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复兴基金”的架构在绝密中开始搭建，联科院的筹备工作也在各方扯皮中缓慢推进。而随着“东方旅”整体转型方案的细节逐渐明朗，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越来越频繁地摆在林晓面前：他本人，这位“东方旅”的缔造者和灵魂人物，在这一切尘埃落定之后，将处于何种位置？
各方势力的目光，从未从他身上移开。在重庆和延安的谈判代表看来，林晓的个人去向，某种程度上比那几万士兵和那些技术装备的处置更为关键。他是一面旗帜，一个象征，处理得好，可以收拢人心，彰显气度；处理不好，则可能后患无穷。
最先到来的，是重庆方面通过正式渠道递送的“委任状”和私下的“诚意邀请”。一份是任命林晓为“军事委员会高级参议”兼“国防部研究发展司司长”，授陆军二级上将衔。另一份则是更隐秘的承诺：如果林晓“深明大义，彻底归附”，未来可出任“陆军副总司令”或“东南军政长官”这样的实权要职，并保证其旧部在整编中得到“妥善安置与重用”。
送来委任状和口信的，是一位姓郑的重庆特派专员，曾在国外留学，谈吐文雅，但眼神里透着精明的算计。他在林晓的临时办公室里，避开旁人，低声游说：“林将军，您是党国栋梁，国际知名的抗日英雄。委员长对您期望甚深。如今国家急需统一政令军令，以谋和平建设。以您的资历、声望和能力，正应在中枢发挥更大作用，辅佐委员长，戡乱建国，实现三民主义。至于您那些旧部，只要您点头，一切都好说，绝不会亏待。何必执着于那些……工程队、研究所之类的琐碎事务呢？”
林晓静静地听着，等他说完，才平静地反问：“郑专员，如果我接受这些任命，我带去欧洲又带回来的这些弟兄，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会去修路挖矿，还是会被打散补充到各个部队，准备可能到来的下一场战争？联科院还能保持学术独立吗？”
郑专员笑容不变：“林将军多虑了。具体安排，自然有统筹规划。但大局为重啊。您个人前途无量，何必……”
“我个人的前途，与我这些弟兄的前途，与联科院能否真正做点研究，是绑在一起的。”林晓打断他，语气依然平稳，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定，“请转告上面，林晓感谢器重。但功名利禄，非我所求。我只希望‘东方旅’的转型能够平稳落地，弟兄们有个稳妥的归宿，我们带回来的那点技术和人才，能真正用到国家建设上。高官厚禄，恕难从命。”
郑专员脸上的笑容终于有些挂不住，勉强说了几句“遗憾”、“再考虑”之类的场面话，悻悻离去。
几乎在同一时间，延安方面的代表，一位姓李的干部，通过更隐秘的渠道表达了敬意和邀请。他的方式更加务实，少了些浮华的许诺，多了些对具体问题的探讨。
“林晓同志，”李代表用了“同志”这个称呼，态度诚恳，“我们非常尊重您和‘东方旅’全体官兵为民族解放做出的巨大贡献，也理解你们现在面临的复杂局面。我们坚信，中国未来的希望在于和平、民主与团结。我们真诚希望，您这样具有国际视野和丰富经验的杰出人才，能够参与到未来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中来。我们可以在新的联合政府中，为您安排重要的职务，比如负责经济重建或工业规划。您的经验和知识，对百废待兴的国家至关重要。同时，我们完全支持‘东方旅’官兵转为建设力量，也乐见联科院成为一个真正的科研中心。我们可以在这方面提供一切可能的协助。”
林晓同样认真地听取了对方的意见，然后说道：“李代表，感谢你们的坦诚和邀请。我对未来联合政府和平建设的诚意，抱有希望。但我个人认为，在目前阶段，我直接担任政府要职，无论对哪一方，都可能不是最佳选择。我的背景特殊，部队的转型也尚未完成。一个过于显眼的位置，可能会引发不必要的猜忌和摩擦，反而不利于我们共同希望看到的和平局面。”
他顿了顿，继续道：“我个人更倾向于，在‘东方旅’完成转型、弟兄们各安其位之后，退居幕后。我可以保留一个虚衔，比如‘国家特别顾问’，在需要的时候就某些具体问题提供咨询和建议。我的主要精力，或许可以放在协助联科院的学术建设，或者以个人身份，为国家的教育和基础工业发展，做些穿针引线的工作。这样，或许能减少一些不必要的关注，也更符合我个人的意愿。”
李代表仔细品味着林晓的话，没有立即反驳，而是问道：“那么，关于建设兵团和联科院的具体事务，您是否还参与领导？”
