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平原上的村庄，入秋后黄昏来得特别早。太阳一斜过村东头那片高粱地，天色就由金转灰，最后沉入一种铁锈般的暗红里。村口那棵老槐树，便在这时开始它的表演。
老人们说，这槐树有三百岁了。树干得三个汉子合抱，树冠像口倒扣的大铁锅，黑压压罩着半亩地。夏天枝叶茂密时，底下凉得瘆人，三伏天都没人敢在树底下乘凉——不是怕热，是怕别的。
事情要从上世纪六十年代末说起。村里最老的老人王老蔫说，那年冬天特别冷，腊月二十三小年那天，不知从哪来了个外乡人，四十来岁模样，穿件破棉袄，背个褪了色的帆布包。他在村里转悠了两天，不讨饭，也不说话，就愣愣地看人，眼神直勾勾的。
第三天黄昏，有人看见他在老槐树下站着，仰头看那些光秃秃的枝杈。夜里起了风，刮得窗户纸呼啦啦响。第二天一早，早起拾粪的李二愣子，看见槐树最粗的那根横枝上，挂着个人。
人已经硬了，在风里慢慢转着圈。脸上蒙着层白霜，眼睛半睁着，嘴唇紫黑。最瘆人的是，他脚上只穿了一只鞋，另一只脚光着，冻得发青。
村里报了公社，来了人，把尸体解下来，查了帆布包，里头就两件旧衣裳、半块玉米饼子、一张皱巴巴的照片——是个女人和两个孩子的合影，背后用铅笔写着“1965年秋”。没人知道他是谁，从哪来，为啥寻短见。最后草草埋在村西乱葬岗，连个坟头都没留。
可自打那天起，怪事就来了。
先是放牛娃说，黄昏时看见槐树枝杈间有个白影，晃晃悠悠的。大人骂孩子胡咧咧，可后来看见的人越来越多。村里的狗每到日落就冲着槐树狂吠，背上的毛都竖起来，拽都拽不走。再后来，连大人也看见了。
那白影出现得很有规律——总是在日落前后那半个时辰里，在槐树最粗的那根横枝位置，模模糊糊的，像件旧衣裳，又像个人形。有风时，它就随风摆动，真像是吊着个人。可你只要揉揉眼，或者走近几步细看，它又没了。等你转身要走，余光里它又在那儿了。
王老蔫说，那是地缚灵。怨气太重的人，死在哪儿，魂就困在哪儿，一遍遍重复死时的情景。“那外乡人心里有事，大有事。”王老蔫抽着旱烟，眯着眼看槐树，“要不不能大老远跑咱这儿上吊。”
村里人怕归怕，日子还得过。只是槐树那片地，再没人敢去了。黄昏时分，家家户户早早关门闭户，连牲口都赶进圈里。那半个时辰，村子静得可怕，只有风声掠过槐树枝杈，发出呜呜的响，像是谁在哭。
时间到了七十年代中期，村里来了个知青，叫刘建军。城里来的小伙子，不信邪，听了传说嗤之以鼻。“都什么年代了，还搞封建迷信这套。”他当着众人面说。
有个黄昏，刘建军打赌，非要到槐树底下走一遭。几个年轻人跟着，远远看着。刘建军走到槐树底下时，太阳刚好卡在地平线上，天边一片血红色。
他仰头看那些枝杈，笑着说：“哪有什么白影？都是心理作——”
话没说完，他脸上的笑僵住了。
后来据他说，他看见树枝间确实有个影子，但不是白色的，是灰蒙蒙的。那影子在轻轻晃动，还发出一种极细微的声音，像叹息，又像呜咽。最恐怖的是，他闻到一股味道——像是旧棉絮受潮后发霉的味儿，还混着点儿说不清的腥气。
刘建军转身就跑，跑回人群时，脸白得像纸，裤裆湿了一片。之后发了三天高烧，烧退了就闹着要回城。村里给他开了证明，送走时，他眼神还直勾勾的。
这事之后，槐树的传说更邪乎了。有人建议把树砍了，但老辈人拦着，说这种成了精的老树不能砍，砍了要出大事。于是就这么拖着，一年又一年。
八十年代初，村里通了电，有了电灯，人们心里踏实了些。可怪事还是没断。村东头的赵寡妇说，有天黄昏她收衣服，看见槐树下站着个人，背对着她，穿件破棉袄。她喊了声“谁啊”，那人慢慢转过身——脸上没有五官，只有一片模糊的白。
赵寡妇当场就晕了过去，醒来后疯了半年，见人就说“他没脸，他没脸”。
时间到了九十年代，年轻人大多出去打工了，村里剩下些老人孩子。老槐树还在那儿，白影也还在那儿。只是见得人少了，不是它不出现了，是敢在黄昏时往外看的人少了。
2003年秋天，出了件大事。
