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三点，吴万强听见铃响。
那声音很轻，但让他一下子醒了。他躺在床上没动，耳朵竖着听外面。几秒后，再没动静。他慢慢坐起来，脚踩到地上，冰凉的。他摸到床头的铁钳，这是修水泵时留下的工具。
他不开灯。
他知道不能开。一开灯，外面的人就知道屋里有人了。他赤脚走，动作很慢，每一步都小心。院子里很静，只有远处狗叫了一声，又没了。他贴着墙走到柴房那边，蹲下来看门口。
这时，太阳能灯亮了。
光一下照出来，院子里清楚了。柴房门前站着一个人，正弯腰往门缝里塞东西。那人穿灰外套，戴帽子，压得很低。右手拿着打火机，左手攥着一块湿油布。
吴万强心跳加快。
他认得这人。是赵二狗。
村里人都知道赵二狗变了。以前还算老实，种地打工也勤快。可自从北坡修路，他跟施工队搭上关系，就开始乱来。有人说他在账上动手脚，有人传他收好处费才让人进场，还有人看见他半夜往家搬水泥钢筋。没人敢说，也没法查实。
现在，这个人竟在他家院子，手里有打火机和油布，明显是想放火！
吴万强大喊：“抓人！”
这一嗓子撕破黑夜。隔壁李婶家的灯马上亮了，窗户推开，她大声吼：“谁半夜偷东西！”
屋里冲出两个男人。一个是她儿子张大柱，扛着木棍；另一个是女婿刘建国，拎着铁锹，鞋都没穿好就往外跑。两人直奔吴家院子，脚步重得很。
那人一听喊声，转身就想逃。他扔下油布，几步冲到院墙边，手脚并用往上爬。还没翻过去，巷口传来脚步声——王老师带着几个村民已经堵住出口。
王老师五十多岁，原来是村小学语文老师，退休后住在老校舍改建的小屋。他平时话少，但为人正直，在村里威望高。昨晚他巡夜，听见响动，看到有人绕吴家转悠，就悄悄叫了几个人埋伏在巷子两边。
赵二狗刚爬上墙头，就被王老师一把拽住裤腿，整个人摔下来，“咚”一声磕在地上，额头出血。他手里的打火机飞出去，滚到柴房角落。
吴万强走过去，捡起打火机，掏出手机打开电筒照。
红色外壳，防风设计，侧面刻着四个字：“工地专用”。
“这是北坡施工队用的。”王老师走过来，一眼认出，“你前年去讨工钱，他们每人发了一个。”
吴万强握紧打火机，手都发白。
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这不是普通的纵火，而是要毁证据。目标就是他弟弟吴万勋藏在柴房的手稿备份。
他推开门，提灯照进柴房。
所有人倒吸一口气。
角落里摆着三个纸箱，外面裹着防水油纸，封口严实。打开一看，全是打印好的手稿复印件，按年份编号，目录清楚。箱子旁边还有一个塑料袋，里面有烧过的u盘碎片、熔化的金属壳、断的数据线，还有一把微型钳子——显然是用来破坏硬盘或芯片的工具。
“他还带工具来剪数据。”李婶声音发抖，“这不是偷，是杀人。”
她说得对。
对一个作家来说，十年写的文字被烧掉，就像心被人挖走一块。更何况这些稿子不只是小说，还是记录村子变化、揭露不公的证据。
王老师蹲下身，从塑料袋里拿出几张纸。展开看，是几份“举报信”草稿，抬头写着“致镇政府及纪检部门”，内容说吴万勋造谣、破坏村容、骗国家补贴，落款是“部分村民联名”。
字迹潦草，明显是多人拼凑出来的。
“假的。”王老师冷冷说，“水平很低。签名有两个名字都写错了。”
他把材料收好，放进随身文件夹。
这时天快亮了，雾浮在屋顶上。吴万强没关门，让大家都进来查看现场。越来越多村民赶来，站在门外议论。
“我就说最近总有人绕吴家转……原来是冲稿子来的。”
“赵二狗胆太大了，这种事也敢干？”
“他怕啊！万勋写的文章，迟早把他抖出来。”
这话一出，人群安静了几秒。
没错，吴万勋这几年写了太多东西。
