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的天气反复无常。四月的一场倒春寒让海河两岸的桃花推迟了花期，但中西医学研究会院内那棵老槐树却已经悄悄萌出新绿，细小的叶片在料峭春风中微微颤抖，像是急切地想要舒展。
研究会二楼最大的那间屋子，如今被命名为“学术厅”。此刻，厅内聚集了二十多人——研究会全体成员，加上几位从北京、上海专程赶来的外科医生。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前方那张长桌上，桌上整整齐齐码放着几十本蓝灰色封面的小册子。封面上，黑色楷体字印着：
中西医协同外科操作规范（第一版）
中西医学研究会 编纂
民国十四年四月
空气中有油墨和纸张混合的气味，新鲜而略带刺鼻。沈墨轩站在长桌一侧，手指轻轻抚过最上面一本册子的封面，动作珍重得像是在抚摸一件易碎的瓷器。哈里斯站在他身旁，脸上是一种混合着疲惫与欣慰的表情——为了这本不到一百页的小册子，他们和整个团队已经连续工作了四个月。
“诸位，”沈墨轩开口，声音在安静的学术厅里显得格外清晰，“今天，我们面前的这本《规范》，可能是中国第一本试图系统阐述中西医如何在外科领域协同工作的操作指南。它很薄，内容也远非完善。但它的意义不在于完美，而在于开始——开始把零散的经验整理成可供传授、可供检验、可供改进的系统知识。”
哈里斯用英文补充了几句，由林静翻译：“在西方医学教育中，操作规范是外科训练的基石。但那些规范完全基于现代医学理论。我们尝试做的，是把中医的整体观念、辨证思维、辅助疗法，与外科手术的标准流程结合起来。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尝试。”
坐在前排的北京协和医院外科主任张维民医生拿起一本册子，快速翻阅着。纸页翻动的声音在安静中格外响亮。翻到某一页时，他停下，眉头微皱：“这里，‘手术前三天开始针灸调理，取足三里、三阴交、合谷等穴，每日一次，每次三十分钟，以健脾和胃、调和气血’——有数据支持吗？有效率多少？不同体质的患者是否需要调整穴位？”
问题尖锐而专业。所有人的目光投向哈里斯和沈墨轩。
四个月前，决定编纂这本《规范》的那次会议，也是在学术厅召开的。那是民国十三年的寒冬，研究会成立将满一年，妇科诊疗室已步入正轨，陈婉如带领的团队积累了近百例妇科手术的中西医协同经验。一个周五的下午，研究会的核心成员围炉而坐，总结年度工作。
“我们有了不少成功案例，”哈里斯翻着病例记录，“针灸减轻术后疼痛，中药促进伤口愈合，气功练习帮助患者恢复肺功能但这些经验都散落在各个医生的笔记里，在病例讨论的记忆里。新来的医生要学习，只能靠口传心授，效率低，也容易走样。”
沈墨轩往炉子里添了块炭，火星噼啪溅起：“中医传承，古来重视师承，讲究‘口传心授，心领神会’。这有其好处——灵活、深入、能传递难以言传的体悟。但也有局限——难以大规模传授，容易因师父不同而差异巨大，且不利于积累和改进。”
“现代医学正好相反，”周文斌接口，“一切都要标准化、规范化、可重复。手术步骤要写进操作指南，用药剂量要精确到毫克，疗效评价要量化评分。”
陈婉如刚从妇科诊疗室过来，围巾上还带着室外的寒气：“我在培训学员时深有体会。教西医部分，有现成的教科书、操作手册；教中医部分，就得靠经验，靠案例，靠‘我觉得’。年轻医生很难掌握那个‘度’——什么时候该用中药，用多少，用多久。”
炉火映照着每个人沉思的脸。窗外，天津的冬夜来得早，不到五点天色已经暗沉。学术厅里，油灯一盏盏点亮，在墙壁上投下晃动的光影。
