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里的东北屯子，冷得像老天爷把一整块铁砧子砸进了地心。风刮过苞米地残留的茬子，发出呜呜的哨音，卷起雪沫子往人脖颈里钻。屯子西头老杨家的烟囱，从后半夜就开始冒烟，到天蒙蒙亮时，那烟已经浓得化不开，跟铅灰色的天空糊在一起。
老杨头蹲在灶坑前添最后一把柴火，火光在他沟壑纵横的脸上跳动。他今年六十七，背有些驼，但胳膊上的筋肉还像老树根一样盘着。屋里热气蒸腾，大铁锅里水已经滚开，老伴正在往帘子上摆苞米面窝窝头。他们的儿子杨建国和媳妇带着小孙子住在县城，这五间大瓦房里就剩老两口守着。
“今儿个得磨点新面，”老杨头站起身，拍了拍手上的灰，“正月里建国他们回来，得包饺子。”
老伴没抬头，声音闷闷的：“磨坊里的石磨有些日子没动了，怕是得先拾掇拾掇。”
老杨头“嗯”了一声，套上厚重的棉袄，推开房门。寒气扑面而来，他眯起眼睛，朝院子西侧的磨坊走去。那是三间低矮的土坯房，他爷爷那辈盖的，墙皮已经斑驳脱落，露出里面的黄泥和草秸。推开吱呀作响的木门，一股陈年的谷物粉尘味混着潮气涌出来。
磨坊正中央，就是那盘老石磨。磨盘直径五尺有余，青灰色石料，边缘已经被几代人的手磨得光滑。上扇磨盘正中凿着磨眼，旁边固定着一根粗壮的榆木磨杆。下扇磨盘牢牢嵌在石头底座里，底座四周常年潮湿，长着一圈深绿色的苔藓。最扎眼的是磨盘底座和地面接缝处，纠缠着密密麻麻的枯草和不知名的藤蔓，黑褐色的，像干涸的血渍。
老杨头记得，自打他记事起，这磨盘底下就缠着这些东西。他爹说过，磨盘接地气，吸地力，有点草根缠着正常，别动它，动了磨就不“认家”了。所以几代人磨面，谁也没真去清理过那底下。
他走到磨坊角落，从麻袋里舀出两瓢去年收的麦子，倒进磨眼。双手握住磨杆，深吸一口气，腰腿发力——石磨发出沉闷的“嘎吱”声，缓缓转动起来。起初有些涩，转了几圈后，渐渐顺畅，麦粒被碾碎的沙沙声均匀地响着，面粉从磨缝里簌簌落下，落在底下接面的簸箩里。
磨了约莫一炷香时间，老杨头停下来，用笤帚把磨台上的面粉扫到簸箩里。就在这时，他看见簸箩里的面粉上，躺着几根黑色的丝线。
他以为是自己的头发，摸了摸棉帽底下花白的短发，不对。又以为是老伴的，可老伴的头发没这么长，也没这么黑。他拈起一根，对着从破窗户纸透进来的光看——确实是头发，三尺来长，乌黑乌黑的，在昏暗的光线下泛着一种不自然的亮泽。
老杨头皱了皱眉，没多想，以为是从房梁上飘落的陈年旧絮。他把头发挑出来扔掉，继续磨面。可接下来几天，每次磨面，簸箩里总会发现几根黑发，有时两三根，有时四五根。而且越来越多，到后来，磨出的面粉里星星点点都是黑丝，用细筛子怎么筛也筛不干净。
老伴最先抱怨：“这面咋回事？和出的面团里老有黑丝丝，看着瘆人。”
老杨头心里也犯嘀咕。他仔细检查了磨坊各个角落，房梁、墙角、麻袋，都没有这种黑发的踪迹。唯独磨盘转动时，黑发就从磨缝里掉出来，像是从石头里长出来似的。
腊月二十三，小年。屯子东头的王寡妇来借磨，要磨点黄米面蒸年糕。老杨头帮着推磨，王寡妇眼尖，刚磨了半圈就叫起来：“哎妈呀！杨叔，你这磨里咋有头发？”
老杨头脸上挂不住，支吾道：“许是房上落的”
“不对，”王寡妇凑近看，脸色渐渐发白，“这头发太长了，黑得邪乎。而且你瞅，是从磨缝里掉出来的。”
两人停下磨，盯着石磨看。磨盘静默地立在那里，像个蹲伏的巨兽。王寡妇突然压低声音：“杨叔，我听说这种老物件，年头久了，容易招东西。”
