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八年六月十六日清晨，薄雾如轻纱般笼罩着哈尔滨城。松花江上泛起的水汽在晨光中流转着淡金与浅紫的光晕，变幻莫测，仿佛这片黑土地在丰收前轻柔的呼吸。林默站在东北工业规划局新建的气象观测塔顶层，手中那副从关东军仓库里缴获的望远镜被晨雾蒙上了一层水汽。他擦了擦镜片，重新举到眼前。
镜筒里的世界逐渐清晰——远方，一个月前还是一片青绿得能滴出水来的麦田，此刻已泛起沉甸甸的金黄色泽。麦穗低垂，在晨风中荡起连绵的波浪，一直延伸到视野尽头与天际线交融的地方。林默屏住呼吸，他能看见麦芒在晨光中闪烁的细碎光芒，能想象出麦粒在颖壳中饱满充实的姿态。蜡熟期，他脑海中跳出这个农学术语，再有十天，这片金色海洋就将迎来开镰的时刻。
“林工！”
楼梯上传来急促却刻意放轻的脚步声。农业局技术科长老陈腋下夹着一沓厚厚的文件上来，额头沁着细密的汗珠，不知是因为爬这七层塔楼，还是因为手中的报告分量太重。他四十出头，原是伪满时期农事试验场的技术员，如今却在人民政权下焕发了前所未有的热情。
“全省夏粮成熟度监测报告出来了。”老陈将文件递过来，纸张边缘被汗水濡湿了些许，“豫东、豫中地区小麦已经进入完熟期，从昨天开始陆续开镰。咱们松嫩平原因为气温低，生长期长，预计要推迟五到七天。但是——”他顿了顿，眼睛里闪着光，“今年全省范围内没有发生大规模的锈病、赤霉病，蚜虫防治也到位。我们随机取样测了干粒重，普遍在四十五克以上，高的能达到五十克。林工，这是个实实在在的丰收年，解放以来最好的年景！”
林默接过那沓沉甸甸的文件，没有立即翻开。他望着远方金色的麦田，深吸一口气，空气中已隐约飘来麦子特有的、带着阳光味道的香气。这一刻，他想起一九四六年春天初到东北时的情景——荒芜的田地，废弃的农具，农民眼中对饥饿的深刻恐惧。不过两年多时间，这片饱经战火的黑土地，终于要迎来它真正的、属于人民的丰收。
他翻开报告，目光快速扫过那些用钢笔精心填写的数字。表格工整，数据详实，从各地上报的种植面积、预计亩产，到病虫害发生情况、土壤墒情记录，事无巨细。当看到“预计夏粮总产可达五百万吨，比去年增产三成”这个用红笔圈出的数字时，林默的手指在那行字上停留了很久。纸张粗糙的质感透过指尖传来，那些数字仿佛有了温度，有了重量。
“通知各地。”林默终于抬起头，声音平稳却透着不容置疑的力量，“从今天起，全省进入夏收战备状态。我们要在三十天内，完成三千万亩小麦的收割任务。老陈，这不是简单的农事活动，这是一场战役——一场与时间赛跑、与天气博弈、确保人民劳动成果颗粒归仓的战役。”
老陈挺直腰板：“明白！我这就去安排。”
六月十八日凌晨三点，佳木斯郊外的红星农场已经灯火通明。二十盏新架设的煤气灯将打谷场照得亮如白昼，灯光下，一百二十台联合收割机整齐列队，钢铁身躯反射着冷冽的光芒。这些机器大多是苏式c-6型联合收割机，也有部分是从日军遗留机械改造而来，经过三天三夜的精心检修，每一颗螺丝都被拧紧，每一处轴承都加满了黄油。
农机队长老王今年五十有二，脸上的皱纹深得像用犁铧耕出来的。他爬上一辆收割机的驾驶台，举起铁皮喇叭，声音在黎明前的寂静中格外洪亮：
“同志们！夏收大会战，今天就开始了！”
打谷场上，三百多名农机手、维修工、辅助人员齐刷刷站直了身体。他们中有二十出头的青年，也有经验丰富的老把式；有从部队转业来的汽车兵，也有刚从农机培训班结业的农家子弟。此刻，他们脸上是同样的神情——专注，坚定，还有一丝掩饰不住的兴奋。
