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0月16日的清晨，哈尔滨城还在沉睡。松花江上浮着一层薄如蝉翼的雾，像是大地呼出的最后一口暖意。林默站在东北局农业指挥中心新建的天文台上，这座五层高的了望塔是上月刚落成的，从这里可以望见半个哈尔滨城，更远处是收割完毕的无垠田野。
军用高倍望远镜的镜筒里，半个月前还堆满金黄谷物的打谷场已经空空荡荡，只剩下几道深深的车辙印。空气中飘散着稻草和泥土混合的气息，那是丰收后特有的味道，厚重而踏实。林默放下望远镜，手指在冰冷的金属镜筒上摩挲着，他的呼吸在晨雾中凝成白气，又很快消散。
“林工，秋收入库最终统计报告出来了。”
农业局统计处长快步走上天台，脚步声在木质楼梯上咚咚作响，打破了清晨的寂静。他手里捧着的册子厚得像块城砖，深蓝色布面封皮上，“一九四八年秋收实录”几个烫金大字在微弱的晨光中泛着柔和的光泽。处长的棉袄袖口已经磨得发白，但脸上的神情却像捧着稀世珍宝。
林默接过册子，沉甸甸的。他轻轻翻开，纸页哗哗作响，油墨混合着糨糊的味道扑面而来。每一页都用毛笔小楷工工整整地记录着数字——亩产、总产、入库量、损耗率……那些数字不再是冰冷的符号，而是无数人一季的心血，是这片土地上千万人生命的保障。
当他翻到最后一页，目光落在“一千三百六十八万七千五百四十二吨”这个数字上时，喉咙突然有些发紧。又往下看，“可为国家提供商品粮八百万吨”，他的手微微颤抖了一下。
“比去年增长百分之四十五点三，创造历史最高纪录。”统计处长补充道，声音里压抑着激动。
林默深吸一口清冷的空气，合上册子。封皮在掌心留下温热的触感，仿佛能感受到数字背后那些在田间劳作的身影，那些被太阳晒得黝黑的脸，那些在秋夜里点着油灯核对账目的基层干部。
“立即将这份报告呈报中央。”林默的声音平稳，但每个字都像钉进木头里的钉子，“通知各地，秋收战役已经胜利结束，现在转入新的阶段——我们要在三十天内，完成粮食分配、市场供应、冬季备耕三大任务。”
处长用力点头，转身下楼时差点绊了一跤。林默望着他匆忙的背影，又抬头望向远方。松花江对岸，第一批上工的农民已经出现在田野里，开始了秋收后的整地工作。那些小小的身影在广袤的黑土地上移动，像是大地上跳跃的音符。
三天后的清晨，东北局大礼堂里早已人声鼎沸。
长条桌上铺开的东北地图几乎覆盖了整个桌面，不同颜色的线条和标记交织成复杂的网络。从三省十八个专区赶来的粮食局长、财政局长、商业局长们挤满了礼堂，棉袄的臃肿让空间显得更加拥挤。空气中弥漫着烟草、汗水和纸张混合的味道，每个人面前都摊开着笔记本，钢笔在指尖转动，等待着会议开始。
林默走上讲台时，礼堂里骤然安静下来。他手中那根教鞭是榆木做的，用得久了，手握的地方已经磨出光泽。教鞭轻轻点在地图上哈尔滨的位置，然后缓缓移动。
“同志们，”林默的声音不高，但足够清晰，能传到礼堂的每个角落，“今年的丰收，是全体东北人民用汗水换来的。如何分配好这些粮食，关系到千百万人的吃饭问题，关系到社会稳定，关系到国家建设。”
教鞭停在沈阳，又移向长春，再划过整个松嫩平原。
“第一，军粮供应。按照中央指示，东北要调拨三百万吨粮食支援全国解放战争。这部分粮食，必须确保质量最好，调运最快。”
台下响起一阵骚动。一个身材魁梧的中年人从黑龙江省的座位上站起来，棉袄敞开，露出里面洗得发白的军装——那是解放战争初期发的，领口已经磨破了边。