“别瞎咧咧！”老杨头打断她，但心里那点不安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送走王寡妇后，老杨头一个人在磨坊里站了很久。他看着那盘磨，看着磨盘底下那些纠缠的、深褐色的藤蔓杂草，一个念头突然冒出来：得抬起来看看。
这个念头一旦生出，就再也压不下去。第二天一早，他去找了屯子里几个壮实后生，许了每人一包烟，请他们来帮忙抬磨盘。后生们嘻嘻哈哈地来了，都觉得老杨头小题大做。
“杨爷，不就是几根头发嘛，兴许是耗子叼来做窝的。”
“就是，这老磨盘怕是有千斤重，抬它干啥？”
老杨头不说话，只是把麻绳、撬棍准备好。四个后生加上他，五个人围着磨盘站定。麻绳从磨杆孔穿过去，打个结实的猪蹄扣，众人各握一段撬棍，插进磨盘与底座的缝隙。
“一、二、三——起！”
齐声发力，磨盘发出石头摩擦的刺耳声响，缓缓升起。刚抬起不到一寸，一股难以形容的气味就钻出来——不是泥土的腥气，不是腐草的霉味，而是一种甜腻中带着铁锈味的、让人鼻腔发麻的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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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啥味儿啊这是？”一个后生嘀咕。
“别松劲，再起！”老杨头低吼。
磨盘又升起两寸，总共离地半尺。就在这一瞬间，一股浓得化不开的黑气从磨盘底下涌出，不是烟，更像墨汁滴进水里那种翻滚弥漫的黑暗。所有人都惊得往后一仰，但手里还死死撑着撬棍。
黑气散得很快，像是被吸回了地下。众人惊魂未定地朝磨盘底下望去——
磨盘正下方的土坑里，埋着一个东西。
那是一个女人的头颅。
长发像黑色的瀑布，又像疯狂生长的水草，从头顶蔓延开来，死死缠绕在磨轴和底座的石棱上。头发不是从土里长出来的，而是从头颅上生长出来，钻进石头缝隙里，仿佛已经和磨盘长成了一体。头颅的面皮竟然没有完全腐烂，是一种蜡黄的颜色，紧闭着双眼，嘴唇是深紫色的。
最让人血液冻结的是，那张脸的表情。
她在笑。
嘴角微微上扬，不是狰狞的冷笑，也不是痛苦的惨笑，而是一种极其平静、甚至带着一丝愉悦的微笑。仿佛沉睡在一个甜美的梦里，而这梦的源头，就是这盘压了她不知多少年的石磨。
“啊——！！！”
不知是谁先发出的尖叫，撬棍脱手，磨盘“轰”地一声落回原位，震得地面都颤了颤。一个后生连滚爬爬冲出磨坊，蹲在雪地里呕吐起来。另外三个也脸色惨白，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
老杨头站在原地，浑身僵硬。他盯着重新严丝合缝的磨盘，耳边嗡嗡作响。刚才那一瞥已经刻进脑子里：缠绕的黑发，蜡黄的脸，那抹诡异的微笑
“封封上！”他终于找回自己的声音，嘶哑得不像人声，“用水泥！把缝全封上！”
后生们如梦初醒，手忙脚乱地找材料。老杨头从仓房里翻出半袋水泥，混了雪水，搅成糊状，沿着磨盘与底座的接缝，厚厚地抹了一圈。做完这一切，他锁上磨坊的门，把钥匙扔进了灶坑。
那天晚上，屯子里就传开了。老杨家磨盘底下埋着个女人头，头发缠满了磨轴，还在笑。添油加醋的版本越来越多，有人说那头颅睁眼了，有人说头发还在长，有人说那是几十年前失踪的谁家闺女。
老杨头闭门不出，老伴吓得病倒在炕上。但事情并没有结束。
第二天清晨，第一个发现异常的是早起喂牲口的邻居。他听见老杨家磨坊里传出“吱呀——吱呀——”的声音，像是有人在慢悠悠地推磨。可磨坊明明锁着。他凑近门缝往里看，里面黑漆漆的，但那盘石磨，竟然在自己缓缓转动！