“咱们手里的这些铁家伙，是人民省吃俭用从苏联换来的，是工人们日夜加班造出来的！每一台机器，都凝聚着无数人的心血！”老王的声音有些发颤，“今年麦子长得好，是老天爷给脸，更是咱们农民兄弟一滴汗摔八瓣干出来的！现在，麦子熟了，就看咱们的了！能不能抢在天灾前面，能不能把粮食一颗不落地收回来，全在咱们手上！”
人群中不知谁喊了一声：“保证完成任务！”
接着，三百多人齐声响应，声音震得打谷场边杨树叶子簌簌作响。这声音穿透黎明前的黑暗，惊起了远处林中的宿鸟。
老王从驾驶台上跳下来，走到队伍最前面那台收割机旁。驾驶室里坐着个扎两条麻花辫的姑娘，叫小芳，今年才二十一岁，却是农机队里技术最好的驾驶员之一。她父亲原是伪满时期的佃农，一九四六年土改时分到了土地，去年送女儿参加了农机培训班。
“小芳，打头阵，有没有信心？”老王问。
小芳抿着嘴，重重点头，双手紧紧握住方向盘。她旁边坐着技术员小张，是个戴眼镜的斯文青年，正低头检查着新安装的电子监控仪表——那是林默带着几个大学生鼓捣出来的新鲜玩意儿，能实时显示收割进度、损失率、含杂率，在当时的中国农村简直是科幻般的存在。
东方天际泛起鱼肚白，第一缕阳光刺破云层，落在金色的麦田上。刹那间，整片大地仿佛被点燃了，金红的光芒在麦浪上跳跃流淌。
“出发！”老王挥下手臂。
小芳深吸一口气，推下操纵杆。收割机的引擎发出震耳欲聋的咆哮，排气管喷出一股青烟。巨大的割台缓缓放下，锋利的割刀在晨光中闪着寒光。钢铁巨兽缓缓驶入麦田，刹那间，齐腰深的麦子如潮水般向两侧分开，又被快速卷入机器。割刀飞速旋转的嗡鸣声、脱粒滚筒的轰隆声、传送带的沙沙声，交织成一首工业时代的丰收交响。
小芳全神贯注地盯着前方，双手稳稳控制着方向。她能感觉到钢铁机器在黑土地上行进的震颤，能闻到新鲜麦秆被切断时迸发出的青草香气，能看到金黄的麦粒如瀑布般从卸粮口倾泻进随行的卡车车厢。汗水从她的额头滑下，流过年轻的脸庞，在下巴处汇聚成滴，落在被阳光晒得发烫的操作台上，瞬间蒸发不见。
“每小时收割二十三点五亩！”小张盯着仪表盘，声音激动得发颤，“损失率百分之一点四！含杂率百分之零点八！天啊，这数据……这数据比苏联原厂标准还高！”
到中午时分，红星农场已经完成了三千亩的收割任务。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每个老农心里都清楚——在过去，这需要一千个壮劳力，挥舞一千把镰刀，弯腰弓背干上整整三天。而现在，一百二十台机器，三百多人，一个上午就做到了。
打谷场边，几个老农蹲在地上，看着卡车一趟趟运来金黄的麦粒，眼睛都直了。其中一个花白胡子的老人颤巍巍抓了一把麦子，麦粒饱满滚圆，在手心里沉甸甸的。他看了半晌，忽然老泪纵横：
“我这辈子……这辈子没见过这么收麦子的……值了，值了……”
在那些机械化程度相对较低的山区，林默推广的“简易收割机”改造发挥了意想不到的作用。普通的牛车被加上齿轮传动装置和简易割台，一牛一人一天也能收割十亩地。虽然效率无法与大型联合收割机相比，但比起全靠人力镰刀，已经是天壤之别。
在牡丹江边的一个小山村，老农李大爷天不亮就牵着改造过的牛车下地。他的牛车是儿子按照县里发的图纸改装的，花了三个晚上。割台是用旧门板改的，齿轮是从废弃钟表里拆的，传动轴用的是硬木。简陋，但管用。
太阳升到头顶时，李大爷已经割了六亩。他坐在田埂上歇脚，从怀里掏出老伴烙的玉米饼子，就着瓦罐里的凉水吃起来。不远处，他那头老黄牛悠闲地啃着田边的青草。李大爷看着牛车上堆成小山的麦捆，又看看手里这个玉米饼——去年这时候，家里连玉米面都不够吃，得掺野菜。今年麦子收成好，秋天新粮下来，就能天天吃白面了。
