没有明显放大，说明恐惧被压制了。是因为警察的训练，还是因为……仇恨？”
“我不是来接受心理分析的。”韩雅淇说。
“当然不是。”阮文海向后靠，白色囚服在肩膀处绷出褶皱，“你是来问‘红旗裁缝店’的。但我先给你另一个信息——关于你母亲。”
韩雅淇的心脏猛地一缩。
“一九九八年七月一日，那天有雾，和今天一样。”阮文海的声音放得很轻，像在念病历，“北角码头至红磡的早班渡轮，乘客四十七人。靠岸时少了一人，你母亲。她的手提袋留在座位上，里面有给你买的生日卡片——你当时五岁，生日是七月三日，对吗？”
韩雅淇的手指掐进掌心。这些细节她从不知道。档案里只写“失踪”，没有卡片，没有生日。
“卡片上写：‘给小淇，妈妈永远爱你’。”阮文海停顿，“但警方没有公开这个细节，因为当时他们怀疑是你父亲涉案——夫妻关系紧张，经济纠纷，常见动机。调查了三个月，证据不足，才归入‘渡轮’系列。”
“你怎么会知道——”韩雅淇的声音在发抖。
“因为我看过全部档案。”阮文海说，“六年前我进来前，作为犯罪心理学顾问协助警方整理过旧案卷宗。你母亲的案子，我在‘可能关联’列表里标记过。”
他身体前倾，隔着桌子，目光锁住她：
“现在，我要你认真听。‘红旗裁缝店’一九四六年在深水埗开业，店主姓陈，有个十六岁的女儿。同年十月，店铺深夜起火，女孩被发现在后巷，全身皮肤被剥取，手法粗糙，不像后来‘裁缝’的精细。嫌疑人是一个常来店里的退伍裁缝，但他消失了。案子没破。”
“这和现在的‘裁缝’有什么关系？相隔七十年——”
“仪式。”阮文海打断，“连环杀手常有仪式性行为。但‘裁缝’的仪式不是为自己，而是为某个叙事——他在重演一个故事。红旗裁缝店的女孩，你母亲，现在这九个女人……她们都是这个叙事里的角色。”
他从囚服口袋掏出一支笔——不知从哪里弄来的——在桌面上虚画：
“一九四六，女孩被剥皮。一九九八，你母亲失踪。二零二三，九具无头剥皮女尸。时间间隔在缩短，手法在进化。这不是一个人在作案，这是一种……传承。”
韩雅淇感到一阵寒意爬上脊椎：“你是说，不止一个‘裁缝’？”
“我在说，”阮文海放下笔，“你要找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理念。像病毒一样传递的理念。而理念最难杀死。”
监控室的通话器突然响起王平安的声音：“时间到。”
阮文海举起双手，做了个投降的姿势，但眼神没离开韩雅淇。
“地址是深水埗405号，地下层可能还有旧物。但小心——‘裁缝’知道警方会查到这里。他可能在等你们。”
内门打开，惩教人员示意韩雅淇离开。
她起身时，阮文海轻声说了最后一句话：
“你颈后的胎记，像一片枫叶。你母亲也有，对吗？在同一个位置。”
韩雅淇僵住了。
那是她最私密的特征。连父亲都未必清楚。
“‘裁缝’选受害者，看的不只是外貌。”阮文海的声音低得像耳语，“他看的是标记。你母亲有，那些死者有，你也有。小心点，韩警官。你可能不只是调查者——”
“——你也可能是目录上的名字。”
铁门在她身后关闭，将阮文海和那句话一起关在了玻璃后面。
走廊里，王平安在等她。
“拿到了吗？”他问。
韩雅淇点头，喉咙发干：“深水埗405号。他说……那是一个故事的开始。”
王平安看了眼手表：“司马佩芝高级督察已经在外面等。你们搭档去查。”
“长官，”韩雅淇叫住转身要走的他，“阮文海刚才说我母亲案子的细节……那些是真的吗？卡片的事？”
王平安停下脚步。有几秒钟，他只是看着走廊尽头那扇小小的、装着铁栏杆的窗。
“证据链不能污染。”他最终说，声音比刚才柔和了一些，“但情绪……有时候可以借用。去查案吧，韩警官。用你所有的情绪，但别被它们吞掉。”
他走了，脚步声在空荡的走廊里渐远。
韩雅淇站在原地，手不自觉地摸向颈后。那里，一片枫叶形状的淡褐色胎记，藏在发际线下。
她想起母亲照片里，同样位置，同样的形状。
玻璃房里，阮文海重新拿起那份尸检报告，翻到第九页。他的指尖抚过“热熔胶残留”那几个字，嘴角浮起一丝难以解读的弧度。
窗外，香港的雾气正在散去。
而深水埗405号的地下，有什么东西，已经等了太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