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源光复后的第七天，一场春雨悄然而至。
细雨如丝，浸润着焦黑的土地，洗去城墙上的血污，也滋润着刚刚返家的百姓心中那片干涸的希望。
县衙旧址前的广场上，黑压压挤满了人。
方东明站在临时搭起的讲台上，身后是一面崭新的红旗。
他没有穿军装，而是和老百姓一样，穿着打补丁的粗布衣，裤腿挽到膝盖，脚上一双草鞋沾满泥泞。
“乡亲们——”他的声音洪亮，在细雨中传得很远，“河源，回家了！”
短暂的寂静，然后是山呼海啸般的欢呼。许多人流着泪，振臂高呼，声音中饱含着劫后余生的庆幸和对未来的期盼。
方东明抬手示意大家安静。
“回家，不是结束，是开始。”他环视着台下那一张张或沧桑、或稚嫩、或伤痕累累的脸，“鬼子还在太原，近卫师团两万多人，离咱们不到三百里。他们随时可能卷土重来。”
人群安静下来，但眼中没有恐惧，只有坚定。
“那咱们怎么办？”方东明自问自答，“把城墙修得更高？把壕沟挖得更深？把子弹攒得更多？这些都要做，但还不够。”
他顿了顿，提高声音：“咱们要做的，是把河源，把晋西北，建成铁打的堡垒，建成鬼子的葬身之地！”
“怎么建？”一个老汉在台下喊，“您说，咱们听！”
方东明笑了：“好！那我就说说！”
他竖起三根手指：“第一，分田！从今天起，汉奸、恶霸的土地，全部没收，分给无地、少地的乡亲！咱们要让种地的人有地种，让饿肚子的人吃饱饭！”
台下爆发出更热烈的欢呼。许多农民激动得浑身发抖——土地，那是他们祖祖辈辈的梦想。
“第二，办厂！”方东明继续说，“咱们的兵工厂要扩大，不仅要造枪造炮，还要造农具、造纺车、造一切咱们需要的东西！要让咱们的战士有最好的武器，也要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
“第三，兴学！”他指向广场东侧那所被炸塌一半的小学，“学校要重建！娃娃们要读书！
不仅要学文化，还要学道理——学为什么打仗，学怎么打胜仗，学怎么建设新华夏！”
他每说一条，台下的欢呼就高涨一分。到最后，整个广场都沸腾了。
“方支队长！我们跟你干！”
“八路军万岁！”
“打倒日本鬼子！”
口号声此起彼伏。细雨还在下，但没人躲避。雨水和泪水混在一起，冲刷着这片饱经苦难的土地，也浇灌着新生的希望。
河源城西，原鬼子军械修理所。
这里现在挂上了新牌子：“晋西北第一兵工厂河源分厂”。
厂长陈大山站在厂房门口，看着里面热火朝天的景象，眼眶有些湿润。
七天前，这里还是一片废墟。鬼子在撤退前炸毁了主要设备，焚烧了仓库。
但现在，三十多台各式机床已经重新安装到位，虽然大多是缴获的旧货，有的还缺胳膊少腿，但都在运转。
“厂长，第三批‘铁西瓜’下线了！”
一个年轻工人推着独轮车跑来，车上整整齐齐码着二十个黑漆漆的铁疙瘩，“按您的新方子，装药量加了二成，破片增加到五斤！”
陈大山拿起一个掂了掂：“引信呢？”
“改进了！用了弹簧延时装置，保证坦克碾过才炸，步兵踩上不响！”
“好！”陈大山拍了拍小伙子的肩膀，“去领奖！这个月工资加三成！”
小伙子眼睛一亮，推着车欢天喜地去了。
陈大山继续巡视。
锻造车间里，十几个赤膊的汉子正在抡大锤。
通红的铁坯在砧子上反复捶打，火星四溅。他们在打造一种新式刺刀——比鬼子的三零式更长，更厚，开有血槽，刀背带锯齿。
“老张，进度怎么样？”陈大山问。
领头的老师傅停下锤子，抹了把汗：“一天能打三十把。就是钢口还差点，要是能弄到鬼子铁轨的那种钢”