“林工，我们省愿意承担一百万吨军粮任务！”他的声音洪亮，带着东北人特有的直爽，“保证每一粒粮食都饱满干净，绝不含糊！我们黑龙江的粮食，送到前线战士手里，绝不能丢咱东北人的脸！”
“好！”林默用力点头，教鞭在桌上轻轻一磕，发出清脆的声响。
会议一直开到深夜。窗外的天空从明亮到昏暗，最后完全黑透，哈尔滨的灯光一盏盏亮起。礼堂里点起了十几盏煤油灯，火苗在玻璃罩里跳跃，将人影拉得很长，在墙壁上晃动。争论、计算、调整，每一个数字都要反复核对，每一个决定都关系到无数人的生计。
当最后一份分配方案敲定时，已经是第三天凌晨。窗外的哈尔滨沉睡在夜色中，只有松花江上的渔火点点，像是天上的星星落进了水里。局长们收拾着桌上厚厚一沓文件，手指冻得发僵，脸上写满疲惫，但眼睛里都有光在闪动——那是完成了一件大事后的释然，更是对未来的期待。
林默送走最后一位局长，独自站在礼堂门口。深秋的夜风很凉，他裹紧了棉袄，看着远处街道上稀疏的行人。一个拉夜车的车夫慢悠悠地经过，马蹄在石板路上发出清脆的嘚嘚声。这座城市，这片土地，终于可以喘口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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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二十二日，天还没亮透，哈尔滨道里菜市场门前已经排起了长队。
但这次与以往任何一次排队都不同——人们脸上没有焦虑，没有惶恐，而是带着一种平静的期待。队伍秩序井然，偶尔有人低声交谈，说的都是今年收成如何、家里老人孩子如何。深秋的早晨寒意很重，人们踩着脚，哈出的白气在空气中汇聚成一片薄雾。
市场主任老王站在高凳上，手里拿着个铁皮喇叭。喇叭边沿已经锈了，但声音依然洪亮：“大家不要挤，按顺序来！今年粮食大丰收，保证人人有份，户户够吃！”
他喊了几遍，看着下面安静等待的人群，心里突然涌上一股热流。三年前，也是这个地方，也是这样的早晨，人们为了一斤高粱米能挤破头。那时候他拿着棍子维持秩序，嗓子喊哑了也没用，因为每个人都知道，排在后面可能就买不到了。现在，一切都变了。
柜台后面，营业员小张忙得额头上冒汗。她面前摆着三种颜色的供应券：红色是军属专用券，绿色是城镇职工券，蓝色是普通市民券。每个人凭户口本领取，她要在登记册上一笔一划记下姓名、住址、人口数，再发放相应数量的供应券。
“王大娘，您家五口人，这是这个月的。”小张把一叠蓝色的供应券递出去，又细心地在登记册上做了标记。
七十多岁的王大娘用颤抖的手接过供应券，凑到眼前仔细看，老花眼让她眯起了眼睛。“闺女，这上面写的……是三十斤？”
“对，每人每月三十斤，您家五口人，一共一百五十斤。白面二十斤，大米三十斤，剩下的您看要玉米面还是高粱米，都能换。”小张耐心解释。
王大娘的眼泪突然就下来了。“三十斤……三十斤啊……”她喃喃地说，用袖子抹着眼睛，“四七年那会儿，一个月才八斤，还是发霉的……”
后面排队的人听见了，都沉默下来。那些记忆并不遥远，饥饿的感觉还刻在每个人的身体里。但现在，他们手里拿着的供应券厚实实的，上面印着的数字清清楚楚，这不仅是粮食，更是一种承诺——从此以后，再也不会挨饿了。
更让人惊喜的是品种。除了传统的玉米面、高粱米，今年新增了东北大米、精制面粉，还有绿豆、红小豆、小米等杂粮。物价局贴出的公告前围满了人：“为庆祝新中国成立，自即日起，所有粮食品种价格下调百分之十五！”