“我会参与过渡时期的指导和协调，但具体的管理和运作，将交给赵刚、张三他们，以及联科院选举产生的管理团队。我个人不会直接指挥任何一支建设兵团，也不会在联科院担任行政领导职务。”林晓明确表示。
两次关键的会面后，林晓将自己的决定在核心团队内部做了通报。反应不一。
张三最直接：“旅座，您不当大官，我举双手赞成！那些官老爷的做派，看着就憋气！可是，您要是啥实权都没有了，以后咱们兄弟要是受了欺负，谁给咱们做主？联科院那边，要是有人使绊子，谁来顶住？”
赵刚则考虑得更深：“林晓，你的选择我能理解。急流勇退，避免成为焦点和靶子，这确实是明智的。‘国家特别顾问’这个身份很灵活，既有一定的超然性，又保留了发言和活动的空间。但是，这样一来，你就失去了直接的权力和资源调配能力。未来很多事，推动起来会更难，需要更多地依靠影响力、说服力和旧日的情分。”
林晓看着这两位最亲密的战友，说道：“张三，你的担心有道理。所以，在过渡期，我们必须把建设兵团的架子扎稳，把联科院的基础打好，把该争取的权益用协议形式固定下来。以后，你们就是第一线的负责人。遇到事情，要依法、依规、依协议去争，去扛。我虽然不在其位，但‘国家特别顾问’的名头，有时候说话还是有人听的。真到了关键时候，我不会坐视不理。”
“至于权力和资源，”他转向赵刚，“直接掌握权力，固然能做事，但也容易陷入无休止的政治纷争和妥协。我们现在有‘国家复兴基金’这个秘密武器，有联科院这个技术平台，有查理、雷诺留下的国际渠道，还有你们这些掌握实际队伍和项目的兄弟。这些，比一个官位更实在，也更持久。我的作用，或许就是作为一个连接点，一个大家还能信得过的‘招牌’，在需要的时候，把这些分散的力量和资源，导向正确的地方。”
赵刚深思良久，缓缓点头：“我明白了。你这是把个人影响力和实际运作做了剥离。个人退隐，减少目标；但通过制度设计、资金渠道和人才培养，把‘东方旅’的精神和资源渗透到国家重建的脉络中去。这条路更低调，也更长远，但确实……更考验智慧，也更需要耐心和运气。”
“没错。”林晓肯定道，“所以，接下来和两边的最终谈判，我的个人安排会是重点。我会坚持只接受‘国家特别顾问’的虚衔，不担任任何实职。以此为条件，换取他们对建设兵团和联科院具体方案的更大让步，以及对我个人未来行动自由的某种默许。”
谈判桌再次变成了角力场。当林晓正式提出这一条件时，重庆方面的代表难掩惊讶和疑虑，他们无法理解有人会主动放弃唾手可得的高位实权。延安方面的代表则陷入更长的思考，他们似乎在评估林晓这一选择背后的真正意图和长期影响。
经过又一轮艰难的博弈，最终，在林晓以“若不接受，则转型方案可能无法顺利执行，技术人员和部队情绪可能不稳”为潜在筹码的坚持下，双方勉强接受了他的条件。
一纸轻飘飘的聘书送到了林晓手中：“兹聘请林晓先生为国家特别顾问。”没有级别，没有具体职责，没有隶属部门，只有下面一个即将成立的“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委员会”的落款。与此相对的，是协议中关于建设兵团经费拨付、联科院自治条款、以及保障“东方旅”官兵转型权益的具体条文，变得稍微清晰和有利了一些。
尘埃落定。林晓将那张聘书锁进了抽屉的最底层。他知道，从这一刻起，他头顶那“东方战神”的光环将逐渐褪去，他将从一个手握重兵、叱咤风云的将领，变成一个只有虚名、看似无足轻重的“顾问”。
营地里的士兵们很快也得知了旅长的选择，不解、惋惜、担忧的情绪在私下蔓延。但看到赵刚、张三等他们熟悉的军官依然在为新队伍、新任务忙碌，看到一辆辆坦克被拖走的同时，一批批工程工具和测绘仪器被运进来，他们也渐渐明白，时代变了，旅长选择了另一条路，而他们，也将踏上新的征程。
林晓站在指挥部的窗口，看着外面正在拆除“东方旅”旅部标志牌的士兵，神情平静。隐入尘烟，不是消失，而是换一种方式存在。卸下了最耀眼的光环和最直接的权柄，他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同时也感到前路更加迷雾重重。“国家特别顾问”这个空头衔，究竟能发挥多大作用？脱离了部队的他，又该如何守护那些播撒出去的“种子”？这一切，都还是未知数。但至少，第一步，他已经按照自己的意愿迈了出去。接下来，他要以这个新的、模糊的身份，去探索和开辟那条无人走过的、属于林晓个人的“战后之路”。悬念，从战场转向了更广阔而复杂的社会舞台，而主角，已然褪去戎装，准备隐身于寻常巷陌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