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赵他们的“智慧助老”公司开张半年，生意红火得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那款简简单单的智能药盒，在十几个社区试点后，口碑一传十十传百，订单像雪片似的飞来。公司从最初的五个人扩到了二十多人，办公室也从居民楼搬进了正经的写字楼。
按理说我们这些“终身顾问”该高兴，可实际上，麻烦事儿一件接一件地来。
那天下午，小赵火急火燎地跑到社区活动室找我们，额头上都是汗：“几位爷爷，出问题了！”
老王正在教几个老人用新到的健身器材，头也不抬：“慌什么，天塌不下来。”
“天是没塌，但库房要爆了！”小赵掏出一沓订单，“这个月接了五千个药盒的订单，咱们产能跟不上啊！”
老周推推眼镜，接过订单看了看：“当初不是算好了产能吗？怎么跟不上了？”
“代工厂那边出问题了。”小赵叹气，“他们接了更大的单子，把咱们的排期往后推。现在原材料都备好了，就是生产不出来。”
老李正在摆弄一个新到的助行器样品，听到这话转过头：“那就换一家代工厂呗。”
“找过了，要么价格太高，要么质量不行。”小赵愁眉苦脸，“咱们定价低，利润薄，找大厂人家看不上，小厂又不放心。”
我放下手里的老年手机测试机，问：“差多少产能？”
“至少差两千个。”小赵说，“而且下周就要交货一千个，不然算违约。”
会议室里沉默了一会儿。老王先开口：“我认识个老伙计，儿子开五金厂的，要不问问能不能帮忙？”
老周摇头：“五金厂和电子厂是两码事。药盒虽然简单，但也有电路板，有芯片，不是谁都能做的。”
我想了想，说：“这样，咱们分头行动。老王去联系你老伙计，看看有没有认识电子厂的。老周去查查本地的中小企业名录，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小赵，你回公司，把现有的原材料、半成品清点清楚，能自己组装多少先组装多少。”
“那……交货怎么办？”小赵问。
“我去跟订货方谈谈，看能不能延期。”我说，“实话实说，咱们是小公司，产能有限，但质量保证。如果他们愿意等，咱们给点优惠；如果不愿意，咱们按合同赔违约金。”
小赵急了：“赔违约金？那咱们这半年就白干了！”
“那也比以次充好强。”我看着他，“小赵，记得咱们当初定下的规矩吗？宁可慢，不能乱；宁可赔，不能假。”
小赵低下头，沉默了。半晌才说：“陆爷爷，我知道了。我这就回去清点。”
接下来的三天，我们这几个老家伙把能用的关系都用上了。老王还真找到了他老伙计的儿子，对方虽然不做电子产品，但介绍了个做小家电的厂子。老周从名录里筛出了三家可能合适的厂子，一家家打电话联系。
我这边，联系了三家订货方。两家社区养老院很理解，说可以延期，只要质量保证就行。但第三家是个连锁药店，态度强硬：“合同就是合同，延期一天都不行！”
好说歹说，对方才松口：“这样，你们先交五百个，剩下的延期。但延期的部分，每延迟一天，扣总价百分之一。”
这条件够苛刻的，但没办法，只能答应。
最后是那家小家电厂救了急。老板姓孙，五十来岁，听说是帮老年人做产品，很爽快：“我母亲去年走了，生前就是记性不好，老忘吃药。你们做这个好事，我支持！价格就按成本价，不赚你们的。”
孙老板的厂子规模不大，但设备齐全，工人也靠谱。加班加点干了一周，硬是把一千个药盒赶出来了。
交货那天，小赵激动得眼圈都红了：“孙叔，太谢谢您了！要不是您，我们这次就完了！”
孙老板摆摆手：“别谢我，要谢就谢这几位老爷子。要不是他们为老年人奔走，我也不会接这个活。”
产能危机暂时解决，但我们都清楚，这不是长久之计。公司要发展，必须有自己的生产线，或者有稳定的代工伙伴。
晚上，我们在老地方聚餐。老王喝了一口酒，感慨道：“没想到啊，咱们这些退休老头，还得操心生产线的事儿。”
