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朕拿下这个狗奴才，押入天牢，严加审讯！”
侍卫一拥而上，将瘫软在地的童贯拖了下去。
蔡京在一旁脸色铁青。
他万万没想到慕容复竟能识破此局，并反手给了他们如此致命的一击。
慕容复躬身对徽宗道。
“陛下受惊了！此案牵涉甚广，恐有馀党未清。
请陛下允臣彻查此事，揪出所有幕后黑手。”
惊魂未定的徽宗，此刻对慕容复充满了感激和后怕，连声道。
“准！准奏！此事就交由尚父全权处置。
一应人犯，无论涉及谁，严惩不贷。”
慕容复领旨，目光扫过面色各异的群臣，最后与蔡京阴鸷的目光有一瞬的交错。
这场胜利只是暂时击退了对方的攻势，更残酷的斗争，还在后面。
但经此一役，他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和空间，来继续布局那迫不得已的退路。
贡品案引发的轩然大波，在汴京城上空盘旋数日，方才缓缓沉淀。
童贯被投入诏狱，其在内侍省、皇城司的党羽被大批清洗，由慕容复趁机安插的亲信或中立派取代。
徽宗赵佶在经历御前惊魂后，对慕容复的依赖和信任达到了一个短暂的高峰。
不仅对慕容复“彻查此案”的请求全权允准，
更在几次朝会上公开斥责“奸佞小人，离间君臣”，对慕容复的建言几乎言听计从。
慕容复深知这“信任”如同朝露，转瞬即逝。
他并未被胜利冲昏头脑，反而更加谨慎。
他利用这难得的“救驾之功”带来的权威，雷厉风行地做了几件事。
首先，他以“肃清童贯馀孽，整顿宫禁”为名，借徽宗之手，对宫廷防卫和内侍省进行了一次彻底梳理。
梁师成虽然在此案中巧妙隐身，未受直接冲击，但其势力也被大幅削弱，不少关键岗位被慕容复的人占据。
慕容复清楚梁师成与蔡京勾结甚深，此举意在断蔡京一臂。
其次，他迅速处理了贡品案的“首尾”。
那名被收买的南海副使在狱中“暴毙”，线索到此中断，避免牵连过广，引发外交纠纷或逼得蔡京集团狗急跳墙。
对童贯的审讯，则重点坐实其“欺君罔上、谋害忠良（指向慕容复）、贪赃枉法”等罪状，对于其背后是否还有更大主使。
慕容复则授意心腹适可而止，暂不深究蔡京。
这是一种默契，也是一种警告——我有能力将你揪出，但暂留馀地。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他趁徽宗惊魂未定、对其言听计从之际，
以“加强海防、肃清沿海匪患，以防类似贡品被劫、被篡改之事重演”为由，顺利拿到了组建“沿海制置使司”的批文。
这个新设的机构，名义上隶属枢密院，负责协调沿海州府水军，清剿海盗，保障海路安全。
慕容复顺势推荐了与其关系密切、精通水战的旧部出任要职。
以此为平台，名正言顺地调动资源，加强了对登、莱、明、泉等重要港口的控制，为其海外转移计划披上了一层合法的外衣。
蔡京集团在此次风波中损失惨重，暂时偃旗息鼓。
蔡京本人称病不朝数日，暗中则加紧与梁师成及宫中的其他盟友密谋，查找新的反击机会。
朝堂上出现了一种诡异的平静，但所有人都能感觉到，平静之下是更加汹涌的暗流。
这一日，慕容复在枢密院处理完公务，回到护国公府。
公冶干呈上一份密报，神色凝重：“公子，登州传来消息。
我们三条装载药材、绸缎和部分工匠的货船，
在靠近高丽海域时，遭遇不明身份的大型船队袭击，对方战力强悍，配合默契，不象普通海盗。
我们损失了一条船，所幸人员大多被后续接应的船只救回。”
慕容复目光一凝：“查明对方来历了吗？”
“正在查。
但高丽水师那边反应暧昧，似乎……与袭击者有所牵连。
而且，有幸存水手隐约听到对方船上有人用女真语呼喝。”
公冶干低声道。
女真语？
慕容复心中一沉。
东北的女真部落正在崛起，与辽国冲突日益激烈。
如果这股新兴势力也开始将触角伸向海上，并与高丽乃至宋国内部的某些势力勾结，局势将更加复杂。
这或许不是蔡京直接指使，但无疑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表明外部环境正在恶化，他的海上退路并非坦途。
“告诉登州那边，加强戒备，航线暂时调整，避开高丽以西敏感海域。
同时，加大与流求（中国台湾）、琉球群岛土着的贸易，设法在那边创建几个隐秘的补给点。”
慕容复沉声道。
必须加快速度了，陆上、海上的压力都在增大。
利用“贡品案”后获得的短暂政治优势，慕容复试图推行一些更深层次的改革。
以巩固国力，也为将来可能发生的变局积累资本。
他向徽宗上了一道洋洋万言的《强兵富国策》，内核是“精兵、重商、实边”。
“精兵”即进一步裁汰禁军老弱，加强“靖安军”模式的试点推广，提高军队战斗力；
“重商”则是希望进一步放宽海禁，在广州、泉州、明州设立更规范的市舶司，由国家主导海外贸易，抽取重税以充国库；
“实边”则是建议加强与西夏的茶马互市，稳定西线，同时密切关注辽东女真动向，或可尝试连络，牵制辽国。
然而，这道奏章却在朝堂上引发了巨大争议。
以蔡京为首的保守派官员群起攻之。
他们评击“精兵”是“穷兵黩武，徒耗国帑”；
“重商”是“与民争利，败坏风气”；
“实边”中的联金设想更是被扣上“引狼入室”、“背弃与辽百年和约”的大帽子。
徽宗赵佶本对具体政务兴趣不大，但《强兵富国策》中涉及的开源节流。
尤其是“重商”可能带来的巨额税收，让他颇为心动。
然而，经贡品一案，他虽然感激慕容复，但内心对这位“权柄过重”的尚父的忌惮也更深了。
他乐于享受慕容复处理朝政带来的清净，却不愿看到慕容复的势力通过新政进一步膨胀。
蔡京一党的反对声音，正好给了他一个平衡的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