他想起县里干部来宣传时说的话：“机械化不是为了好看，是为了让咱们农民从繁重劳动里解放出来，是为了多打粮食，吃饱饭。”当时他还将信将疑，现在信了。
六月二十二日，佳木斯粮库新建的五十座现代化粮仓在晨光中静静矗立。这些粮仓是苏联专家协助设计的，圆筒形，白墙蓝顶，每座可储粮一千吨。远远望去，像一排巨大的蘑菇从黑土地里冒出来。
更令人惊叹的是仓内的设施。保管员老张在控制室里，指着墙上的大屏幕——那是林默坚持要安装的“粮情监控系统”，在当时的中国堪称绝无仅有。屏幕上，五十个粮仓的编号、温度、湿度、虫情数据实时跳动。
“三号仓，温度二十三点五度，湿度百分之六十二，一切正常。”老张对着麦克风说。声音通过新铺设的线路传到仓顶的喇叭，仓内巡查的保管员能清楚听到。而在过去，保管员要爬着陡峭的梯子，钻进闷热的粮堆，用温度计一点一点测量，一趟下来浑身湿透，还只能测几个点。
“现在好了，”老张对参观的各县粮库主任说，“坐在这儿，全省粮仓的情况一目了然。温度高了自动通风，湿度大了自动除湿，发现虫情自动报警。林工说，这叫……叫什么来着？”
“科学保粮。”旁边年轻的技术员接话。
“对，科学保粮！”老张一拍大腿，“咱们这些老保管，也该学新东西了。”
更令人振奋的是粮食烘干中心的运行。这座中心配备了十座大型烘干塔，是从大连拆运过来重新组装的，日处理能力达到一千吨。烘干塔高耸入云，输送带如长龙般蜿蜒，鼓风机发出持续的低鸣。
中心主任是个精瘦的中年人，戴着眼镜，说话慢条斯理，但一提到烘干技术就眼睛发亮。他领着参观团走进控制室，指着仪表盘上跳动的数字：“这是热风温度，这是粮食流速，这是出口水分……看，现在出来的麦子，水分含量百分之十二点五，完全达到安全储存标准。”
“要是下雨天收的湿粮怎么办？”有人问。
“一样。”主任推了推眼镜，“即使是雨天抢收、水分百分之二十的湿粮，在这里烘干二十四小时，也能降到安全水分。同志们，这条生产线的意义，不仅仅是烘干粮食——”他顿了顿，环视众人，“它意味着，从今以后，咱们东北的夏收、秋收，再也不用看老天爷的脸色了！”
这句话让在场所有人都沉默了。他们都是和土地、和粮食打了一辈子交道的人，太知道“看天吃饭”四个字的分量。一场连绵阴雨，能让到手的粮食在穗上发芽；一阵突如其来的高温，能让晾晒的粮食霉变。而现在，有了这个烘干中心，至少在这片黑土地上，这种千百年来农人最深的恐惧，开始被科学的力量驱散。
化验室里，技术员小李正摆弄新到的水分测定仪。这个德国产的精密仪器，能在三分钟内测出粮食水分，误差不超过百分之零点五。而在过去，老师傅们靠手捏、牙咬来判断干湿，全凭经验。
“科学就是科学。”小李对围观的同事们说，“经验很重要，但数据更可靠。咱们现在建立的质量追溯体系，每一袋粮食都有唯一编号，从产地、品种、种植记录，到收割时间、储存条件，全部可查。将来粮食出了问题，一追到底，责任分明。”
一个老保管员咂咂嘴：“这么严？”
“必须严。”小李认真地说，“这是要进百姓嘴里的粮食，是要支援前线的军粮，是要建设国家的储备粮。一颗粮食，一颗心啊。”
六月二十五日，哈尔滨铁路局调度室里，电话铃声、电报机的嘀嗒声、调度员的呼喊声混杂在一起，形成一种奇异的、充满生命力的喧嚣。巨大的运行图占满整面墙，上面用红蓝铅笔密密麻麻标注着车次、时间、线路。
“从今天起，每天开出二十列粮专！”局长站在运行图前，手中的教鞭在几条粗红线上划过，“每列挂五十节车皮，可运粮三千吨。同志们，这不是普通的运输任务，这是往国家的粮仓里运金子，是往前线将士的饭碗里盛粮食！”