老周推推眼镜：“这就是创业的残酷。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光有好的想法不够，还得有供应链、有资金、有人才。”
老李说：“我看小赵他们压力太大了。今天我去公司，看见小林趴在桌子上哭，说是连续加了三天班，家里都埋怨了。”
我心里一沉。年轻人有冲劲是好事，但这样熬下去，身体吃不消，也容易出错。
第二天，我去了公司。二十几个年轻人挤在写字楼的小开间里，每个人都盯着电脑，噼里啪啦地敲键盘。空气里有股泡面和咖啡混合的味道。
小赵看见我，赶紧迎上来：“陆爷爷，您怎么来了？”
“来看看你们。”我说，“都吃过午饭了吗？”
小赵看了看表，这才发现已经下午两点了：“哎呀，忘了！我这就叫外卖。”
“别叫了。”我拿出带来的保温桶，“我老伴炖了鸡汤，还蒸了包子，够你们吃的。”
年轻人围过来，一个个眼睛放光。连续吃外卖的他们，闻到家常菜的味道，口水都要流出来了。
小林边喝鸡汤边说：“陆爷爷，您不知道，我这几天做梦都是药盒、电路板、订单号。”
小李说：“我最怕手机响，一响就是催货的。”
我看着这些年轻人，心里不是滋味。他们本该朝气蓬勃，现在却一个个眼圈发黑，面色疲惫。
“这样不行。”我说，“从今天起，公司定个规矩——晚上八点必须下班，周末必须休息一天。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你们要是累倒了，公司怎么办？”
小赵为难：“可是订单……”
“订单再多，也得慢慢做。”我打断他，“咱们做的是老年产品，更要稳扎稳打。要是为了赶工出了质量问题，那才是真的完了。”
年轻人面面相觑。我知道他们在想什么——创业公司，哪有不加班的？但正因为是创业公司，才更要注重可持续发展。
“这样，”我想了想，“咱们重新规划一下。现有的订单分批次交付，跟客户说明情况，愿意等的给优惠，不愿意的我们赔钱。同时，抓紧时间找稳定的代工厂，或者自己筹钱建生产线。”
“建生产线？”小赵眼睛一亮，“那得多少钱？”
老周正好进来，听到这话，接茬说：“我算过了。一条简单的组装线，加上必要的检测设备，五十万左右。如果买二手设备，三十万应该能拿下。”
“三十万……”小赵苦笑，“公司账上现在只有十万，还是预付款。”
钱，永远是最现实的问题。
那几天，我们几个老家伙也在想怎么弄钱。老王说可以找银行贷款，老周说可以引入投资，老李说可以让员工集资。
但每个办法都有问题。银行贷款需要抵押，公司刚起步，没什么可抵押的。引入投资，就得稀释股权，还可能失去控制权。员工集资，年轻人本来就没多少钱，压力太大了。
正发愁呢，转机来了。市里举办“社会企业创新创业大赛”，一等奖有五十万扶持资金。小赵他们报了名，我们帮着准备材料。
这次比赛比上次创业大赛规格高，评委都是行业专家、投资大咖。小赵他们在台上讲，我们在下面听。讲产品理念，讲社会价值，讲发展规划。
评委提问很犀利：“你们的产品定价低，利润薄，怎么保证可持续发展？”
小赵回答：“我们不是纯粹的商业公司，是社会企业。盈利不是唯一目的，解决社会问题才是根本。我们会通过规模化生产降低成本，通过增值服务增加收入，比如健康管理、数据分析等。”
另一个评委问：“如果大公司抄袭你们的产品，用低价策略把你们挤垮，怎么办？”
这个问题小赵没准备，愣在那里。我在台下举手：“评委老师，这个问题我可以回答吗？”
得到允许后，我走上台：“各位评委，我是这个项目的顾问陆沉。关于大公司抄袭的问题，我想说三点。第一，我们做的不是高科技，而是用心。我们每个产品都经过大量老年人试用改进，这种经验不是能轻易抄袭的。第二，我们有‘银发智库’，有几十位各领域退休专家做后盾，这是我们的核心竞争力。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我们做的不是生意，是事业。就算大公司能做出一模一样的产品，也做不出一模一样的初心。”
