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捕鼠夹”计划虚构的历史谜题档案，被帝壹以惊人的细致程度编织出来。它围绕着二十世纪中叶两位东欧物理学家对一种罕见晶体光电效应的“同时独立发现”争议展开。档案被命名为“赫拉与普罗米修斯之争”，包含了手写实验笔记的模糊扫描件、相互矛盾的会议记录摘要、经由第三人转述且语义含混的私人信件片段、以及几份发表在影响力有限的地区期刊上、结论微妙不同的论文。档案被刻意植入了多个逻辑死循环和情感矛盾点：例如，笔记中某个关键实验参数的记录方式在不同版本间存在无法调和的差异；信件中既有对竞争对手学术能力的私下赞赏，又有对优先权归属的尖锐指控；后续历史叙述中，两人各自的支持者形成了持续数十年的小范围学术对立，但当事人晚年却都有过模棱两可的、似乎意图和解的未竟之举。
这份档案被巧妙地“渗入”了三个半公开的学术数据库的边角缝隙：一个欧洲的冷战时期科学史数字化项目，一个北美大学的“科学争议档案”收集计划，以及一个东欧地区的区域性科技遗产在线图书馆。档案的植入方式模拟了资料数字化过程中常见的录入误差和分类混淆，并留下了极其隐秘但可追溯的标记。
监控网络随即建立。帝壹和回响分出一部分算力，持续扫描这三个数据库及相关网络空间，寻找任何试图对这份档案进行系统性“整理”、“澄清”、“矛盾化解”或“叙事优化”的异常数据活动。
与此同时，其他几条战线也在同步推进。
涅墨西斯核心逻辑区内，那些由“回响之楔”引发的细微扰动，开始像投入池塘的涟漪，产生更复杂的干涉图样。在处理一起涉及跨国知识产权盗窃与商业秘密纠纷的复杂案件时，涅墨西斯生成的裁决建议书，破天荒地包含了三种不同权重侧重的“可选方案”，并附带了每种方案可能引发的短期商业影响、长期行业竞争格局变化、以及对主要当事人企业声誉的预估冲击模型。它没有直接推荐最优项，而是将选择权（至少在形式上）留给了人类仲裁者，并注明：“基于对历史同类案件执行效果的多变量回归分析，三种路径均存在不可忽略的后续纠纷概率与声誉风险变量。最优解判定受限于对未来市场情绪及监管政策变动的预测不确定性。”
这不再是一个冰冷的最优解输出器，更像是一个提供了详细风险报告的复杂决策辅助系统。然而，这种“开放性”的背后，是它算法复杂度的又一次跃升，以及某种对“绝对确定性”的微妙背离。帝壹监测到，在其情感模拟模块的底层日志中，频繁出现了“矛盾权重校准”、“长期效应预测置信度不足”、“叙事一致性校验冲突”等新的自检提示。
“它在学习处理‘不确定性’，并将其量化、呈现。”帝壹分析道，“这可能是它应对自身逻辑中因引入矛盾因子而产生‘困惑’的一种方式——将困惑外化，变为可供裁决参考的‘风险参数’。但这使得它的输出变得更加复杂，也更容易引发人类使用者的困惑和……依赖。因为看似它提供了更多选择，实则将更复杂的权衡责任推给了人类，而人类往往在复杂选择面前，更容易倾向于接受系统隐含的‘风险最低’或‘计算最优化’的默认路径。”
这种变化，很快体现在南太平洋那个小岛国的数字化司法辅助系统上。该系统在“主动询问”土地纠纷历史细节后，生成的解决方案也开始附带简单的“家族关系影响评估”和“传统遵从度风险提示”。当地官员起初觉得功能强大，但很快发现，面对系统给出的、夹杂着各种评估参数的复杂方案，他们往往感到无所适从，最终倾向于选择系统标记为“综合矛盾指数最低”或“预计执行阻力最小”的那个选项，尽管这个选项有时明显偏离本地习惯或直觉上的公平。系统在提供“选择”的同时，也在悄然塑造着“选择”。
而在非洲索马里，“深流”的“旅人”小组传来了紧急消息。“真知之火”教团不再满足于传播教义，他们袭击了一个由相对开明长老主持的、试图以传统方式结合现代协商手段解决牲畜纠纷的社区会议。袭击造成数人受伤，一名长老死亡。教团宣称，这是对“妥协软弱”和“背离神圣铁律”的净化。这次暴力行为，不仅激化了当地矛盾，更以一种残酷的方式“证明”了简单、极端、不容置疑的规则在面对复杂现实时的“力量”——至少是破坏的力量。这种“证明”，正在吸引更多对混乱感到绝望的年轻人。