调度员们眼睛布满血丝，很多人已经连续工作三十多个小时。桌子上散落着冷掉的馒头，搪瓷缸里的茶水早已没了颜色。但没有人喊累，没有人抱怨。他们太清楚这些粮食的分量——每一列车皮，都关系着成千上万人的温饱；每延误一分钟，都可能让农民兄弟的劳动成果蒙受损失。
“三号线，佳木斯到哈尔滨，第107次粮专，正点发车！”
“五号线，牡丹江到沈阳，第203次粮专，预计晚点十五分钟，前方线路故障已排除！”
“通知编组站，第108次加挂十节车皮，绥化地区收割进度超出预期！”
命令一道道下达，列车一列列出发。钢铁巨龙在黑土地上奔驰，车轮与铁轨撞击出铿锵的节奏，仿佛大地的心跳。车窗外，是无边无际的金色麦田，是忙碌的收割人群，是堆成小山的粮垛。车窗内，是满满当当的麻袋，是粮食特有的、阳光与土壤混合的醇厚气息。
公路运输线上，新组建的汽车运输队同样在奋战。五百辆解放牌卡车——这些长春一汽刚刚投产的新车，还散发着油漆和机油的味道——日夜不停地奔驰在城乡公路上。车头插着小红旗，车厢挂着“夏收运输突击队”的横幅，在尘土飞扬的土路上汇成一条流动的河。
司机小刘已经连续跑了三趟。他从哈尔滨出发，到双城装粮，运回哈尔滨粮库，再掉头去下一站。人停车不停，两个司机轮班，吃饭在车上解决，困了就在副驾驶座上眯一会儿。脸颊被晒得脱皮，嘴唇干裂，但眼睛亮得吓人。
“不累！”小刘接过路边群众递来的凉开水，咕咚咕咚灌下半壶，抹抹嘴说，“想起前些年，小鬼子在的时候，咱们种的粮食全被他们拉走，家里人饿得啃树皮……现在，咱们给自己收粮，给新中国运粮，浑身是劲儿！”
最令人感动的，是那些自发组织的群众运输队。在松嫩平原的乡间土路上，马车、牛车、手推车排成长龙，吱吱呀呀，叮叮当当，奏出一曲朴素的丰收交响。老农赵大爷赶着自家的大车，车上麦袋堆得像小山，他舍不得坐，就跟着车走，手里扬着鞭子，却不舍得往老马身上抽。
“老伙计，慢慢走，稳当着点。”他拍拍马的脖子，“这车上拉的，可是咱们一年的心血，是娃娃们过年包饺子的白面，是来年开春的种子粮，金贵着呢。”
车轱辘在土路上碾出深深的辙印，辙印里，是散落的麦粒。跟在车后的孩子们弯腰捡起，一粒粒放进小布袋里——大人们说了，颗粒归仓，一颗也不能浪费。
七月一日，党的生日这天，哈尔滨新建的面粉厂正式投产。高大的厂房里，全自动生产线轰隆运转，从原粮清理、润麦、研磨，到筛理、打包，全部机械化。麦子从这边进去，雪白的面粉从那边出来，中间几乎不见人影。
厂长是个老红军，腿在抗战时受过伤，走路有点跛。他指着新下线的面粉，声音洪亮：“同志们看，这就是咱们自己的面粉！特一粉，特二粉，饺子粉，馒头粉……要什么有什么！放在以前，老百姓吃的是什么？是掺了麸皮、沙子的‘混合面’！是日本鬼子配给的‘文化面’！现在，咱们要让每一个中国人，都吃上雪白的、纯净的、自己种出来的面粉！”
生产线末端，工人们将面粉装袋、封口、打包。每袋面粉上都印着红字：“新中国面粉，人民的口粮”。传送带匀速运转，一袋袋面粉整齐列队，像等待检阅的士兵。
而在另一个车间，麦麸被加工成饲料，麦胚被提取出麦胚油——这东西营养丰富，可以给医院的伤病员补充营养。就连过去只能烧火或者还田的麦秆，也被送进新建的纤维板厂，压制成板材，可以用来做家具、建房屋。
技术员小王拿着账本，一笔笔算给参观的人听：“麦子磨成面粉，增值百分之三十；麸皮做成饲料，增值百分之五十；麦胚榨油，增值两倍；麦秆制板，增值三倍……综合算下来，一斤麦子，经过加工转化，价值能翻三番！这就叫——”他顿了顿，想起林默常说的那个词，“产业链延伸，附加值提升。”