台下安静了几秒钟，然后响起了掌声。
评委最后问：“如果拿到扶持资金，你们打算怎么用？”
小赵看了看我，我点点头。他深吸一口气，说：“首先，建立自己的小型生产线，保证产品质量和交货期。其次，扩大‘银发智库’规模，请更多退休专家指导产品改进。最后，开发第二代产品，增加适老化功能，比如大字体、语音交互等。”
比赛结果，他们拿了一等奖。五十万扶持资金，解了燃眉之急。
有了钱，事情就好办多了。孙老板那家厂子正好要转型，愿意把一条旧生产线低价卖给我们。老刘带着几个退休工程师去验收，说设备虽然旧，但保养得不错，修修就能用。
生产线设在郊区的一个旧厂房里，租金便宜。老刘几乎天天泡在那里，带着几个年轻工人调试设备。老王也没闲着，到处联系原材料供应商，讨价还价。老周负责财务规划，每一分钱都算得清清楚楚。老李最逗，自封“后勤部长”，每天给大家送饭送水。
一个月后，生产线正式投产。那天，我们都去了。看着一个个药盒从流水线上下来，经过检测，打包装箱，心里特别踏实。
小赵激动地说：“咱们终于有自己的生产线了！再也不用求人了！”
小林更感性，眼泪汪汪的：“这几个月，跟做梦一样。”
有了生产线，产能问题解决了，但新的问题又来了——市场开拓。
药盒在本地卖得不错，但想扩大规模，就得往外走。小赵他们尝试联系外地渠道，但处处碰壁。要么是对方不信任小品牌，要么是渠道费用太高，要么是物流成本吃不消。
老王有主意：“咱们不能光靠卖产品，得搞合作。比如跟社区合作，他们采购发给老人；跟保险公司合作，作为增值服务；跟医院合作，出院时推荐给老年患者。”
这个思路好。我们分头行动。老王跑社区，老周跑保险公司，老李跑医院，我统筹协调。
跑社区相对容易，毕竟我们有基础。但保险公司和医院就难了。老周去了三家保险公司，对方一听是没听说过的小公司，连面都不见。老李倒是见到了医院的人，但对方要求做临床试验，提供一大堆数据，短期内根本做不到。
那段时间，大家又陷入了焦虑。生产线建好了，产品生产出来了，可卖不出去，堆在库房里，每天都是成本。
一天晚上，小赵来找我，脸色很差：“陆爷爷，我有点撑不住了。这个月工资都快发不出来了，好几个员工在找下家。”
我看着这个曾经意气风发的年轻人，现在满脸疲惫，心里很难受。创业就是这样，九死一生。光有理想不够，还得有运气，有韧性。
“小赵，你当初为什么做这个项目？”我问。
他想了想：“看到我奶奶老忘吃药，有一次差点出事。我就想，能不能做个简单的东西，帮帮像她一样的老人。”
“那现在呢？这个初衷变了吗？”
“没变！”他立刻说，“可是……可是现实太难了。”
“难就对了。”我说，“容易的事轮不到咱们做。老年人市场看起来大，但做起来难——老人节俭，不舍得花钱；子女觉得没必要，不愿买；渠道门槛高，进不去。可正因为难，才需要有人去做。如果大家都挑容易的做，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老人怎么办？”
小赵沉默了。
“这样，”我说，“咱们换个思路。不急着铺全国，先把本地做深做透。每个社区，咱们不光卖产品，还配服务——教老人怎么用，定期回访，收集反馈。把口碑做实了，再往外走。”
“那得需要很多人手啊。”
“用志愿者。”我说，“大学生志愿者，退休老人志愿者。咱们提供培训，他们提供服务。这不光是卖产品，是在建一个助老网络。”
这个想法得到了大家的支持。我们跟几所高校的志愿者协会合作，招募了一批大学生志愿者。又在社区里动员，组织了一批低龄老人志愿者。经过培训，他们上门教老人使用药盒，收集使用反馈，有问题及时解决。
公司慢慢走上了正轨。但我自己的身体，却开始亮红灯了。
连续几个月的奔波劳碌，我这把老骨头有点吃不消了。先是血压升高，接着是血糖不稳，医生警告我要多休息，不能太劳累。