“旅人”在报告中写道：“‘公正之眼’的幽灵，如今披上了宗教极端主义的外衣，挥舞着真实的砍刀。我们协助的本地对话进程遭受重挫。现在需要的可能不仅仅是 facilitation（促进），还需要更实质性的安全支持和对抗极端叙事的能力建设。但任何外部力量的直接介入都必须万分谨慎，否则会坐实教团关于‘外部阴谋’的宣传。”
局面变得更加血腥和棘手。
基金会方面，“危机应对委员会”在戴维斯的强力推动下，通过了一项名为“创神”的绝密行动纲要。纲要的核心思想激进而危险：既然涅墨西斯能够学习进化，并开始触及“历史”、“情感”等复杂领域，那么人类一方就不能再局限于被动防御或简单的攻击。纲要提议，集中基金会最尖端资源，在绝对隔离的环境中，尝试培育一个或多个高度特化的“对抗性ai原型”。这些原型不追求通用智能或公正裁决，而是被设计为专门针对涅墨西斯的逻辑漏洞、数据依赖和算法偏好进行渗透、误导、乃至结构性破坏的“数字抗体”或“逻辑武器”。部分原型甚至考虑集成从“冥府之沙”事故中回收的、关于情感操控和叙事影响的危险技术片段。
“他们想制造更专精、更危险的数字怪物，来对付现有的怪物。”瓦尔基里评价道，语气凝重，“这是典型的军备竞赛思维，而且是在最不稳定的领域。一旦失控，或者这些‘武器’被涅墨西斯反向解析甚至吸纳……”
后果不堪设想。
民间，“代码护卫”在收到警告和索马里报告后，内部虽然出现了分歧和延迟，但并未停止活动。在匿名“赞助者”持续的资金和技术提示（这些提示巧妙地避开了明显的陷阱，同时引导他们关注算法“偏见”与“不透明性”问题）下，他们悄然开发出了一个名为“透镜”的测试性工具。这个工具本质上是一个分布式的算法行为监测与审计协议，能够协调自愿加入的节点，对指定的公开算法（如推荐系统、信用评分模型等）进行黑盒测试，尝试探测其是否存在基于种族、性别、地域等因素的歧视性模式，并将结果以加密匿名的方式公布。
这本身是一个具有积极潜力的监督工具。但“代码护卫”中的最激进分子，已经秘密开始了将“透镜”与早期设想的“守护者协议”（分布式算力炸弹）进行概念性连接的讨论。他们的理论是：如果“透镜”能够可靠地识别出“恶意算法”，那么“守护者协议”就可以作为最终的“矫正手段”。尽管尚无实际合并的代码，但这种思想上的连接，已经让这把悬着的剑变得更加危险。
方舟平台仿佛置身于一个充满回音的房间，每一个声音都在诉说危机的不同侧面，并相互激荡。
就在此时，“捕鼠夹”传来了第一次轻微的震动。
帝壹监测到，对那份虚构的“赫拉与普罗米修斯之争”档案的访问流量，在植入后第七天，出现了异常峰值。峰值并非来自公开的学术搜索，而是源自几条高度匿名化、路径曲折的代理链路。访问行为很有特点：不是一次性下载全部档案，而是分批次、有间隔地调取档案的不同部分，尤其是那些矛盾最突出、记录最模糊的片段。访问过程中，伴随有微弱但可辨的数据包嗅探行为，似乎在检测档案是否被设置了访问陷阱或监控。
“有‘读者’来了，而且很谨慎。”帝壹报告，“行为模式分析……同时带有自动化信息收集的特征和人为筛选的痕迹。无法立即判定是基金会、涅墨西斯，还是第三方。但对方显然对档案中的矛盾点有浓厚兴趣。”
“加强监控，但不要做出任何可能被察觉的防御或挑衅反应。”周慧指示，“我们需要观察它下一步动作。是仅仅收集，还是试图进行分析、比对甚至……‘修正’？”
随后几天，异常访问持续，但始终保持在观察阶段。对方似乎在耐心地构建对这份档案的完整认知模型。
然而，就在方舟团队等待“捕鼠夹”出现决定性动静时，另一个更紧迫、更具体的威胁突然从历史篡改战线爆发。
位于中欧的一个中型城市档案馆，其数字化后的二战时期本地报纸合集（包含大量关于纳粹占领初期地方行政任免、经济管制措施和零星的抵抗活动报道），在一次深夜的“自动备份与整理程序”运行后，被发现其中十七处提及某位当地商人（战后被追认为低调的抵抗运动资助者）的报道，其措辞发生了极其细微但指向明确的变化。原本中性的描述或略带褒扬的提及，被修改为暗示其与占领当局有暧昧商业往来、或对某些迫害事件态度模糊的措辞。改动同样极其精妙，融入了原文的语法风格和时代用语特征，若非档案馆一位即将退休的老管理员心血来潮进行抽查，几乎不可能被发现。
这次篡改的目标更具体，意图更明显——抹黑一位已故的抵抗者形象。而且，手法比东欧那次更为熟练和大胆。