“已经在想办法了。”陈大山说，“地下党的同志正从太原往回运，走小路，估计月底能到。”
他走到下一处。
这里是子弹复装车间。几十个妇女坐在长条桌旁，动作麻利地做着重复劳动：
捡拾用过的弹壳，清理底火，装填火药，压入弹头。虽然工序原始，但一天能复装五千发子弹，大大缓解了部队的弹药压力。
“陈厂长！”一个四十多岁的妇女抬起头，她是车间主任王大娘，“昨天咱们组创造了新纪录——人均复装两百发！”
“好样的！”陈大山竖起大拇指，“告诉大家，月底发奖励，一人五斤白面！”
妇女们欢呼起来。
但陈大山知道，这还不够。
他走到最里面的试验区。这里戒备森严，门口有卫兵把守。里面，几个戴眼镜的技术员正围着一台怪模怪样的机器争论。
“陈厂长，您来得正好。”首席技师老周扶了扶眼镜，“新式子弹生产线的设计图出来了，但有个难题——咱们没有制造弹壳的铜。”
陈大山看着图纸。那是一套半自动化的子弹生产线，如果建成，月产子弹能达到十万发，是现在的二十倍。
“铜”他沉吟片刻，“我有个主意。去老百姓家里收铜钱、铜盆、铜锁，凡是铜的东西，都收。按市价两倍给钱。”
“可那是乡亲们传家的东西”
“我去做工作。”陈大山说，“告诉他们，等打跑了鬼子，咱们建新华夏，到时候给他们发新钱，发新的铜盆铜锁！”
他顿了顿，眼中闪着光：“老周，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如果这条生产线建成，咱们的战士就不用数着子弹打仗了！
每个战士每天能打十发实弹训练，而不是现在的三发！战斗力能翻一番！”
老周深吸一口气：“我明白了。我去设计替代方案，万一铜不够，就用铁壳镀铜，虽然寿命短点，但能用！”
“好！要的就是这股劲儿！”陈大山重重拍了拍他的肩膀。
走出试验区，天色已晚。但兵工厂里灯火通明，机器轰鸣声、铁锤敲击声、工人们的吆喝声，汇成了一曲激昂的乐章。
陈大山站在厂房门口，望向西方。那里是老君洞方向，方东明和支队主力正在休整。
“支队长，”他喃喃道，“你交代的任务，我陈大山一定完成。咱们晋西北的兵工厂，不仅要造枪造炮，还要造出咱们自己的飞机大炮！”
夜色中，炉火正红。
河源城东三十里，赵家庄。
这里原本是个只有五十多户人家的小山村，如今成了晋西北根据地的“模范村”。
村口的打谷场上，正在进行一场特殊的仪式。
老村长赵铁柱——就是之前组织民兵救乡亲的那位——站在碾盘上，手里拿着一本厚厚的册子。
“乡亲们！静一静！”他声音洪亮，“今天，咱们赵家庄要办三件大事！”
台下，男女老少挤得满满当当。许多人脸上还带着战火的痕迹，但眼中都闪着光。
“第一件，”赵铁柱翻开册子，“分田！按方支队长的命令，咱们村没收了汉奸张老财的二百亩地，加上鬼子据点占的八十亩，总共二百八十亩好地！现在，分给咱们村三十户无地、少地的乡亲！”
他念名字，念亩数。每念到一个，就有一个农民颤抖着上前，接过盖着红印的地契。
“王老栓，三亩二分！”
一个五十多岁的干瘦汉子踉跄着上前，接过地契，看了又看，突然“扑通”跪在地上，对着北方——延安的方向——重重磕了三个响头。
“八路军我王老栓我”他哽咽得说不出话，只是把那地契紧紧贴在胸口，像抱着刚出生的孩子。
赵铁柱眼睛也红了，但他强忍着：“起来！老栓！咱们不兴这个！分了地，好好种！多打粮食，支援前线！”
“哎！哎！”王老栓爬起来，抹着泪退到一边。
名单念完，三十户人家，户户有地。没分到的也不嫉妒，因为他们知道，等打跑了鬼子，还有更多土地会分下来。