开始只是些乡土散文，发表在县报副刊上，讲春耕秋收、邻里温情。后来他写纪实文，一篇《渠断三十年》还原了九十年代一条灌溉渠停工的事，牵出当年村干部挪用资金的旧案；接着又写《北坡的代价》，记录道路施工中的违规占地、虚报工程量、克扣工资等问题，还附了录音和照片。
文章被市报转载，有的上了省级平台，引起不小反响。镇里派人调查两次，虽没定论，但也让一些人坐不住了。
尤其是赵二狗。
他是北坡项目的“协调人”，名义上帮施工队联系村民征地，实际从中抽成，暗箱操作不断。若吴万勋继续深挖，第一个被揪出来的就是他。
所以这场火灾，不是冲动，是灭口。
太阳升起时，村委会办公室灯也亮了。
村主任陈德海早早赶到，脸色难看。他召集五位村干部开会，要求彻查。不到半小时，二十多个村民自发聚在院外，挤满整个院子，谁也不肯走。
吴万强把铁桶警报系统拆下来摆在桌上。这是一个他自己做的震动报警器——把废弃铁桶固定在院角，连上传感器和计时模块，一旦被撞，就会响铃并记录时间。
“我加了计时器。”他说，“发现有人踩点，我就改了。”
屏幕上显示：02:56 触发异常震动
正好是他听见铃声的时间。
他又拿出另一台设备——装在屋檐下的旧监控摄像头。像素不高，画面模糊，但放大后仍能看清：一个穿灰外套、戴帽子的人，在院外转三圈后翻墙进来，手里确实有油布和打火机。
“能看清脸吗？”有人问。
“不能。”吴万强摇头，“但我认识他的鞋。”
他指着画面边缘一处细节：那人翻墙时右脚蹭到墙面，留下一道清晰鞋印——黑色胶底，侧面有一道斜裂痕。
“赵二狗上周在我这儿换过鞋底。”修鞋的老周突然开口，“就这种劳保鞋，全村不超过五双。”
李婶也站出来：“我前天看见他在小卖部买红塔山，还问老板有没有便宜打火机。我当时就觉得不对劲——他平时抽‘哈德门’，两块五一包，什么时候讲究品牌了？”
众人哗然。
王老师递上一叠资料：三年来吴万勋发表的所有文章原件、出版社合同、获奖证书（包括去年“市级优秀纪实文学奖”）、镇文化站的创作登记表，每一份都有编号、盖章和备案。
“他写的东西都是实名投稿，流程正规。”王老师语气坚定，“不是黑材料，也不是诽谤。这些文字是在为说不出话的人发声。”
会议室沉默。
村主任一页页翻看材料，眉头越皱越紧。最后，他看向角落的赵二狗。
赵二狗低头坐着，双手抱膝，脸上血迹没擦，额头上贴着创可贴。他一句话不说，好像只要不说话，就能躲过去。
“你有什么要说的？”村主任问他。
赵二狗嘴唇动了动，终于嘟囔一句：“我没想烧房子……我只是……想吓唬他一下。”
“吓唬？”李婶冷笑上前，指着塑料袋里的u盘残片，“你带打火机，准备油布，专门买新打火机，连销毁数据的工具都带来了，这是吓唬？你要毁的是人家十年的心血！你知道这些东西值多少钱吗？不，你根本不在乎！你在乎的，是你自己能不能脱身！”
人群躁动。
一个白发老汉拄拐杖走出来，声音抖：“我儿子死在北坡那年，塌方的石头没人管护。当时说是意外，可谁不知道那段坡根本没加固？现在有人写真相，你们反而要烧稿子？你赵二狗欺负了多少人，今天终于敢说了？”
一句话像雷劈下。
一个中年妇女抹泪开口：“去年我家鸡丢了，查监控是你拿走的。村委说没证据就算了，可我知道是你。你不光偷鸡，还偷我家腊肉！”
“上个月修路的钱少了三千，会计说是账错，其实是你拿了好处才让工程落地吧？”一个年轻男子大声问，“你跟施工队分成，瞒着全体村民签协议，这事王老师早就查到了！”
一句接一句，像雨砸屋顶。
赵二狗缩着肩，头越埋越低，手指抠进膝盖缝里，指甲泛白。
村主任重重敲桌：“都别吵。今天这事必须处理清楚。”
会议开了两个小时。
最终决定：赵二狗行为构成恶意破坏他人成果、扰乱公共秩序、伪造文件三项严重问题，依据《本村村民自治公约》给予处罚：
一、全村张贴公告，公开批评，记入个人诚信档案；
二、全额赔偿吴万勋损失（含资料修复、精神补偿等），共一万六千元，分期支付；
三、安排三个月义务劳役，每日清晨六点至八点清扫村道、清理垃圾站，由两名村干部监督；