没有人在推，磨杆空荡荡地悬着，可上扇磨盘就是在一寸一寸地挪动，发出干涩的摩擦声。更诡异的是，磨眼里没有粮食，磨盘底下也没有接面的簸箩，它就在那儿空转，像一具自己活过来的石兽。
消息再次炸开。屯子里胆大的男人们聚在磨坊外，从窗户、门缝往里张望。真真切切，磨盘在自己转。有人提议砸开门进去看看，老杨头红着眼吼：“谁也别动！谁动我跟谁拼命！”
到了晚上，更恐怖的事来了。
子夜时分，万籁俱寂，只有风掠过电线杆的呜咽。这时，从磨坊方向，飘来了一阵哭声。
起初很细微，像猫叫，又像婴儿的呜咽。渐渐清晰起来，那确实是一个女人的哭声，不是嚎啕大哭，而是那种压抑的、断断续续的抽泣，时而高，时而低，有时戛然而止，静得让人心慌，过一会儿又幽幽响起。
哭声在寒冷的冬夜里传得格外远，整个屯子西头的人家都听得清清楚楚。家家户户紧闭门窗，缩在炕上，用被子蒙住头。可那哭声像有生命一样，从门缝、窗缝往里钻，往人耳朵里钻。
老杨头躺在炕上，睁着眼盯着房梁。老伴在旁边发抖，嘴里不停念着阿弥陀佛。那哭声就在窗外，不，好像就在枕头边上。他清楚地听见，哭声里偶尔夹杂着几声轻笑，很短促，但就是白天看到的那种愉悦的笑。
这哭声，一哭就是三天。
第三天夜里，哭声突然停了。
停得毫无征兆，就像被一刀切断。屯子里的人反而更加不安，那种死寂比哭声更折磨人。第二天天刚亮，屯子东头李老四家的媳妇哭喊着奔出来——她六岁的小儿子不见了。
孩子睡在炕梢，挨着窗户。窗户插得好好的，门也从里面闩着，可孩子就这么没了。炕上只留下一小撮黑色的长发。
恐慌像瘟疫一样蔓延。接下来的几个晚上，只要磨坊的哭声一停，第二天必定有孩子失踪。第二个是张木匠家的闺女，八岁，睡觉前还搂着奶奶的脖子说怕外面的哭声。早上只剩空被窝，枕头上有几根黑发。第三个是村支书的外孙，来姥姥家过年的，七岁，住的是砖瓦房，照样消失得无影无踪。
屯子里炸了锅。有孩子的家庭连夜把孩子送到外村亲戚家，送不走的，几家合在一起住，男人们轮班守夜。可防不住。第四个孩子失踪时，五户人家十几口人睡在一个大炕上，大人们手拉手把孩子围在中间，天亮时，中间那个五岁的男孩还是不见了，大人们的手还牵着，谁也没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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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杨头家被围了。失踪孩子的家人红着眼，要老杨头给个说法，要砸了那磨盘。老杨头抄起铁锨站在磨坊门口，像头护崽的老狼：“谁敢动！这磨盘是我爷爷那辈传下来的！动了要出大事！”
“已经出大事了！”李老四嘶吼着，“我儿子没了！你赔我儿子！”
冲突一触即发。这时，一个苍老的声音响起：“都住手。”
人群分开，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太太慢慢走过来。是关奶奶，屯子里最年长的人，今年九十三了，据说年轻时是萨满的后人，懂些旧俗。她瘦小干枯，像一段老树根，但眼睛还清亮。
关奶奶走到磨坊门前，没有进去，只是侧耳听了听。里面静悄悄的。
“这磨盘，”她缓缓开口，“是不是老赵家那盘？”
老杨头一愣，点了点头。
关奶奶叹了口气，浑浊的眼睛望向远山：“该来的，还是来了。”
她把众人叫到自家热炕上，烧了壶砖茶，在氤氲的热气里，讲起了一桩六十年前的旧事。