“第二件！”赵铁柱提高声音，“办学！咱们村的小学，明天就开课！娃娃们，不管男女，六岁到十五岁，全都来上学！不要钱！课本、纸笔，八路军给！”
孩子们欢呼起来。许多父母却犹豫了——半大的孩子，正是能干活的年纪，送去读书，家里就少个劳力。
“我知道大家想啥。”赵铁柱说，“我也心疼劳力。但方支队长说了，今天的娃娃，就是明天的栋梁！
他们读了书，识了字，懂了道理，才能建设新华夏！才能不让咱们的苦，在下一代身上重演！”
他顿了顿：“而且，白天上课，早晚还能帮家里干活！农忙时还放假！不耽误！”
这么一说，家长们释然了。许多孩子已经迫不及待，围着刚从县城请来的教书先生问东问西。
“第三件！”赵铁柱的声音更加洪亮，“组建民兵队！十八岁到四十五岁的青壮年，只要愿意，都可以报名！八路军派教官来训练，发枪，发弹药！”
这下，男人们沸腾了。
“我报！”
“算我一个！”
“打鬼子，保家乡，没说的！”
赵铁柱看着台下那一张张激动的脸，心中涌起一股热流。
七天前，这里还是一片死寂。鬼子来了跑，鬼子走了回，年复一年，苟延残喘。
但现在，不一样了。
有了地，就有了根；有了学，就有了希望；有了枪，就有了胆气。
“乡亲们！”他最后说，“咱们赵家庄，现在是模范村。模范就要有模范的样子！
地要种得最好，学要办得最好，民兵要练得最狠！让其他村子看看，让方支队长看看，咱们赵家庄的百姓，配得上‘模范’这两个字！”
“配得上！”众人齐吼。
夕阳西下，金色的余晖洒满山村。
打谷场上，人们久久不愿散去。老人们摸着地契，年轻人摸着刚领到的步枪，孩子们摸着新发的课本。
空气中，弥漫着泥土的芬芳，和希望的味道。
河源城北，原鬼子骑兵训练场。
这里现在挂上了新牌子：“晋西北抗日军政大学第一期”。
操场上，五百名学员列队整齐。他们大多是各部队的班排级骨干，也有少数表现突出的战士和地方干部。
年龄从十八岁到三十岁不等，但每个人都站得笔直，眼中充满期待。
讲台上，方东明亲自担任开学第一课的教官。
他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普通军装，袖口还打着补丁。
“同志们，”他开口，声音不大，但清晰传到每个人耳中，“知道为什么叫你们来吗？”
台下沉默。
“不是让你们来当官的。”方东明说，“是让你们来学习的。学什么？学打仗，学带兵，学革命道理。”
他走下讲台，走到学员队列中。
“你，”他指着一个满脸稚气的小战士，“叫什么？原来干什么的？”
小战士挺胸：“报告！我叫王小虎！原新一团三营二连一班战士！”
“杀过几个鬼子？”
“三个！两个用枪，一个用刺刀！”
“好。”方东明点头，“那我现在问你，如果让你带一个班，在青龙岭遇到鬼子一个中队，你怎么打？”
王小虎愣住了，脸憋得通红，半天说不出话。
“不知道？”方东明笑了，“不知道就对了。这就是你们要学的——怎么把个人的勇敢，变成集体的智慧；怎么把战士的拼命，变成指挥的艺术。”
他走回讲台，面向所有人。
“咱们八路军，从几个人发展到几十万人，靠的是什么？靠拼命，没错。但光拼命不够。淞沪会战，国军也拼命，死了三十万，上海还是丢了。”
“咱们靠的是——”他顿了顿，“靠的是发动群众，靠的是灵活战术，靠的是坚定的信念。”
“这些，不是天生的，是要学的。不仅要学，还要学透，学活，学以致用。”
他翻开讲义：“今天第一课，不讲战术，不讲战例，讲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咱们为什么而战？”