林默此刻就站在纤维板车间的窗边，看着金黄的麦秆被机器粉碎、压制成板材。窗外，新建的挂面厂、方便面厂、饼干厂厂房正在封顶。他想起一九四六年刚到东北时，看到一个老太太用麦秆编草帽，编一双草鞋，手巧得让人心疼。他问，大娘，这麦秆除了编东西，还能做什么？老太太抬头，满脸皱纹里都是笑：还能烧火，还能喂牲口，还能糊墙——穷人家，什么都得用上，不能糟践。
是啊，不能糟践。林默想，这片土地上长出的每一样东西，都是宝贵的，都该物尽其用。麦粒给人吃，麦麸喂牲口，麦胚榨油，麦秆制板……这就是他理想中的农业——不再是简单的春种秋收，而是完整的产业；不再是看天吃饭的脆弱，而是抗风险的能力；不再是一年忙到头只够糊口，而是真正的丰衣足食。
七月五日，哈尔滨最大的粮店“道里粮站”前排起了长队。但这次排队的人脸上没有焦虑，没有恐慌，而是带着一种从容的、甚至有些喜悦的神情。他们手里拿着刚刚发放的“夏粮供应券”，互相打着招呼，聊着家常。
“他张婶，你家领了多少斤？”
“按人头算，每人三十斤，我家五口人，一百五十斤！够吃俩月的！”
“今年麦子好，面粉肯定白！”
“可不是，我听粮店小王说，新面粉厂出的面，蒸馒头可暄乎了！”
营业员小张在柜台里忙得满头大汗，嘴角却一直挂着笑。她一边麻利地收券、称粮、装袋，一边大声回答着顾客的问题：
“大娘，供应券长期有效，不用急着买！”
“大哥，面粉管够，明天来也有！”
“小朋友，别趴柜台，小心磕着——来，阿姨给你块饼干尝尝，新出的，麦香味可浓了！”
柜台后的货架上，不再是单调的几样。雪白的面粉堆成小山，晶莹的大米装满木箱，金黄的玉米面、小米，红艳的赤小豆，翠绿的绿豆……琳琅满目，在七月的阳光下泛着诱人的光泽。粮店破天荒地飘出香味——那是角落里新设的“食品品尝处”，用新面粉现烤的饼干、现煮的面条，免费让顾客品尝。
主妇王大妈领着一双儿女，在货架前看了又看，最后买了十斤面粉、五斤大米，又秤了两斤绿豆——夏天熬绿豆汤，解暑。她提着沉甸甸的布袋走出粮店，阳光明晃晃地照在脸上。儿子仰头问：妈，晚上能吃白面馒头不？王大妈鼻子一酸，蹲下来摸摸儿子的头：能，妈今晚就蒸，放足了碱，蒸得暄暄的，让你吃个够。
粮价局办公室里，局长指着墙上的价格表，对来采访的记者说：“看，小麦每斤八分，面粉每斤一毛二，这个价格，从一九四六年定下来，三年没变过。为什么能稳住？因为咱们有粮。手中有粮，心里不慌。粮价稳了，别的物价就稳了；物价稳了，人心就稳了。这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是关系新生政权能不能站稳脚跟的大问题。”
记者认真记录着，笔尖在纸上沙沙作响。窗外传来粮店那边的喧闹声，隐约能听见人们的笑声。局长走到窗边，看了半晌，轻声说：“你听，这就是太平年月的声音。”
七月八日，夜幕降临，双城县一个小村庄的夜校里，汽灯发出白亮的光。二十多个农民坐在简陋的条凳上，眼睛盯着黑板。黑板上用粉笔写着八个大字：“防虫、防霉、防鼠、防雀”。
讲课的是县粮库的技术员，一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说话还带着学生腔，但讲得认真：“……所以，粮食储存，关键在‘干、净、冷、密’四个字。干，就是水分要低，不能超过百分之十三；净，就是杂质要少，特别是草籽、泥土；冷，就是温度要低，夏天要通风，冬天要保温；密，就是要密封，防止害虫进去……”
