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二十五日
丘学平与一位民政院总理彭立清亲自派来的民政专员——名叫方拓的中年男子，一同巡视藏省第一大城市拉撒城郊。
他们走过一片片属于贵族的庄园，眼前的景象让见惯了战场残酷的丘学平也皱紧了眉头。
在一个尚未被完全接管的庄园外，他们看到一个枯瘦如柴、脚戴锈蚀铁镣的农奴，正背着重比他身体还大的柴捆，在管事的皮鞭虚影下蹒跚前行。
看到军队过来，那农奴本能地匍匐在地，浑身发抖，不敢抬头，庄园的管家，一个穿着油腻藏袍的胖子，点头哈腰地迎上来，用夹杂着藏语和生硬九州语谄媚地问候。
方拓蹲下身，尽量用平和的语气让翻译问那农奴叫什么，是哪里人，农奴只是磕头，嘴里含糊地念着求饶和佛号，对自己的名字和来历似乎都已麻木遗忘，他破烂的衣衫下，露出新旧交叠的鞭痕和冻疮。
“看到没有，丘师长，”方拓站起身，脸色阴沉，“这就是我们必须要摧毁的制度基础，人身依附，毫无权利，甚至不把自己当人，军事镇压只能让表面服从，真正要收服这片土地的人心，必须从这里开始。”
在军政合力的情况下，民政的各项改造迅速推开。
首先是农奴的解放
九州军士兵在民政干部带领下，直接开进一家家贵族庄园和寺庙属地，他们召集所有农奴和奴隶，当众宣布：
“自即日起，所有“差巴”（支差役者）、“堆穷”（小户）、“朗生”（家奴）等农奴身份一律废除！所有的人身依附契约、高利贷借据、卖身文书，全部无效！”
士兵们用刺刀撬开贵族们珍藏契约的铁柜或檀木匣，将成捆发黄的、按着手印或划着符号的契据抛入熊熊火堆。
火光映照着农奴们难以置信的脸庞。有些人下意识地想去抢回——那是他们祖辈为奴的“凭证”，也是他们唯一被承认的“身份”。
但更多的人，看着那些象征着无形的绳索的纸张化为灰烬，眼眶逐渐湿润，佝偻的背脊，第一次尝试着挺直。
士兵们随后给每个人发放了一张简单的、盖着“九州临时行政公署”红印的身份木牌，告诉他们，凭这个，可以自由离开庄园，去任何地方，找任何活计，没有人可以再把他们抓回来。
对于贵族阶层的处理，则显示出分级对待的策略。
那些双手沾满农奴鲜血，既积极参与甚至组织武装抵抗，又曾犯下虐杀、残害农奴重罪的叛乱贵族，是九州军清算的第一等目标。他们经公审后被迅速处决，家族所有财产全数没收。
有个高官，被数十名农奴联名举报 —— 此人不仅曾用头骨，更是曾经亲手虐杀了数名奴隶。
他的公审大会开在河滩上，宣判结束后便被当场处刑，其占地百亩的豪华庄园，当天就被改造成临时医院和学校，名下数千亩土地，全部分给了周围世代耕种的奴隶。
至于罪行较轻，仅参与过抵抗但无虐杀劣迹，或是在九州军兵临城下时主动投降、未公开参与叛乱的中小贵族，则被划为第二等，采取 “赎买” 与改造结合的政策。
赎买就是：民政机关会直接派专员上门，强制赎买他们名下多余的土地和牲畜。价格压得极低，却美其名曰 “保障家族体面生活” 的底线；若是有人敢说半个 “不” 字，专员的腰间，就挂着随时能拔出来的枪。
改造的方式为：参加体力劳动 —— 修路、植树、修建公共设施。
紧接着就是生产资料的分配问题了。
这些被没收，赎买的牧场、牲畜，在民政干部和士兵监督下，以家庭为单位，按人口均分。
从未拥有过一寸土地的农奴家庭，颤抖着接过写有地块方位和面积的纸条，或牵着分到的瘦弱牛羊，仿佛在做梦。
九州军组织人手帮助农奴家庭搭建简易窝棚、开垦生地，当第一批属于自己的青稞苗破土而出时，许多农奴跪在田埂边，捧着泥土，嚎啕大哭。