台下，学员们凝神静听。
“有人会说，为了报仇。没错，鬼子杀了咱们的亲人，烧了咱们的房子，这个仇要报。但报仇之后呢？打完鬼子呢？我们该何去何从，走回老路吗？
我相信大家都是不愿意见到的，那么，我们该如何去做，就是关键了。”
他讲得很慢，很仔细。学员们听得入神，许多人掏出小本子记录。
“你们毕业后，要回到部队，回到地方。要带的不是一个班、一个排，可能是更大的队伍。
到时候，你们不仅要会打仗，还要会讲道理，会做工作，会发动群众。”
“因为咱们八路军，不是旧军队。咱们是人民的军队，是带着理想和使命的军队。”
方东明讲了一个小时。
结束时，夕阳已经西斜。但学员们没人动，他们还沉浸在那些话语中。
“好了，第一课结束。”方东明合上讲义，“明天开始，有更具体的课程——战术课、政治课、文化课。但我希望你们记住今天讲的，记住咱们为什么而战。”
他顿了顿：“因为只有记住这个，你们在战场上才不会迷失，在困难面前才不会退缩，在未来建设新华夏时，才知道该往哪里走。”
学员们起立，敬礼。
五百双眼睛里，都燃着一团火——不只是复仇的火焰，更是理想的火焰。
时间如流水，转眼到了六月。
晋西北的春天短暂而激烈，夏天则带来了蓬勃的生机。
河源城已经焕然一新。
城墙修复了，不是简单的修补，而是加高加固，增设了火炮阵地和防空机枪。
城内的废墟被清理，新的房屋如雨后春笋般建起。街道干净整洁，两旁栽上了杨树。
更令人振奋的是，城外开辟了大片农田。
冬小麦已经收割，夏玉米正在抽穗。田野里，农民们辛勤劳作，民兵队在田间巡逻，一派安居乐业的景象。
支队指挥部迁回了河源，设在原县政府大院。
方东明站在二楼的阳台上，看着城外的景象，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
吕志行拿着文件走来：“支队长，最新统计。”
“念。”
“经济方面，春粮丰收，征收公粮一百万斤，除供应部队外，还储备了三十万斤。
兵工厂月产步枪五百支，子弹十万发，地雷两千颗。新建被服厂、鞋厂、肥皂厂等民用工厂八家。”
“教育方面，新建小学六十三所，中学三所，在校学生一万两千人。军政大学第一期学员即将毕业，第二期招生已经开始。”
方东明点点头：“不错。但还不够。”
他转身，看着墙上的大地图：“鬼子在太原还有两万多人，大同有一万，整个山西还有五万日军。他们不会坐视咱们发展。”
“您的意思是”
“主动出击。”方东明手指点在地图上，“但不是硬碰硬。派小股部队，深入敌后，破袭交通线，发动群众。”
他顿了顿：“同时，加强根据地建设。把民兵训练常态化，把生产搞上去。咱们要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直到把鬼子彻底淹没。”
吕志行眼睛亮了：“就像您常说的，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
“对。”方东明点头，“但还要加一句——以发展对封锁，以人民战争对正规战争。”
他走到窗前，望着远方。
太行山巍峨连绵，如同中华民族的脊梁。山脚下，田野翠绿，村庄炊烟袅袅。公路上，运输队往来穿梭；训练场上，喊杀声震天动地。
这是一幅生机勃勃的画卷。
而画卷的中心，是那些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分到土地后干劲十足的农民，工厂里挥汗如雨的工人，学校中朗朗读书的孩童，民兵队里刻苦训练的汉子。