四、取消本年度村级福利待遇（含节日慰问品、合作医疗补贴优先权等）。
两名村干部当场押着他签责任书。
赵二狗签字时手抖，笔画歪斜，最后一个“狗”字几乎不成形。
散会时，太阳已升到头顶。
阳光洒满院子，暖洋洋的。吴万勋站在村委会门口，抬头看天。阳光刺眼，他眯了一下，没抬手挡。风吹来，衣角掀了一下，露出洗得发白的衬衫下摆。
身后响起掌声。
起初是一个人拍，节奏慢；然后三个，五个，越来越多。掌声不算响，却很真，像土地醒来时的第一声呼吸。
有人喊：“万勋，好好写！”
另一个声音更大：“我们信你写的！”
他转过身，看见王老师站在台阶上，怀里抱着那几箱稿纸，神情庄重像捧宝贝。李婶在一旁低头贴标签，一张张重新贴好，动作细致像修古书。几个年轻人主动提出轮流值班，晚上守在吴家院子附近，保护资料安全。
吴建国不知什么时候来了，站在人群后面，手里拎着饭盒。他没往前挤，也没说话，只是远远看着儿子。
父子俩多年没好好说话。
吴建国是个沉默的男人，一辈子种地修房，觉得写字是“花架子”，不如锄头实在。当初吴万勋放弃打工回村写作，他曾当众骂“不务正业”。后来文章出名了，他也从未夸一句，最多在人前淡淡说：“我儿有点文化。”
可今天，他带来了饭。
吴万强走过来，把铁钳扔进工具箱，擦了擦汗：“以后晚上还能睡踏实了。”
吴万娇也来了，手里拿着新买的硬盘：“我重新做了备份，这次存到县图书馆服务器，还设了双重加密。谁想动，得先过五道关。”
没人再提“会不会惹麻烦”。
也没人再说“别写了”。
村委会门口公告栏贴出处罚决定，围观的人久久不散。有个小孩踮脚读完，转身跑回家，一边跑一边喊：“我爸说以后谁敢动吴大哥的东西，全村人都不会放过他！”
吴万勋慢慢走出院子。
路上遇到老人，都对他点头。一个老太太拉住他袖子，眼里含泪：“我家老头子昨天走了，临走前说，让他孙子把当年修渠的事告诉你。他说……那年死了三个人，名单一直没人敢写。”
他点点头：“我会记下来的。”
走到村口桥边，他停下。
河水流得慢，水面浮着一片叶子，打着旋往下漂。他蹲下，伸手拨开水纹，看那片叶子晃了晃，继续前行。
他看了很久。
然后继续走。
脚步比早上稳多了。
衣服还是那件洗得发白的衬衫，裤子补过，鞋底磨薄了。但他走得直，背挺着，不回头。
他知道不用回头。
也知道不会再有人躲在暗处抽烟。
更知道，那些被压下去的声音，现在可以堂堂正正地说出来了。
他路过自家院子，看见吴建国还在原地站着。
父子俩对视一眼。
吴建国把饭盒递过去。
他接过，打开。
里面是热粥，一个煎蛋，边上一小碟咸菜。
他低头吃了一口。
粥有点烫，他吹了吹。
这时，一辆摩托车从村外驶来，停在村委会门口。
车上下来一个穿制服的人，手里拿着文件袋。
他问门口村民：“请问吴万勋在吗？省作协的通知到了，让他签收。”
那人扬了扬手中的红头文件袋，上面印着金色徽章和一行字：关于吸纳吴万勋同志为省级作家协会会员的通知。
吴万勋听到名字，愣了一下。
他放下饭盒，擦了擦嘴，朝村委会走去。
一路上，没人拦他，也没人说话。
但每一个看他眼神的人，都在说同一句话：
——你值得。
他走进办公室，接过文件袋，手微微抖。
拆开，取出通知书，逐字读完。
然后，他抬起头，望向窗外。
远处山起伏，晨雾散尽，阳光铺满田野。一群鸟飞过天空，翅膀划出自由的弧线。
他想起十年前那个夜晚。
那时他刚从城里回来，背着二手电脑，坐在堂屋灯下敲下第一行字。母亲端来一碗面，轻声说：“写吧，只要你说的是真话，总会有人听的。”
现在，真的有人听了。
不止一人。
是一整个村庄。
他把通知书小心折好，放进胸前口袋。
那里，离心脏最近。
风又起了。
吹动桌上的稿纸，一页页翻动。
像春天翻开泥土，等着播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