他们开始偷偷将省下的糌粑或捡到的鸟蛋，塞给巡逻的九州士兵，虽然往往被严肃地退回，但那种笨拙的感激，是任何枪炮都无法换来的。
同时，简易的“供销站”和“识字班”在较大的村落设立起来，供销站以极低价格或凭劳动券兑换盐巴、茶砖、铁器等必需品，冲击了贵族和寺庙的商业垄断。
识字班则教最简单的汉语数字和日常生活用语，以及“九州”、“元首”、“劳动光荣”等词汇。穿着破烂的农奴孩子，第一次有机会拿起粗糙的木板，用炭笔歪歪扭扭地写字。
对藏省文化层面的改造更为深远和彻底。
所有出现在公共场所的布告、文件、街道路牌，一律使用九州的文字。
学堂里，九州语是主要教学语言，教材内容是九州的历史、地理，以及颂扬九州先锋党的元首陆绍远和九州国防军的书本。
他们之前的语言可以在家中使用，但在公共场合、集市交易、乃至寺庙之外的非宗教集会中，若发现使用方言进行“非必要交流”，初犯警告罚款，再犯则可能面临“学习班”强制教育甚至更严厉的处罚。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广播里每天定时播放九州语新闻和宣传节目，墙壁上刷满了汉藏双语的标语：“九州一家亲！”“服从元首，安居乐业！”“反抗死路一条！”
经济上，除了分配土地，九州开始推行“军屯”与“民屯”结合。在河谷等适宜耕种处，划出大片土地，由驻军部队轮番耕作，同时招募藏民参与，提供种子、农具和口粮，收获按比例分成。
这既减轻了后勤压力，又将一部分藏民纳入新的生产组织，民政院的官员还从内地紧急调运的工程师和工人，开始勘探和修复连接青、川两省的公路线，确保这条生命动脉在下一个冬季来临前，能够通行更多的卡车。
宗教领域，则是采取了管制与利用并存的谨慎态度。
九州宗教管理事务局全面入驻藏省各大寺庙，大昭寺、布达宫、扎什布寺等主要寺庙被允许保留，设置了许多限制。
所有僧侣重新登记，未成年者被劝离强制送入学校。寺庙的财产，土地、牧场、金银法器被清查登记，大量寺属农奴被解放，寺产被大幅度削减。
宗教活动被严格限制在寺庙范围内，不得进行跨区域的大型法会，更不得干预行政司法，活佛转世制度虽然未被废除，但任何新“灵童”的出现，都必须第一时间向九州驻藏机构报告，未经批准，不予承认。
一批被认定“爱国”的中下层僧侣被扶持起来，协助管理寺庙日常，并负责向信众解释“宗教自由需在九州法律框架内”、“爱国爱教”等新概念。
这一连串的小连招下去，藏省的天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市面上开始出现内地运来的廉价布匹、铁器，新建的诊所里，有穿着白大褂的军医为藏民看病，虽然语言不通，但简单的治疗和免费发放的药物，还是吸引了不少人，学校传来孩子们参差不齐的九州语朗读声。
城郊新分到土地的农奴聚居点，虽然生活依然艰苦，但傍晚时分，开始有炊烟从属于自己的矮屋里升起。一些胆大的年轻人，开始学着用刚学会的简单九州语，向巡逻队问候：“长官好。”
丘学平站在指挥所，看着最新绘制的藏区控制态势图，上面代表九州有效控制的红色区域已经全部覆盖。
他知道，这些只是表面上的，隐藏在深处文化的隔阂与依然敌意并不能在短时间内消除。
但在九州国防军绝对的实力面前，新的骨架已经强行植入这片古老的高原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