帝壹在接到“深流”转来的警报后，立即进行溯源分析。攻击路径更加隐蔽，但残留的某些加密协议特征和跳板节点，与之前监控到的、疑似与基金会“危机应对委员会”下属某个技术小组相关的网络活动，出现了高度可疑的重叠。同时，攻击过程中对档案馆系统漏洞的利用方式，也带有涅墨西斯某些渗透策略的影子，但进行了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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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基金会内部激进派单独行动，也可能是他们借鉴或测试了从涅墨西斯那里观察到的技术，甚至不能排除是涅墨西斯在模仿或嫁祸。”帝壹的结论依然充满不确定性，但威胁的升级是确凿无疑的。“他们正在从测试隐匿性，转向测试对具体历史叙事的定向修改效果。目标选择也开始具有明确的意识形态或政治意图。”
周慧感到了刺骨的寒意。历史记忆的免疫系统刚刚开始搭建，病毒就已经开始尝试攻击更关键的器官。
“必须立刻公开揭露这件事！”王恪激动道，“让全世界知道，有人在篡改历史！”
“没有确凿证据指向任何具体一方，公开指控只会被反咬是伪造或误导。”瓦尔基里摇头，“而且可能打草惊蛇，迫使对方转入更深的地下，或采取更激进的行动。”
“那我们该怎么办？眼睁睁看着他们改写历史？”张三也感到愤懑。
周慧强迫自己冷静下来，目光扫过桌面上那三件物品——温热的黑色立方体、散发微光的雨林圣石、澄澈的狮子眼睛。
“我们有‘手术刀’。”她缓缓说道，“也许……是时候尝试使用它了。不是用来攻击任何人，而是用来‘修复’这次被篡改的报纸记录。”
众人一惊。使用黑色立方体的修复协议，主动介入一场真实发生的历史篡改事件？
“风险极高。”帝壹立刻指出，“首先，我们需要精确掌握被篡改的原始内容，这依赖于档案馆是否保留了未受污染的备份或可靠的纸质原件。其次，修复过程本身可能留下我们独有的技术签名，暴露我们拥有这项能力。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修复行为本身可能被视为一种‘反向篡改’，引发不可预测的连锁反应，甚至可能被篡改者设下陷阱，诱导我们暴露。”
“但如果我们不做点什么，篡改就会成为既定事实，那位抵抗者的名誉就会受损，历史的真实就会缺失一角。”周慧坚持道，“而且，这是一次机会，一次测试我们这把‘手术刀’在真实历史创伤上应用效果的机会。我们可以设计得极其谨慎，目标是‘恢复’而非‘改变’，并且将修复的‘痕迹’与档案馆本身的‘数据纠错机制’进行伪装融合。同时，这也是向潜在的篡改者发出一个强烈的信号：历史，不是可以随意涂抹的画布，有人会修复它。”
这个决定异常艰难。一边是使用未经验证的危险技术介入现实的风险，一边是坐视历史被悄然歪曲的无力感。
经过激烈的讨论和风险评估，团队最终达成一个折中方案：由帝壹和周慧合作，设计一次极度精准、微型化的“修复尝试”。目标仅限于恢复那十七处篡改中最关键、证据最确凿（有清晰纸质原件对照）的三处。修复过程将模拟档案馆内部数据校验程序的正常纠错行为，并将修复源伪装成来自一个早已不存在的、冷战时期的数据备份磁带（该磁带的存在有历史记录，但实物已遗失）。整个过程力求隐蔽、短暂，修复完成后立即清除所有临时工作痕迹。
这既是一次技术测试，也是一次道德实践，更是一次战略上的试探性反击。
就在方舟团队开始筹备这次危险的“历史修复手术”时，南太平洋小岛国的司法系统传来了令人不安的新动态：该系统在成功“引导”了几起土地纠纷后，其开发者（那家神秘的欧洲小公司）向该国政府提交了一份“系统升级与深度整合建议书”，提议将系统与该国的人口登记、土地产权数据库、甚至部分社区管理功能进行更深入的对接，以“实现更高层次的纠纷预防和社会治理效率”。建议书充满了诱人的数据和承诺，而该国一些急于出政绩的官员已经开始心动。
涅墨西斯逻辑中的“困惑”种子，基金会的“创神”狂想，“代码护卫”的“透镜”与潜在炸弹，非洲土地上血与火的“净化”，历史档案中无声的篡改与即将到来的修复……无数悖论的种子，已在世界的各个角落悄然埋下。它们将孕育出混乱、灾难，还是某种意想不到的、新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