老工人赵师傅戴着老花镜，一个字一个字地读，读完又算，算了又读，最后拍着大腿说：“四口之家，一个月能省下四块钱！四块钱啊！够给孩子们添件新衣裳了！”
人群中响起一片应和声。这不仅仅是一道政令，这是日子有盼头的证明。
在长白山深处的一个小山村里，供销合作社的马车是中午时分到的。
山路难行，马车颠簸了整整一天一夜。拉车的老马浑身冒汗，在深秋的天气里像刚蒸过一样冒着白气。供销社主任老马从车上跳下来，腿都麻了，一个踉跄差点摔倒。
村子里静悄悄的，只有几缕炊烟从低矮的茅草屋顶升起。老马敲响了村头第一户人家的门，开门的是个七十多岁的老大爷，腰弯得几乎成了直角，脸上沟壑纵横，眼睛浑浊。
“王大爷，给您送粮来了！”老马大声说——老人耳朵不好。
王大爷愣了半天，才颤巍巍地让开身子。老马和车夫从马车上卸下两袋粮食，一袋玉米面，一袋高粱米，每袋五十斤。这是五保户的标准供应量，足够老人吃到明年开春。
粮食扛进屋里，放在泥土地上。王大爷的手在麻袋上摸来摸去，嘴唇哆嗦着，突然扑通一声跪下了：“共产党好啊，共产党亲啊……”
老马和车夫赶紧把老人扶起来，三双手握在一起，都是粗糙的、长满老茧的手。车夫别过脸去，用袖子擦了擦眼睛。他想起自己老家也有这样的老人，去年这时候已经饿得下不来炕了。
离开村子时，太阳已经偏西。马车沿着山路往回走，老马回头望去，看见王大爷还站在村口，腰还是弯的，但站得很直，一直望着他们的方向，直到马车转过山弯。
十月二十五日，佳木斯农机站的院子里，拖拉机排成了长队。
这些都是刚从秋收前线撤下来的“功臣”，身上还沾着泥土和草屑。老师傅老王钻在一台拖拉机车底，手里的扳手叮当作响。他的徒弟小刘蹲在旁边，手里拿着本子和铅笔，随时准备记录。
“这台得大修，”老王从车底钻出来，满脸油污，只有眼睛是亮的，“秋收连续作业五百小时，活塞环磨损严重，气缸也有划痕。记上：更换活塞环，镗缸，检查油路。”
小刘认真地记下，字迹工整。他是农机学校的第一批毕业生，在学校里学的是理论，现在跟着老王学的是实践。老王虽然没上过学，但摸了一辈子机器，听声音就知道毛病在哪。
“师傅，秋收的时候，我看您三天三夜没下机车，困了就在驾驶室里眯一会儿，是真的吗？”小刘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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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王点了支烟，深深吸了一口。“真的。那时候抢收，就是跟老天爷抢时间。早一天收完，就少损失一点粮食。你是没见那场面，几百台拖拉机在黑土地上跑，从早到晚，那气势……”他摇摇头，没再说下去，但眼睛里闪着光。
远处传来敲打声，是另一组人在检修收割机。钢铁与钢铁的碰撞声，工人们的吆喝声，还有拖拉机偶尔试车时引擎的轰鸣，在农机站的院子里交织成一曲特殊的交响乐。这是丰收之后的修整，是为了来年春天更好的出发。
在省农科院的种子库里，又是另一番景象。
这里静悄悄的，只有纸张翻动的声音和偶尔的低声交谈。一排排木架子上摆满了麻袋，每只麻袋上都挂着标签，写着品种、产地、纯度、发芽率。空气中弥漫着谷物特有的干燥香气。
