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8月，北大西洋的秘密交易结束后不久
消息如同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在英美两国官方精心粉饰的公告中，激起了截然不同的滔天巨浪。
罗斯福总统的新闻秘书以沉稳而有力的语调，向挤满白宫记者室的国内外记者宣读了两份声明。
第一份，关于海军装备：“…为支持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对抗法西斯侵略的英勇斗争，并基于《租借法案》精神及两国长期友谊，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决定，将一批已退出一线序列的旧式驱逐舰，移交给英国皇家海军，以增强其至关重要的反潜护航能力。 同时，为增进两国海军合作与互信，美方愿以象征性价格，向英方转让数艘旧有条约型巡洋舰。 此举旨在扞卫航行自由与共同安全。”
第二份，紧随其后（两天后），关于大西洋安全：“…鉴于当前大西洋航运面临的严重威胁，为保护美国商船、船员及合法商业利益免受无差别攻击，美国总统兼武装部队总司令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今日下令，美国海军将扩大其在大西洋的巡逻与护航范围，对悬挂美国国旗及符合相关规定的友好国家商船，提供武装护航。 此乃行使美国保护其公民与财产固有权利之必要措施。”
声明措辞谨慎，将一场战略利益的大掠夺，包装成了“基于友谊的援助”和“保护合法权益的防御行动”。驱逐舰是“老旧”的，巡洋舰是“象征性”出售，进驻军事基地更是只字未提，只以“扩大护航范围”巧妙涵盖。
几乎同时，英国政府发言人用尽可能庄重、但难掩一丝艰涩的语气宣布：“…面对战争时期的特殊挑战，为集中所有资源与精力于本土防御及主要战场，联合王国政府认为，其对大西洋部分海外领地军事设施的日常管理与维护，已无法完全适应当前确保航运安全的最高优先事项。 经与坚定盟友美利坚合众国密切磋商，并基于共同防御之需要，英国政府欣然邀请美国海军，使用我方在大西洋区域的特定港口与设施，以便更有效地协调行动，保障至关重要的跨大西洋补给线畅通。 此举彰显了英美两国非同寻常的团结与互信。”
声明将丧权辱国的主权出借，描述为“集中资源”、“邀请盟友协助”的明智务实之举，充满了无奈下的自我安慰。
“丘吉尔！这个顽固的胖老头！” 他低吼道，在巨大的地图桌前踱步，“他宁愿把祖祖辈辈抢来、经营了几百年的岛屿和基地卖给美国人，宁愿像乞丐一样接受美国人的旧船，也不肯向我，向伟大的德意志帝国低头！ 他宁愿让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世界霸权拱手让给那些暴发户美国佬！”
他停下脚步，盯着地图上那片辽阔的蓝色海域，眼神复杂：“…我倒是有点…佩服他了。真的。他说要战斗到底，看来不是口号。他是真的想和我拼个你死我活，哪怕把帝国的皇冠摔碎在地上，也要从上面咬我一口。 是个狠角色。可惜，他选错了对手，也押错了宝。美国…哼。”
与德国高层的凝重不同，美国社会陷入了一种混合着亢奋、得意与民族自豪感的情绪漩涡。
普通民众通过报纸和广播得知“老旧的驱逐舰”换来了“英国邀请美军使用基地”、“美国海军将武装保卫航线”的消息，一种奇妙的爽感弥漫开来。
“瞧瞧！自诩为世界老大的英国人，终于跪下来求我们了！” 酒吧里，工人们举着啤酒杯哄笑。
“想想一百多年前，他们烧了我们的白宫。现在呢？他们的首相得求着我们的总统派兵保护！” 家庭主妇们茶余饭后津津乐道。
