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子主战”的倾向与“陈远慎兵”的告诫，在帝国最高层形成了一种动态的平衡与持续的对话。
这种对话并非公开的朝堂争吵，更多是通过御前奏对、西苑问安、手谕批答 等渠道，在父子君臣间悄然进行。
陈远深知，自己不能、也不应完全压制儿子的进取心和国家对武备的正当需求，但他必须确保这种进取心被约束在理性的轨道上，不被虚骄之气和短期利益所蒙蔽。
于是，在几次关键的谈话和书面训示中，陈远向仁宗系统阐述了他对“战”与“和”、“强”与“亡”的终极思考，其核心可概括为两句古训的深刻诠释：“国虽大，忘战必危；国虽强，好战必亡。”
“忘战必危”：常备不懈的国防观
陈远首先肯定了仁宗重视武备、建设强大海陆军的方向。
“你主张强兵，这没有错。”
他对仁宗说，“朕当年若没有一支能战的兵马，何来这万里江山？ 国无强兵，如人无筋骨，任人欺凌。
西洋诸国，之所以横行四海，所恃者无非船炮之利。
我朝如今也有了铁甲舰、新式火炮，这是保境安民的根基，断不可废弛。”
他强调，“忘战必危”，不是要天天想着打仗，而是要始终保持一种清醒的危机感和强大的防卫能力。
1 军事现代化的不可逆：必须持续投入，跟踪甚至引领世界军事技术变革，保持军队的训练水平和战斗精神。
不能因为承平日久而马放南山，武备松弛。
2 情报与预警：要建立灵敏的对外情报网络，及时掌握周边国家和列强的动态，预判潜在威胁，做到“知彼”。
3 战略要地经营：赞同仁宗加强台湾、澎湖、琼州及吕宋 等前沿基地的建设，认为这是“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必要举措。
对朝鲜、越南 等藩属，也要保持一定的军事存在和影响力，作为缓冲。
4 国民尚武精神：在学堂教育中保留“骑射”或军事训练内容，在社会上提倡健康的尚武精神，培养国民的国防意识。
“好战必亡”：克制审慎的战争观
在肯定了“不忘战”之后，陈远话锋一转，以更凝重的语气阐述了“好战必亡”的深层逻辑，这构成了他对仁宗“主战”倾向的核心规诫。
“然而，弘绪，你要切记， 兵凶战危，圣人不得已而用之。
陈远目光深邃，“‘好战必亡’，此非虚言。何为‘好战’？非仅指喜好打仗，更指 滥用武力，迷信武力，为战而战，或将战争作为解决争端的首要甚至唯一手段。”
他详细分析了“好战”的几大危害：
1 财政的无底洞：“一场大战，耗费何止千万？战舰一响，黄金万两。
铁甲舰要钱，炮弹要钱，军饷要钱，抚恤要钱。
户部 的银子，是百姓汗滴禾下土，是商人厘毫积攒而来。
若频年用兵，国库空虚，必然加赋于民，届时民怨沸腾，内变将生。
前明何以亡？辽东战事，加征‘三饷’，是重要缘由。此乃竭泽而渔，自毁根基。”
2 民力的过度榨取：“打仗不止要钱，更要人。
青壮从军，田地荒芜；工匠造械，民用匮乏。
一旦战事迁延，兵连祸结，民生凋敝，盗贼蜂起。到那时，外患未平，内乱已炽，国家危矣。”
3 外交的孤立与树敌：“强国可以威慑，不可欺凌。
若仗着兵强，四处征伐，必使四邻恐惧，列强疑忌。
他们会联手制我，使我陷入孤立。
西洋诸国，相互牵制，我朝当利用其矛盾， 以夷制夷，而非四处树敌。
为一些小利或虚名，与强国悍然开战，智者不为。”
4 战略的迷失与透支：“‘好战’者，往往被初期胜利冲昏头脑，贪功冒进，陷入其最初并未预料到的长期战争泥潭。
如 汉武帝 征大宛、伐匈奴，虽拓地千里，然海内虚耗，户口减半，晚年下《轮台罪己诏》。
战争应有明确的、有限的政治目标，达成即止，见好就收。
最忌贪得无厌，追求‘毕其功于一役’的不切实际幻想，最终导致战略透支，国力衰败。”
5 对国内改革的冲击：“你正在推行的新政——铁路、电报、学堂、工厂、清理财政、整顿吏治——这些才是强国的根本，需要稳定的环境和持续的投入。
若国家陷入大规模或长期战争，所有这些内政建设都可能被迫停滞甚至倒退，人心惶惶，改革成果毁于一旦。”
平衡之道：“备战、慎战、善战”
陈远最后总结道：“故为君之道，在于把握‘战’与‘和’的尺度。要 备战 以
止战，慎战 以 全胜，善战 而 不 嗜战。具体而言：
备战要充分：武备不懈，常怀忧患。
开战要极慎：非关乎社稷存亡、核心利益、或遭受无端侵略，不可轻言开战。
对于一般性争端，应优先运用外交、经济、法律 手段解决。
用兵要善巧：若不得已而战，则应力求速决，目标有限，代价可控。
要善于运用军事威慑 配合外交谈判，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或“小战而收大效”。
战后要善处：战胜之后，更需谨慎。
是占领、是赔偿、是缔约、是扶持代理人？需通盘考虑，避免背上沉重包袱，或留下长期仇恨的种子。
国虽大忘战必危，好战必亡训。
陈远的这番长篇训诫，是他毕生政治军事经验的结晶，也是他对儿子和帝国未来最深沉的政治嘱托。
他并非要仁宗变成一个怯懦的君主，而是希望他成为一个理智、节制、富有远见 的战略家，懂得武力的力量与局限，能在复杂的国际棋局中，为国家谋取最大、最长远的利益，同时避免陷入“国强必霸、霸极必亡”的历史陷阱。
仁宗聆听了父亲的教诲，表面恭敬应诺，内心想必也深受触动。
然而，理念的认同与现实的抉择之间，总有距离。
当具体的危机——越南冲突 爆发，且朝中“主战”声浪高涨时，仁宗是会更倾向于运用父亲教诲的“慎战”智慧，还是会顺应自己内心的“进取”冲动，选择一条更具风险的“强硬”道路？
帝国对外战略的第一次重大考验，已然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