“那是伪满洲国刚倒台那会儿，屯子里住着一户姓赵的人家。当家的叫赵满仓，媳妇死得早，留下一个闺女，叫赵秀娥。秀娥那姑娘，长得俊，心气高，书念到高小，是屯子里第一个会写自己名字的姑娘。”
“后来她爹给她说了门亲事，是邻屯地主家的儿子。秀娥不愿意，说那家儿子抽大烟，不是正经过日子人。可那时候，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由不得她。娶亲前一天晚上，秀娥跑了。”
“抓回来的时候，已经是三天后。跟她一起跑的是屯里教书的陈先生，一个从关里来的年轻读书人。赵满仓觉得丢尽了脸，把秀娥吊在房梁上打，屯子里好多人都听见了姑娘的惨叫。打完了，关在仓房里。”
“第二天早上，人不见了。仓房门锁着，窗户钉死了，可就是不见了。赵满仓对外说闺女跟野男人跑了，不要脸，他就当没生过这个女儿。可怪事从那时候就开始了。”
关奶奶喝了口茶，声音压得更低：“先是赵家的鸡鸭一夜之间全死了，脖子上没伤口，就是瞪着眼，僵了。接着赵满仓晚上老听见有人推磨，他家那盘石磨，就在院子里。可起来看，磨盘好好的。后来他索性把磨盘卖了，就是卖给了老杨头的爷爷。”
“磨盘搬走那天，赵满仓站在门口看，突然说了一句：‘总算清净了。’当天晚上，他就疯了，光着脚在雪地里跑，喊着‘闺女我错了，爹错了’。第二天被人发现冻死在屯子口的井边上。”
“赵家绝了户，房子也塌了。可关于秀娥的传言一直没断。有人说她其实没跑，是被她爹打死了，埋在了自家院子里。也有人说，看见她跳了冰窟窿，尸首一直没找到。还有人说看见她在磨坊里转磨，头发长得拖到地上。”
屋里静得能听见炉子里煤块爆裂的噼啪声。老杨头脸色灰白：“关奶奶，您的意思是磨盘底下那个头，是赵秀娥？”
“头发缠磨，怨气入石，”关奶奶缓缓道，“她死得冤，魂儿进不了轮回，就附在天天转的磨盘上。磨盘转到谁家，她就跟到谁家。这些年磨盘在转，其实是在磨她的怨气。现在磨盘抬起来，封死了，不转了，她的怨气没处去，就要找替身。”
“那些孩子”
“童男童女，魂魄干净，最容易招这些东西。”关奶奶闭上眼睛，“得让她安息，不然屯子里的孩子，一个都留不住。”
“咋能让她安息？”几个丢了孩子的家长急声问。
关奶奶沉默了很久，久到人们以为她睡着了。她才睁开眼，一字一句地说：“起磨，起坟，送魂。得把她完整的尸身找出来，好好安葬，请萨满送她走。”
“可磨盘现在封死了，还自己在转”老杨头喉咙发干。
“那是她在提醒咱们，”关奶奶说，“提醒咱们她还在底下压着。”
决定在恐惧中艰难达成：挖开磨盘，起出尸骨。
日子定在腊月二十九，年关前最后一天。关奶奶说，年关是阴阳交界，送魂最容易过界。她让准备了白布、白酒、新棉絮、一口薄棺，还有萨满用的神鼓和腰铃——虽然老萨满早已不在，但仪式还得做。
那天奇冷，哈气成霜。磨坊的门终于再次打开，里面阴冷得像地窖。磨盘静静地立在中央，没有再自己转动。关奶奶先在门口摆了供品，烧了纸钱，念念有词。然后让八个属龙属虎的壮年男子上前——属相硬，压得住邪。
水泥封层被凿开，磨盘再次被撬起。这一次，所有人都看见了全貌。
头颅下方，连着颈椎、肩膀，再往下，是完整的骨架。尸骨以一种扭曲的姿势蜷缩在磨盘底下的土坑里，四肢的骨头有断裂的痕迹。最骇人的是，那些乌黑的长发不仅缠满了磨轴，还像根须一样钻进四周的土壤里，仿佛这六十年来，它一直在生长，试图抓住什么。