“那么，”沈墨轩缓缓环视众人，“我们可否尝试编纂一本《中西医协同外科操作规范》？不是教科书，不是理论专着，就是实实在在的操作指南——告诉医生，在什么情况下，如何把中医的思维和方法，融入外科手术的前、中、后期。”
提议一出，先是短暂的安静，接着是低声讨论。有人说太难，有人说太早，有人说即使编出来也没人认。但更多的人眼里闪着光——那是一种看到新可能的兴奋。
哈里斯站起身，走到黑板前，用粉笔写下几个词：“spe（范围）”、“ntent（内容）”、“forat（格式）”、“validation（验证）”。
“如果要编，我们必须明确：第一，范围限定在哪些外科领域？第二，内容基于什么——是我们的经验，还是已有研究？第三，格式如何既符合医学规范又体现中医特色？第四，如何验证这些规范的有效性？”
那场会议开到深夜。最终决定：编！就从研究会已经积累最多经验的两个领域开始——普通外科的腹部手术和妇科手术。先编纂第一版，不追求全面，不追求完美，就基于现有案例和共识，整理出可供试用和讨论的初稿。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编纂委员会随即成立：沈墨轩和哈里斯任主编，陈婉如负责妇科部分，周文斌负责普通外科部分，另有五位研究员参与具体编写。计划用三个月完成初稿，一个月修改，争取在次年春天出版。
谁也没想到，这条路会如此艰难。
真正的困难在编写开始后逐渐显现。第一个难关就是语言和概念的统一。
在编写组的第一次会议上，陈婉如拿着她起草的“子宫肌瘤剔除术中西医协同规范”初稿，念道：“术前一周，中医辨证分型。气滞血瘀型，予活血化瘀方药；气血两虚型，予益气养血方药”
“停，”哈里斯举手，“‘气滞血瘀’、‘气血两虚’——这些中医诊断，如何与西医的术前评估对应？一个患者，西医评估可能‘心肺功能正常，凝血功能正常，无手术禁忌’，同时中医辨证‘气血两虚’。这两个判断是什么关系？是矛盾，是互补，还是描述不同层面？”
沈墨轩沉吟片刻：“可以理解为不同层面的评估。西医评估的是器官功能和手术风险，中医评估的是整体状态和调整方向。一个患者可能西医评估适合手术，但中医认为气血不足，术后恢复可能较慢，需要提前调理。”
“那要不要把中医辨证纳入手术决策？”周文斌问，“如果患者气血极度虚弱，即使西医评估可手术，我们是否该建议推迟手术，先调理再手术？”
问题一个接一个，每个都触及中西医结合的核心矛盾。编写会议常常变成哲学讨论，一上午也写不出几行实质内容。
第二周，哈里斯带来了一个解决方案：表格。他设计了一个双栏表格，左边是“西医标准流程”，右边是“中医协同要点”
比如“术前准备”部分：
左栏：1完善检查（血常规、凝血功能、心电图等）；2 禁食禁水；3 术前用药
右栏：1中医辨证（舌诊、脉诊、问诊）；2 根据辨证予术前调理（中药/针灸/饮食指导）；3 情志调适（解释病情、缓解焦虑）
中栏：案例3例显示，术前针灸调理可减少术中血压波动；文献报道，情志调适可降低术后疼痛评分
这个格式让编写工作有了突破口。但新问题又来了：如何确定“协同要点”的具体内容？应该详细到何种程度？
在讨论“术后镇痛”部分时，争议达到了高潮。西医部分很简单：根据疼痛评分给予阶梯镇痛药物。但中医部分呢？
陈婉如主张详细列出不同证型的选穴方案：“瘀血疼痛取血海、三阴交；气滞疼痛取太冲、合谷；虚证疼痛取足三里、关元”
周文斌反对：“太复杂了！外科医生哪有时间记这么多穴位？应该简化，就列三到五个最常用、最安全的穴位。”
“但简化就失去了中医辨证论治的精髓！”陈婉如坚持。
“可如果太过复杂，根本没人会用！”周文斌反驳。
沈墨轩和哈里斯不得不再次介入调停。最终达成的妥协是：在正文中列出“基础穴位”（适用于大多数情况），在附录中提供“辨证加减穴位指南”。既保证了可用性，又保留了中医特色。