村里有个孩子，叫小柱子，八岁，贪玩，黄昏时捉迷藏躲到了槐树附近的草垛里。天快黑时，其他孩子都回家了，他还没出来。他奶奶找到草垛时，看见小柱子直愣愣站着，盯着槐树看。
奶奶顺着他的目光看去——树枝间，那个白影格外清晰，甚至能看出是个人形，有头，有身子，两条腿直直垂着。风一吹，它轻轻转了个圈，就像当年那个外乡人被发现时那样。
小柱子突然开口说话，声音却不像孩子的：“我找不着家了。”
奶奶腿一软，跪在地上磕头：“大仙饶命，孩子不懂事，冲撞您了！”
那白影在风里晃了晃，慢慢淡去了。小柱子身子一软，倒在地上。醒来后，他发了好几天烧，嘴里一直念叨：“照片，照片……”
这件事惊动了全村。村委会开了会，最后决定，请个明白人来看看。
请来的是邻村一个老太太，都叫她黄婆婆，据说懂些阴阳事。黄婆婆在槐树下转了三圈，又到乱葬岗找到外乡人埋骨的地方——早平了，长满了荒草。
她回来说：“这人不是本地死的。”
众人都愣了。
黄婆婆解释，地缚灵有两种，一种死在哪困在哪；另一种是魂跟着尸骨走。这外乡人埋在这儿，魂就跟到这儿。但他不是在这儿咽的气。
“那他在哪儿死的？”有人问。
黄婆婆摇摇头：“得问他自个儿。”
她让村里准备三样东西：一件旧棉袄、一双布鞋、一张老照片。棉袄和鞋好找，照片难寻。最后还是王老蔫想起，当年公社来人处理尸体时，好像收走了一些遗物，可能还在公社旧档案室里。
那时候公社早改乡了，旧档案室堆满了杂物。村里派人翻了整整两天，终于在一个生锈的铁皮柜里，找到了个泛黄的档案袋。里头果然有那张照片——女人和两个孩子，背后“1965年秋”的字迹已经模糊。
准备妥当后，黄婆婆选了个日子，农历十月初一，寒衣节。
那天黄昏，全村人都聚在离槐树百步远的地方，远远看着。黄婆婆一个人在槐树下，摆上棉袄、布鞋和照片，点了三炷香，开始低声念叨什么。
天渐渐暗下来，风起了。槐树枝叶哗哗响，像无数人在拍手。
突然，所有人都看见，那个白影出现了——但这次不一样，它不再是模糊的一团，而渐渐显出人形。破棉袄，旧裤子，一只脚上有鞋，一只脚光着。它垂着头，在树枝上轻轻晃动。
黄婆婆的声音大了起来，像是在问话。
风更急了，吹得人睁不开眼。就在这时，那白影忽然抬起头——虽然看不清面目，但所有人都感觉到，它在“看”那张照片。
黄婆婆从怀里掏出个小布包，打开，里头是一撮土。“我从你老家带来的，”她大声说，“三百里外，李家庄。”
白影剧烈地晃动起来，树枝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像是要断了。
黄婆婆继续说：“你女人改嫁了，孩子都长大了。他们不知道你在这儿。”
白影慢慢停止了晃动，就那么吊着，一动不动。
黄婆婆烧了棉袄、鞋和照片，火光在黄昏里格外明亮。灰烬被风卷起，绕着槐树转圈，最后飘向西方——那是李家庄的方向。
“走吧，”黄婆婆说，“你的怨不是对这村子，是对别的。走吧，顺着家乡土的方向，还能找着路。”
火光熄灭时，白影渐渐淡去，最后完全消失了。
风停了，槐树静悄悄的。
从那以后，再没有人黄昏时在槐树枝杈间看见白影。狗从树下走过，也不叫了。村里人渐渐敢在树下走了，孩子们又开始在那儿玩耍。
只是每年寒衣节，总有人会去槐树下烧点纸钱，不写名字，就念叨一句：“外乡的，收衣裳了。”
王老蔫活到九十二岁，前年走的。走前那天，他神志特别清醒，对围着的子孙说：“那外乡人啊，我后来想明白了。他不是恨，是悔。悔不该走那么远，悔不该把一家人扔下。吊死的人，舌头伸出来，是想说话，说那句没来得及说的话。”
“啥话？”孙子问。
王老蔫看着窗外，黄昏的光照在他脸上。“我猜是：‘等我回家’。”
说完这话，老人就闭上了眼。那时候，太阳正落山，天边一片血红，就像几十年前那个黄昏一样。
村口的老槐树静默着，它的枝杈伸向天空，像是在挽留什么，又像是在送别什么。风过时，树叶沙沙响，不再像是呜咽，倒像是叹息——一种很深、很长的叹息，叹给所有回不了家的魂，和所有等不到人归的黄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