“就像…就像一个一直瞧不起你的、摆架子的老父亲，突然有一天穷困潦倒，不得不低声下气地来找你这个发了财的儿子帮忙。 这感觉，太他妈的爽了！” 这种粗俗但直接的比喻，在街头巷尾广泛流传。
对罗斯福的支持率飙升。他不仅避免了美国直接参战（在民众看来），还让美国“不费一兵一卒”就获得了海外基地，让昔日的宗主国低头，保护了商业利益，简直是一石多鸟的“天才交易”。孤立主义者虽然仍有微词，但主流的民意浪潮已经倒向罗斯福。
波士顿，某座历史悠久、充满“老钱”气息的豪华宅邸内，正在举行一场私人宴会。出席者皆是新英格兰地区最显赫的家族代表，所谓的“波士顿婆罗门”——卡伯特、洛厄尔、亚当斯等家族。
他啜了一口酒，眼中闪过锐利的光芒：“不过，这次弯下腰的，是他们。史密斯和霍华德·修斯那帮西部佬，虽然粗鲁，但这次干得漂亮。用我们的过剩物资和美元，就换来了实实在在的技术、市场准入，还有…未来的影响力。霸主易位了，先生们，战后，将是美利坚的世纪，也将是我们的世纪。”
席间众人纷纷举杯，笑容中充满了对未来的无限憧憬。东部的老钱与西部的暴发户，此刻在瓜分旧帝国遗产的狂欢中，达成了暂时的默契。
海峡对岸，气氛则截然相反。
普通英国民众从广播和报纸上听到“邀请美军使用基地”的说法，第一反应是茫然，随即是屈辱和愤怒。
“邀请？ 为什么不是美军请求使用我们的基地？我们才是主人！”
“我们需要的是并肩作战的盟友，不是来接管我们海外领地的另一个‘主人’！”
“为了几艘破船，就把帝国百年的基业送出去了？政府到底在干什么！”
“我们还没有输！我们还能战斗！不需要这样屈辱的‘帮助’！”
酒馆里弥漫着压抑的怒火，报纸的读者来信栏目充斥着质疑与悲愤。许多英国人尚未从“日不落帝国”的迷梦中彻底醒来，无法接受王冠已然跌落尘埃的现实。这种公开的、带有施舍性质的援助和“邀请”，刺痛了他们敏感的民族自尊心。
英国的精英阶层，则分裂为两部分。
一部分是传统贵族、乡绅、部分保守党强硬派以及一些沉浸在旧日荣光中的知识分子，他们视此为奇耻大辱。在伦敦的俱乐部里，他们痛心疾首，咒骂丘吉尔是“帝国的掘墓人”，认为这是比慕尼黑协定更可耻的出卖。他们无法接受盎格鲁-撒克逊世界的领导权如此轻易地、以近乎羞辱的方式易手。
然而，在白厅内部，在唐宁街10号，在海军部、外交部那些真正掌握核心信息、深知帝国已濒临油尽灯枯的决策者和高级官僚之中，却是另一番景象。
这里没有喧哗的愤怒，只有死一般的沉默和一种冰冷的清醒。
一位资深外交官在办公室对他的副手低语，声音干涩：“…公告写得很体面，但我们都清楚那纸声明背后是什么。99年的租借…哈。 霸主…已经易位了。从今天起，不列颠不再是规则的制定者，而是…规则的接受者，还是需要乞求才能得到入场券的那种。”
另一位内阁办公室的高级文官，在深夜独自面对窗外的黑暗伦敦，点燃一支珍贵的香烟，对身边的同僚（或许只是自言自语）说：“愤怒？愤怒改变不了吨位，也改变不了工厂的产量和国库的空虚。丘吉尔做了他唯一能做的选择——用帝国的遗产，换取生存的时间。 很痛，但必须做。现在，我们要想的不是抱怨，而是…战后。”
他的目光投向西方，仿佛能穿透大西洋的迷雾：“战后，将是美国主宰一切秩序的时代。金融、贸易、军事、话语权… 我们现在就要开始思考，如何在这个美国主导的新世界里，为大不列颠找到位置，保住尽可能多的利益。以及…”
他顿了顿，声音低不可闻：“…以及，我们个人，如何在这场权力转移中，找到攀上新高位的阶梯。”
在表面的屈辱与愤怒之下，一股暗流已经开始涌动。一部分最清醒、也最无情的英国精英，已经开始冷静地计算，如何在美国这个新太阳的照耀下，寻找到自己（和国家）阴影中，最后的、也是最有价值的立足之地。战争还在继续，但战后的格局，已经在纽芬兰的波涛中，悄然奠定了基石。旧神已死，新神当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