这样的妥协贯穿了整个编写过程。每一条规范，都是中西医思维方式碰撞、协商、融合的结果。编写组的成员常常工作到深夜，学术厅的灯光总是最后熄灭。有人开玩笑说，这本《规范》不是用墨水写的，是用茶水、争论和偶尔的灵光一现熬出来的。
最大的挑战出现在编写进行到第二个月时。一天下午，研究会来了一位不速之客——天津西医外科学会的副会长，刘秉琦医生。他是天津着名的外科专家，留学德国归来，以手术精准、作风严谨着称。
刘医生不请自来，径直走进学术厅，当时编写组正在讨论“伤口愈合”部分的中医协同方案。他静静听了十分钟，然后开口：“诸位，恕我直言，你们这是在把外科手术复杂化。”
所有人都转过头。刘医生五十多岁，穿着笔挺的西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手中拿着一根文明杖。“外科手术的核心是什么？是精确、是效率、是可预期。你们加入这些中医内容——”他指了指黑板上的穴位图和中药方，“只会增加不确定性。针灸的效果因人而异，中药的成分复杂难控。把这些引入外科，是对患者的不负责任。”
学术厅里一片安静。炉火噼啪声格外清晰。
沈墨轩缓缓站起，向刘医生拱手：“刘医生光临，有失远迎。您提出的质疑，正是我们一直在思考的问题。请坐，喝杯茶，我们慢慢谈。”
茶沏上了，气氛稍缓。刘医生没有坐，但语气缓和了些：“沈教授，我敬重您的学问。但外科手术不是儿戏。一个切口多深，缝合几针，用什么线，都有严格标准。你们加入这些‘协同’，标准在哪里？如何保证不同医生做出来效果一致？”
哈里斯接过话：“刘医生，您说得对，标准化是外科的基石。但标准化不意味着拒绝改进。我们编纂这本《规范》，正是想探索如何在不降低外科标准的前提下，融入中医的整体调理理念，让患者受益更多。”
他走到黑板前，画了一个手术时间轴：“以胆囊切除术为例。传统流程：术前检查-手术-术后康复。我们发现，如果在术前增加中医调理，患者的焦虑程度降低，术中生命体征更平稳；如果在术后增加针灸镇痛，阿片类药物用量减少，肠功能恢复更快；如果配合中药和饮食调理，伤口愈合时间缩短。这些都有我们的病例数据支持。”
刘医生皱眉看着黑板：“数据？多少例？有对照组吗？统计显着吗？”
“目前积累了一百二十七例，其中八十三例有完整数据，”陈婉如递上一份统计表，“虽然不是严格的随机对照试验——这在临床上很难实现——但趋势是明确的。我们正在设计更严谨的研究。”
刘医生翻看着数据，沉默良久。最后他说：“我可以看看你们的初稿吗？”
那天下午，刘医生在研究会待了三个小时。他仔细阅读了已经完成的部分章节，提出了许多尖锐但专业的问题。编写组成员一一回答，有些能回答，有些承认“还在探索”，有些记下来作为修改方向。
临走时，刘医生的态度有了微妙变化：“我仍然持保留态度。但如果你们真能把中医协同的内容标准化、可操作化，那或许值得一试。”他顿了顿，“书出版后，送我一本。如果有可能，我愿意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做一些验证。”
这次意外的来访，反而推动了编写工作。刘医生提出的问题，正是许多西医外科医生会有的疑问。编写组意识到，《规范》不仅要指导“怎么做”，还要解释“为什么这么做”，提供“这么做的依据是什么”。
后续的章节中，增加了更多“理论依据”和“案例支撑”部分。每一个中医协同要点，都尽量附上研究会的实际案例、文献报道或初步研究数据。虽然这些证据远非完美，但至少提供了思考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