尸骨被小心地、一块块地请出来，放在铺好的白布上。关奶奶亲自用白酒擦拭骨头，用新棉絮包裹，放入薄棺。在这个过程中，磨坊里一直弥漫着那股甜腻的铁锈味，但没有再出现黑气，也没有异常声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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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棺盖即将合上时，老杨头看见，颅骨上那两个黑洞洞的眼窝里，似乎有什么东西闪了一下。他定睛再看，又什么都没有。
棺材被抬到屯子北边的乱葬岗，那里已经挖好了一个坟坑。下葬前，关奶奶敲起神鼓，摇动腰铃，跳起了一种古老而诡异的舞蹈。她的动作迟缓僵硬，但每一步都踏在鼓点上，嘴里唱着无人能懂的歌谣。那歌声在空旷的雪野上传开，苍凉悲切。
棺材入土，填土，立了一块无字木牌。关奶奶累得几乎虚脱，被人搀扶着回去。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觉得事情终于结束了。
然而，就在除夕夜，家家户户鞭炮齐鸣的时候，老杨头又被一个噩梦惊醒。他梦见自己站在磨坊里，那盘石磨又在缓缓转动。磨眼里流出的不是面粉，而是黑色的头发，源源不断，漫过他的脚踝，爬上他的腿。磨盘底下传来轻轻的笑声，一个女声说：“还没完呢”
他猛地坐起，浑身冷汗。窗外，鞭炮声依旧热烈，可他却听见，在鞭炮声的间隙里，似乎真的有隐隐约约的哭声，从很远很远的地方飘来。
他推醒老伴，老伴迷迷糊糊地说：“你听错了，是风。”
老杨头不敢再睡，披衣下炕，走到院子里。屯子里的灯火次第亮着，守岁的人家还在喧哗。他望向磨坊的方向，那里漆黑一片，寂静无声。
可他就是觉得，有什么东西还在。
正月初七，杨建国带着妻儿从县城回来过年。小孙子刚满五岁，虎头虎脑的，一进门就扑进爷爷怀里。老杨头抱着孙子，心里那块石头才稍稍放下。
晚上，一家人在炕上吃饭。孙子突然指着窗户说：“爷爷，外面有个阿姨，头发好长好长。”
所有人的筷子都停在半空。
老杨头慢慢转过头，看向窗外。外面是沉沉的夜色，玻璃上结着霜花，什么也看不见。
“瞎说啥呢，吃饭。”杨建国呵斥儿子。
孙子委屈地扁扁嘴，小声嘀咕：“就是有嘛，她在笑。”
老杨头放下饭碗，走到窗边，用手抹开一块玻璃。院子里空荡荡的，只有那盘废弃的石磨，静静蹲在月光下。磨盘上落了一层新雪，洁白平整，没有任何足迹。
他看了很久，直到眼睛发酸。
回到炕上，孙子已经忘了刚才的话，正专心地啃着鸡腿。老伴和媳妇在收拾碗筷，儿子在讲县城里的新鲜事。一切看起来那么正常，那么温暖。
可老杨头知道，有些东西一旦被惊动，就再也回不去了。那盘磨还会不会转？哭声还会不会来？他不知道。他只知道，从今往后，每个漫长的冬夜，他都会竖起耳朵，听风里有没有夹杂别的声音；每个黎明前的黑暗里，他都会忍不住看向磨坊的方向。
磨盘底下的笑声或许已经沉寂，但它留下的寒意，已经渗进了这座屯子的每一寸土地，每一道墙缝，每一个人的骨头里。就像那缠绕磨轴的黑发，看似被斩断清除了，可它的根，还深深地扎在看不见的黑暗之中，等待着下一次破土而出的时机。
而生活还得继续。粮食要种，面要磨，日子要过。只是老杨头再也没进过那间磨坊，钥匙早就丢了，门也钉死了。屯子里的人默契地不再提起那个腊月发生的事，就像多年前他们默契地不提赵秀娥一样。
有些秘密，就该永远埋在土里，压在石下。一旦翻出来，带来的不只是真相，还有真相后面，那深不见底的、纠缠了几代人的寒意。那寒意，比东北最冷的冬天，还要冷上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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