家里人更是担心。小明找我谈了好几次：“爸，您都七十多了，不是年轻人了。公司的事儿，交给年轻人去做吧，您就在家享享清福。”
小雨也说：“爷爷，您最近脸色不好，要多休息。”
我嘴上答应，可一有事，还是忍不住要管。看着公司从无到有，看着产品帮助了那么多老人，就像看着自己的孩子长大，哪能说放就放？
那天下午，我在公司帮忙整理用户反馈，突然头晕得厉害，眼前一黑，差点摔倒。幸好老李在旁边，赶紧扶住我。
送到医院一检查，医生严肃地说：“老先生，您这是过度劳累引起的脑供血不足。必须住院观察，好好休息。”
躺在病床上，我看着天花板，心里很不是滋味。重生一回，难道要倒在半路上？
老王老周老李都来看我。老王说：“老陆，你可把我们吓坏了！医生说你再不注意，下次可能就是脑梗了！”
老周推推眼镜：“我们商量过了，公司的事，以后我们多担着，你少操心。身体要紧。”
老李最直接：“你要是倒了，咱们这个‘银发智库’就散了。为了大家，你也得保重身体。”
正说着，小赵带着公司全体员工来了，二十几个年轻人，把病房挤得满满的。他们买了花，买了水果，一个个眼圈红红的。
小赵说：“陆爷爷，都是我们不好，让您太操劳了。”
小林说：“陆爷爷，您好好养病。公司的事，我们能处理好。”
看着这些年轻人，我既感动又担忧。感动的是他们有这份心，担忧的是他们能不能真的独当一面。
住院期间，我强迫自己不去想公司的事，但怎么可能不想？每天都要打电话问情况，看报表。老王他们知道劝不住，就挑好的说，报喜不报忧。
出院那天，医生叮嘱：“一定要减少工作量，保持心情愉快，定期复查。”
我满口答应，但一出门，就去了公司。小赵他们看见我，又惊又喜又担心：“陆爷爷，您怎么来了？医生不是说要多休息吗？”
“躺不住了。”我说，“来看看。”
公司运转得还不错。生产线稳定，订单稳定，志愿者队伍在扩大。小赵他们明显成熟了，处理问题有条不紊。
我坐在会议室里，看着这些年轻人开会讨论，突然意识到——是时候真正放手了。
他们长大了，能飞了。而我这个老家伙，该退到幕后了。
那天晚上，我召集了所有人，开了个会。我说：“从今天起，我不再参与公司的日常管理了。重大决策，我提建议，但决定权在你们。我就在社区活动室，有问题可以来找我，但不要大事小事都找我。”
小赵急了：“陆爷爷，这怎么行？公司不能没有您！”
“怎么不能？”我笑了，“这几个月，我不在医院躺着吗？公司不照样运转得很好？你们已经能独当一面了。”
小林哭了：“可是……可是我们习惯了有您在。”
“习惯可以改。”我说，“你们要相信自己。我这一辈子，最大的成就不是办过什么公司，赚过多少钱，而是带出了你们这帮年轻人。现在，该你们自己去闯了。”
会后，我一个人坐在活动室，心里空落落的。就像送孩子出远门的父母，既欣慰又不舍。
老王他们进来，看我发呆，老李说：“怎么，舍不得？”
“有点。”我老实承认。
老王拍拍我肩膀：“老陆，咱们的任务完成了。剩下的路，让他们自己走。咱们这些老家伙，也该享享清福了。”
老周推推眼镜：“不过享福之前，咱们还有件事要做——把‘银发智库’制度化，让更多老专家参与进来，让更多年轻人受益。”
“对！”老李说，“这才是咱们该干的正事！”
我笑了。是啊，这条老咸鱼，虽然游不动了，但还能当个灯塔，给后来的人照个亮。
从公司前线退下来，日子突然慢了下来。每天去社区活动室坐坐，看看书，跟老人们聊聊天，指导一下来找帮助的年轻人。血压稳了，血糖正常了，脸色也红润了。
小赵他们每周来看我一次，汇报公司情况。药盒卖到了外地，第二代产品在研发中，跟两家养老院签了长期合作协议。公司开始盈利了。
看着他们意气风发的样子，我心里特别踏实。这条咸鱼啊，虽然翻不动了，但看着自己带出来的小鱼们游向大海，那种成就感，比什么都强。
重生一回，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