台下，青年农民小李听得入神，手里的铅笔在旧账本背面认真记着。他想起去年，家里藏在窑洞的二百斤麦子，到春天一看，生了厚厚的蛾子，筛出来的麦子一股霉味，煮粥都苦。爹坐在地上，抱着头，半天没说话。那是全家半年的口粮啊。
“以前粮食存不住，不是生虫就是发霉。”小李在课后对技术员说，“现在懂了，粮食是活的，会呼吸，怕热怕湿怕虫。咱们得像伺候孩子一样伺候粮食。”
更令人欣喜的是，夜校里坐着一半妇女。她们有些不好意思，坐在后排，但听得比谁都认真，问问题也最细：麻袋用啥洗？晒粮铺多厚？花椒真能驱虫？技术员一一解答。一个梳着髻的大嫂站起来，红着脸说：俺家那口子粗心，往年粮食生虫，就知道骂。今年俺学了，俺来管粮囤，保证一颗粮食都不糟践。
她的话引来一阵善意的笑声，笑声中，妇女们的背挺直了些。
与此同时，巡回医疗队的马队正沿着乡间土路行进。领队的刘医生骑在马上，看着远处村落里星星点点的灯火。他是上海来的大学生，三年前奔赴延安，现在随着解放大军来到东北。同行的护士小赵忽然指着前方：“队长，你看！”
刘医生抬头，看见村口老槐树下，黑压压坐了一片人。走近了才看清，是收工回来的农民，有老有少，有男有女，就着月光，等着医疗队。一个老人站起来，手里端着一碗水：“大夫，一路辛苦，先喝口水。”
刘医生的眼睛一下子湿了。他跳下马，接过粗瓷碗，水是温的，带着井水的清甜。他一口喝完，抹抹嘴：“老乡们，咱们开始检查。一个一个来，别急。”
汽灯亮起来，临时诊疗桌摆开。听诊器、血压计、体温表，简单的器械，却让农民们感到前所未有的安心。刘医生检查得很细，问得也细：腰疼多久了？咳嗽有痰没？晚上起几次夜？很多老人一辈子没看过大夫，小病拖成大病，大病拖成绝症。一个老汉撩起衣服，腰上一道深深的伤口，已经溃烂化脓，说是去年扛麻袋时被铁钩划的，自己用草木灰捂了捂，以为能好。
刘医生清洗伤口、上药、包扎，动作很轻。老汉哆嗦着嘴唇：大夫，这……这得多少钱？刘医生低头缠着纱布：不要钱，咱们人民的医院，给人民看病，不要钱。老汉愣了愣，忽然捂着脸，肩膀剧烈地抖动起来。
那天晚上，医疗队为三百多人做了体检，发现了四十多个需要进一步治疗的病例。刘医生在油灯下整理病历，笔尖在纸上停顿了很久。小赵轻声说：队长，咱们带的药不多了。刘医生抬起头，眼睛里映着灯焰：写报告，向省里申请。再难，也要把药弄来。这些人，都是建设新中国的人，一个也不能少。
七月十日傍晚，松嫩平原上一个打谷场被汽灯和火把照得通明。场院中央，用门板搭起简易舞台，红布横幅上写着“庆丰收文艺晚会”。台下，黑压压坐满了人，刚结束一天劳作的农民们，洗去尘土，扶老携幼，早早来占位置。孩子们在人群中钻来钻去，追逐嬉闹，被大人笑骂着拽回身边。
锣鼓敲起来，唢呐吹起来，晚会开场。没有专业的演员，都是各村的文艺骨干——民兵队长唱梆子，妇女主任扭秧歌，小学老师拉二胡，学生们合唱。节目粗糙，走调，忘词，但真实，鲜活，带着泥土的质朴和汗水的咸涩。
“麦浪滚滚闪金光，丰收歌声传四方——”歌声在夜空中飘荡，老农们眯着眼听，手里的烟袋一明一灭。他们听懂了，这唱的就是他们的日子，他们的土地，他们的丰收。一个节目演完，台下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不是礼貌，是发自肺腑的欢喜。
更让人挪不开眼的，是刚刚组建的农村电影放映队。当那块雪白的幕布在打谷场上挂起来，当放映机咔哒咔哒转动，射出一束神奇的光，幕布上出现了会动的人影时，整个村庄都安静了。老人张大了嘴，孩子瞪大了眼，连狗都停止了吠叫，歪着头看那光影变幻的世界。
