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校的早晨是从六点半的晨练号开始的。
何尘换上运动服，和室友一起下楼。
操场上已经有不少人在跑步、打拳、做操。
省委党校的作息很规律，晨练、早餐、上课、讨论、自习，像回到了大学时代，但气氛完全不同——这里的每个“学生”都是厅局级干部，每个人背后都代表着一个地方或一个领域的工作。
七点半，学员食堂。
何尘端着餐盘找座位时，李伟挥手招呼他过去。
同桌的还有两位同学：一位是省财政厅的副厅长张明，五十岁左右，戴着金丝眼镜，举止斯文；另一位是江州市常务副市长孙涛，四十五六岁，说话声音洪亮，典型的北方汉子性格。
“何市长，昨晚看材料看到几点？”李伟问。
“十一点半。”何尘坐下，“那几份内部资料信息量很大，特别是关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那部分。”
张明推了推眼镜：“你们云城的情况怎么样？我看了去年的财政报表，负债率控制得不错。”
“主要是前些年没盲目举债搞建设。”何尘实话实说，“但压力也不小，民生支出刚性增长，财政收入增幅放缓，这个矛盾越来越突出。”
孙涛插话：“我们江州更头疼！传统产业下行，新兴产业还没接上，财政都快见底了。上次开会，市长说再这样下去，工资都发不出来了。”
“夸张了吧？”李伟笑。
“真不夸张。”孙涛叹气，“我现在最怕过周末，一上班就是一堆要钱的报告。”
早餐在这种务实的交流中结束。
八点整，第一堂课正式开始。
教室里的座位呈半圆形排列，确保每个人都能看清讲台和彼此。
今天讲“新常态下区域发展动力转换”的是党校经济学教研部的副主任，一位四十出头的青年教授，姓吴，据说是从国家发改委调来的，理论功底扎实，也有实践经验。
“各位领导，今天我们讨论一个核心问题：在经济增速换挡期，区域发展的新动力从哪里来？”吴教授开门见山，没有客套话，“传统的人口红利、资源红利、政策红利都在减弱，那么，新红利在哪里？”
他调出ppt，上面是几组数据对比：研发投入强度、科技成果转化率、全要素生产率……何尘认真记录着，这些数据他平时也关注，但系统性地放在一起分析，还是能看出新问题。
“请大家看这张图，”吴教授指向屏幕，“这是我省各地市高新技术企业数量的增长曲线。很有意思的现象是，数量增长快的，不一定质量高；有些地方企业数量不多，但单项产值很高。这反映了什么？”
教室里安静了几秒。何尘在思考时，前排一位学员举手：“反映了我们有些地方还在追求数量扩张的老路。”
“对，但不全面。”吴教授点头，“更深层的是，反映了我们对‘创新驱动’的理解还停留在表面。引进几个高科技企业、建几个研发中心，就是创新驱动了吗？不是。真正的创新驱动，是构建一个生态系统，让知识、技术、资本、人才自由流动、高效配置。”
何尘心里一动。
这话说到了点子上。
云城高新区这几年企业数量增长很快，但仔细分析，不少企业是冲着优惠政策来的，根扎得不深，一旦政策变化就可能迁移。这不是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那么问题来了，”吴教授话锋一转，“在现有考核体系下，怎么避免‘重数量轻质量’？怎么衡量一个地方真正的创新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这个问题很尖锐。
现行的干部考核，gdp增速、固定资产投资、财政收入等依然是重要指标。
虽然中央强调高质量发展，但具体到操作层面，怎么量化？怎么考核？
课堂进入讨论环节。
吴教授点了几个学员发言，各有各的观点。
轮到何尘时，他举了举手。
“何尘同志，请讲。”吴教授记得这个年轻副市长。
何尘站起身：“吴教授刚才提到创新生态系统，我深有同感。结合云城的实践，我认为应该推动‘传统产业升级与新兴产业培育双轮驱动’。”
他走到教室前面的白板前，边写边说：
“传统产业是基本盘，关系到就业和社会稳定，不能简单舍弃。但必须升级，怎么升？
比如装备制造企业，一方面引入工业互联网平台，提升生产效率；
另一方面从卖产品转向卖服务，提供全生命周期解决方案。”
白板上画出了简单的逻辑图。几位学员向前探身，认真看着。
“新兴产业培育，关键不是引进多少企业，而是培育多少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何尘继续。
“我们改变了招商策略，从‘政策优惠’转向‘生态赋能’——企业需要什么？