他们，才是根据地真正的基石。
“老吕，”方东明忽然问，“你说，咱们能赢吗？”
吕志行一愣，随即坚定地说：“能！一定能！”
“为什么？”
“因为”吕志行想了想，“因为咱们有老百姓支持，有正确的领导，有不怕牺牲的战士。更重要的是，咱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是符合历史潮流的。”
方东明笑了：“说得好。但我要补充一点——因为咱们的战士，现在不只是为了报仇而战，更是为了理想而战。”
他想起了军校里那些学员炽热的眼神，医院里伤员乐观的笑容，兵工厂里工人们忘我的干劲。
这是一种发自骨子里的自信。
不是盲目的自信，是建立在实实在在的发展上的自信——有了土地，有了工厂，有了学校，有了医院，有了自己的政权。
有了这些，老百姓就知道，八路军不是流寇，不是过客，是要在这里扎根，建设新世界的。
有了这些，战士们就知道，他们流血牺牲，不是为了虚无缥缈的口号，是为了看得见摸得着的未来——自己的土地，孩子的学校，家乡的工厂，还有那个正在孕育中的新华夏。
“通知各部队主官，明天开会。”方东明说，“总结上半年，部署下半年。咱们要抓紧这个夏天，把根据地建设推向高潮。”
“是！”
七月流火，八月未央。当秋风第一次拂过太行山时，晋西北迎来了历史上最丰饶的一个秋天。
田野里，沉甸甸的谷穗压弯了腰，金黄的玉米棒子挤破苞衣，高粱举着火把般的穗头，在阳光下如血色波涛翻滚。这是土地改革后的第一个秋收，也是检验根据地建设成果的关键时刻。
赵家庄的打谷场上，王老栓正领着全家老小打谷。他赤着上身，古铜色的脊梁在秋阳下闪着油光，手中的连枷起落有致，发出“啪啪”的脆响。
“爹，歇会儿吧。”儿子王建国端来一碗凉开水。
王老栓接过来，“咕咚咕咚”灌下半碗，抹了把嘴：“不歇！你瞅瞅这谷子，粒粒饱满，一亩地少说能打三百斤！
咱们家三亩二分，就是一千斤！交了公粮，还能剩八百斤！够吃到明年开春！”
他抓起一把刚脱粒的谷子，放在掌心仔细端详。金黄的谷粒在阳光下泛着温润的光泽，这是土地对辛勤劳作最诚实的回报。
“多少年了”王老栓喃喃道，“多少年没见过这么好的收成了。”
记忆里，从他记事起，家里就是佃户。租张老财的地，一年到头累死累活，打的粮食交完租子，剩下的连稀粥都喝不饱。遇到荒年，就得出去逃荒，卖儿卖女。
可现在，地是自己的了。交了公粮——那也比张老财的地租少得多——剩下的全是自己的。粮食囤在自家仓里，心里踏实。
“爹，您看那边！”王建国指向村口。
一支队伍正开进村子，打头的是一面红旗，上面绣着“秋收支前队”。几十个八路军战士扛着扁担、推着独轮车，说笑着走来。
带队的是赵铁柱。他如今不仅是村长，还是区农会主任，管着周边五个村的土地改革工作。
“老栓叔！我们来帮忙啦！”赵铁柱远远就打招呼。
“哎哟，铁柱啊，怎么又麻烦队伍上”王老栓连忙迎上去。
“不麻烦！”赵铁柱笑道，“方支队长说了，秋收是大事，部队要全力支持！咱们‘战斗生产两不误，军民团结一家亲’嘛！”
战士们放下扁担，挽起袖子就干。有的帮打谷，有的帮扬场，有的把装好的粮食往车上搬。他们动作麻利，显然是做惯了农活的。
“小同志，你是哪里人？”王老栓问一个正在装车的年轻战士。
“报告大爷，我是河北的！”战士立正回答。
“河北？那可远了想家不？”
战士笑了：“想！可在这儿，乡亲们待我们跟亲人一样，这儿也是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