那晚放的是《白毛女》。当喜儿在山洞里唱着“北风那个吹”时，台下响起一片啜泣声。当大春带着八路军回来，斗倒黄世仁时，全场爆发出欢呼。电影放完，汽灯重新亮起，很多人还呆呆坐着，沉浸在光影的世界里。老农王大爷用袖子抹抹眼睛，对身边的人说：这比看大戏还过瘾。戏是假的，这……这像是真的。
他没说出口的是，他在喜儿身上看到了自己闺女的影子，在黄世仁身上看到了当年逼死他爹的地主。这不是戏，这是他的人生。
七月十二日，省农科院的报告厅里坐满了人。全省夏收总结大会正在召开，空气里弥漫着汗味、烟味，还有新麦的清香。农科院的专家、各地的农业干部、劳模代表，挤满了长条椅，后来的只能站在过道、靠在墙边。
院长在台上念总结报告，那些数字，在座的每个人都已耳熟能详，但再听一遍，依然心潮澎湃：机械化收割面积占总面积的百分之三十，比去年提高十五个百分点；粮食损失率从过去的百分之十五降到百分之五，相当于多收五十万吨粮；烘干中心处理湿粮二十万吨，避免了因霉变造成的损失……
“这不仅仅是数字的提高。”林默站起来，走到台前。他没有拿讲稿，双手撑在桌上，目光扫过台下每一张脸——那些被太阳晒得黝黑的脸，那些布满皱纹的脸，那些年轻而充满朝气的脸。
“更重要的是，通过这场夏收，我们看到了变化。”他的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清晰地传到会场每个角落，“农民们不再只看天吃饭，开始相信科学的力量。他们主动学习新技术，使用新农具，接受新方法。王家屯的刘老汉，六十五岁了，报名参加农机培训班，说不能让年轻人甩下；李家庄的妇女识字班，原来只学认字，现在主动要求加农业技术课。同志们——”
他顿了顿，会场安静得能听见窗外杨树叶子的沙沙声。
“这就是觉醒，这就是希望。当千千万万普通农民，开始用科学的眼光看待土地，用科学的方法经营农业，那么，我们这个农业大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就真正有了最坚实、最广泛的根基。我们今天收获的，不仅仅是金色的麦粒，更是金色的民心，金色的未来。”
掌声如雷，久久不息。
散会后，林默被一群人围住。有问明年能不能多拨些拖拉机的，有问新品种麦种什么时候推广的，有邀请他去当地指导的。林默耐心地一一回答，直到天色渐晚，人群才散去。
他走出农科院，夕阳正缓缓沉入地平线，将西天染成一片金红。远处的打谷场上，还有人在忙碌，扬起的麦糠在夕照中像金色的雾。村庄里升起袅袅炊烟，空气中飘来新麦的香味——那是农妇们用新磨的面粉蒸的第一锅馒头，是孩子们盼了一年的、纯粹的粮食的香气。
林默深深吸了一口气。这香气里，有阳光的味道，有土地的味道，有汗水的味道，有希望的味道。
七月十三日，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袭击了松嫩平原北部。雨是午后开始下的，起初只是淅淅沥沥，后来变成瓢泼，中间还夹着冰雹，鸽子蛋大小，砸在屋顶上噼啪作响，砸在地上溅起一片白雾。
林默站在规划局的窗前，看着外面白茫茫的雨幕，眉头紧锁。电话铃声大作，一个接一个，全是各地报灾的电话：麦田倒伏，道路冲毁，晾晒的粮食被淹……
“立即启动应急预案。”林默对着话筒，声音冷静，“第一，组织力量抢收倒伏作物，能收多少收多少；第二，疏通沟渠，排除田间积水；第三，烘干中心二十四小时运转，接收所有湿粮；第四，统计灾情，省里统一调配种子、化肥，准备改种晚秋作物。”
放下电话，他抓起雨衣就往外走。秘书追上来：林工，雨太大，等小点再去！林默头也不回：等不了，农民等不了，地里的粮食等不了。