需要产业链配套，需要应用场景，需要人才支持。
我们就围绕这些做文章，打造细分领域的产业集群。”
吴教授频频点头：
“何尘同志这个‘双轮驱动’提得很好。
传统产业升级是稳定器，新兴产业培育是增长极，两者不能偏废。但是，”他话锋一转，“在实际操作中，这两个‘轮子’怎么协调？资源怎么分配？”
“这正是难点。”何尘坦然承认，“我们的做法是设立专项工作组，统筹规划。传统产业升级侧重‘改’——技术改造、模式改革；新兴产业培育侧重‘育’——孵化培育、生态构建。财政资金、土地指标、人才政策，都按照这个思路差异化配置。”
“效果如何？”有学员问。
“初步见效。”何尘回到座位，“去年，云城传统产业产值增长53，利润增长12，说明升级带来了效益提升。，虽然基数小，但势头很好。”
课堂气氛活跃起来。
接下来的讨论围绕何尘提出的思路展开，有赞同的，也有质疑的。
“何市长的想法很好，但需要强有力的政府统筹能力。”一位学员说，“很多地方部门各自为政，发改管规划、经信管企业、科技管创新，形不成合力。”
“这就需要改革政府自身。”何尘回应，“我们成立了产业发展委员会，市长任主任，相关部门一把手都是成员，每月调度，打通部门壁垒。”
“资金从哪里来？”另一位问，“传统产业改造要钱，新兴产业培育更要钱。”
“多渠道筹措。”何尘思路清晰，“财政资金发挥杠杆作用，引导社会资本；设立产业基金，市场化运作；同时争取国家和省里的专项支持。”
讨论越来越深入，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微观。
吴教授没有打断，而是认真听着、记着。
何尘注意到，坐在教室后排的几位“特殊学员”——他们是省委组织部和党校的跟班观察员，也在认真记录。
课间休息时，几位学员围到何尘身边交流。
省发改委的副主任王海平走过来，主动伸出手：“何市长，讲得很好啊。你们云城的实践，对我们制定全省产业政策很有参考价值。”
“王主任过奖了，我们还在探索阶段。”何尘谦逊回应。
“不是客气话。”王海平五十多岁，说话很实在。
“我刚从北京回来，参加了一个部委的研讨会，大家讨论的很多问题，和你刚才讲的不谋而合。
特别是‘政府角色转型’这部分——从主导者到服务者，从管理者到赋能者，这个转变不容易，但必须转。”
两人站在走廊窗边聊了十来分钟。
王海平问了云城几个具体项目的进展，何尘一一回答。
临上课前，王海平说：“下周我们发改委有个内部研讨会，讨论‘十四五’规划前期研究，你有没有兴趣参加？可以分享云城的思路。”
“当然有兴趣，感谢王主任给这个机会。”何尘知道，这不仅是学术交流，更是建立省级工作联系的契机。
第二节课继续。后半段是案例研讨，分析一个资源型城市转型失败的教训。何尘发言不多，但每次发言都能切中要害。他注意到，坐在斜对面的孙涛听得特别认真，不时点头。
上午课程结束，何尘走出教学楼，看到宋静宜在门口等他。两人并肩走向食堂。
“上午怎么样？”何尘问。
“很有收获。”宋静宜说，“我们班讨论干部考核改革，我介绍了云城‘一线考察法’，引起不少兴趣。不过也有争议，有人认为这种方法主观性太强。”
“任何方法都有局限性，关键是怎么完善。”何尘说。
午餐时，他们和李伟、张明坐一桌。话题自然转到上午的课堂讨论。孙涛端着餐盘过来，在何尘旁边坐下：“何市长，你上午讲的那个‘双轮驱动’，我们江州能不能借鉴？”
“每个市情况不同，要因地制宜。”何尘说，“但思路可以参考。你们江州的装备制造业基础好，可以从智能化改造切入，这是传统产业升级的突破口。”
“我们缺钱啊。”孙涛苦笑。
“不完全是钱的问题。”何尘分析，“首先是观念问题。企业愿不愿意改？政府能不能提供有效的引导和服务？有时候，一个成功的样板项目，比一堆政策文件更有说服力。”
孙涛若有所思。午餐后，他特意要了何尘的电话：“何市长，方便的时候我去云城学习学习？”
“随时欢迎。”何尘真诚地说。
下午是分组研讨，何尘所在的小组继续深化上午的议题。讨论很激烈，但何尘发现，经过上午的课堂交流和午餐的私下沟通，大家对他更加认可了，他在小组中的影响力自然提升。
傍晚，何尘在自习室整理笔记时，手机震动了。是云城国资委主任发来的信息：“何市长，港务集团审计有重大进展，发现星海国际通过关联交易转移资产的确凿证据。刘振东今天请假去省城了，说是‘汇报工作’。”
何尘眉头一皱。刘振东来省城了？是正常汇报，还是搬救兵？
他回复：“继续依法推进，做好证据固定。我这边也会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