吉普车在泥泞的土路上颠簸前行，雨刷器疯狂摆动，视线依然模糊。车窗外，是被风雨摧折的庄稼，是焦急的农民在田埂上奔走。林默的心揪紧了，但他知道，此刻不能乱。
赶到重灾区时，县里的干部已经组织起抢险队。民兵、青壮年、甚至妇女老人，都冒雨下地。倒伏的麦子，一株株扶起，扎成把；被淹的田块，一锹锹挖沟排水。没有机械，就用肩扛，用手抱。雨打在身上，冰凉，但没人停下。一个老汉跪在泥水里，用颤抖的手捧起被冰雹打落的麦穗，老泪混着雨水流下：作孽啊，作孽啊……
林默蹲下身，扶起老汉：大爷，天灾不由人，但咱们人能胜天。损失了的，咱们补回来。老汉看着他，浑浊的眼睛里重新有了光：能补？
“能。”林默斩钉截铁，“省里已经调拨了荞麦种子，生长期短，两个月就能收。只要大家齐心，冬天来临前，一定能补种一季，把损失降到最低。”
他的话被干部们传开去，在人群中引起一阵骚动。是啊，麦子没了，还能种荞麦；夏粮歉收，还有秋粮。只要地还在，人在，希望就在。
雨渐渐小了，天边露出一线光亮。田埂上，抢险的人群还在忙碌，但脸上的绝望已经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坚韧的、不服输的神情。林默知道，这片土地和这片土地上的人，经历了太多苦难——战乱、饥荒、压迫，但每一次，他们都挺过来了，而且一次比一次站得更直，走得更稳。
因为现在，他们不是在为别人劳作，是在为自己的土地、自己的明天而奋斗。
七月十五日傍晚，林默再次登上气象观测塔。暴雨过后，天空被洗得澄澈如镜，夕阳的余晖将西天染成一片辉煌的金红。极目远眺，大地依然是一片深深浅浅的金色——那是已经收割的麦茬地，是正在晾晒的麦垛，是刚刚补种的荞麦苗。
打谷场上，最后一批粮食正在装车。金色的麦粒在夕阳下闪烁着温润的光泽，像流动的黄金。农民们收拾着农具，互相招呼着，笑声在晚风中飘荡。村庄里，炊烟袅袅升起，母亲唤孩子回家吃饭的声音此起彼伏，带着泥土味的亲切。
学校下课的钟声敲响了，孩子们从教室里涌出，像一群欢快的小鸟，奔向打谷场，帮着大人收拾散落的麦穗。他们的小手捧起麦粒，装进布袋，动作稚嫩却认真。一个扎羊角辫的小姑娘捡到一穗特别饱满的麦子，高高举起：爹，你看！她爹转过头，古铜色的脸上绽开笑容：好，留着，当种子。
林默看着这一切，嘴角浮起一丝笑意。他知道，这个盛夏的丰收，只是一个开始。秋粮还在田里生长，冬小麦即将播种，来年的春耕已在规划。循环往复，生生不息。
但他更知道，有一些东西已经改变，且将不可逆转。科学的方法代替了经验的摸索，集体的力量战胜了个体的脆弱，对土地的敬畏升华为对规律的尊重。这片黑土地，曾在日寇铁蹄下呻吟，在战火中伤痕累累，而今，它终于在新生的政权下，迸发出积蓄千年的力量。
夜幕降临，万家灯火次第亮起。粮库的探照灯划破夜空，那是东北大地上最温暖、最坚实的光，照亮着国家的粮仓，也照亮着每一个平凡人对丰衣足食的向往。而在每一扇亮灯的窗户后，都有新麦的香气飘出——那是母亲在蒸馒头，妻子在擀面条，孩子在啃新烤的饼。
这香气，这灯光，这笑声，汇聚在一起，流淌在松花江畔，弥漫在黑土地上，最终将汇入一个古老民族走向复兴的磅礴江河。而这，正是林默和他的同志们，为之奋斗的一切意义所在。
观测塔下的院子里，传来老陈的喊声：林工，晚饭好了，今天食堂蒸了新麦馒头！
林默应了一声，最后看了一眼夜色中的大地。然后转身，一步一步走下楼梯，走向那温暖的、充满烟火气的人间灯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