老技术员赵工戴着老花镜，坐在工作台前，台灯的光圈里摊开一张白纸，纸上是一小堆金黄的玉米种子。他用镊子一粒一粒地夹起种子，对着灯光仔细看，有时还用小刀轻轻剖开，观察胚芽的状况。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赵工对旁边新来的技术员说，声音很轻，像是怕惊扰了这些沉睡的生命，“一颗不好的种子种下去，浪费的不只是这颗种子，还有土地、肥料、人工，还有一季的时间。咱们现在做的，就是确保每一颗种子都是最好的。”
年轻的技术员认真点头，学着他的样子拿起镊子。这个工作枯燥，需要极大的耐心，但想到明年春天，这些种子将在黑土地里发芽、生长，最终变成沉甸甸的粮食，就觉得每一分钟都值得。
窗外传来火车汽笛声，那是运送化肥的专列进站了。今年的“测土配方施肥”是个新事物，每个地方的土地缺什么元素，就补什么肥料，这需要提前做大量的土壤化验，准备不同的肥料配方。农资供应站里，技术员小张正对着厚厚一沓化验单打算盘，噼里啪啦的算珠声里，是科学的精确与严谨。
林默视察松花江灌渠那天，刮着北风。
江边的风特别硬，吹在脸上像小刀子。五千民工散布在十几里长的堤坝上，有的挑土，有的打夯，有的铺设防浪的石块。夯歌声粗犷有力，一声声砸进土地里：
“大家加把劲哟——嘿哟！”
“修好这堤坝哟——嘿哟！”
“不怕洪水来哟——嘿哟！”
“保住咱家园哟——嘿哟！”
林默和水利局长沿着堤坝走，脚下的泥土冻得硬邦邦的。在一处险工段，林默停下脚步，这里是去年汛期出过险情的地方，当时抢修了三天三夜才保住大堤。
“今年冬天要做好防凌汛准备，”林默对水利局长说，风吹得他眯起眼睛，“特别是这些险工险段，要重点加固。不能因为丰收就放松警惕，农业生产永远要防患于未然。”
水利局长点头，从怀里掏出个小本子记下。他的手冻得通红，写字时有些抖。
一个老民工挑着土筐经过，看见林默，放下担子憨厚地笑了笑，露出缺了门牙的嘴。林默走过去，拍了拍他的肩膀：“老哥，辛苦了。”
“不辛苦，不辛苦，”老民工连连摆手，“修好了堤坝，明年浇地就有保障了，粮食还能多打。咱庄稼人，不怕出力，就怕白出力。”
简单的话，朴素的道理。林默望着眼前绵延的工地，望着那些在寒风中劳作的身影，心里涌起复杂的情绪。这就是中国农民，几千年来面朝黄土背朝天，所求的不过是一份安稳的收成。而现在，他们相信，跟着共产党走，这份安稳不再是奢望。
十月三十日，哈尔滨城南，新建的粮油综合加工园红旗招展。
这片占地一千二百亩的园区，半年前还是一片荒地，现在已经厂房林立。最高的建筑是面粉车间的五层主楼，红砖墙面在秋日阳光下泛着温暖的光泽。厂区道路两旁，新栽的杨树虽然叶子已经落光，但挺直的树干预示着来年的茂盛。
典礼现场人山人海。工人、农民、干部、学生，还有自发赶来的市民，把主席台围得水泄不通。锣鼓队敲得震天响，秧歌队扭得欢快，几个孩子骑在父亲肩膀上，好奇地张望着这热闹的场面。
林默站在主席台上，手里拿着剪刀。红绸在风中轻轻飘动，像一道小小的彩虹。他深吸一口气，剪了下去。绸缎断开的那一刻，掌声、欢呼声、锣鼓声、汽笛声同时响起，汇成一片欢乐的海洋。
园区总经理老王激动得声音发颤：“我宣布，哈尔滨粮油综合加工园，正式投产！”
人群涌向车间。在大米加工车间，人们隔着玻璃观看生产流程——稻谷从一头进去，经过清理、去石、砻谷、碾米、抛光、色选等二十多道工序，从另一头出来时，已经变成晶莹剔透的精米。整个过程全部自动化，只有几个工人在控制台前监控。
车间主任老张捧起一把新米，手微微发抖。米粒在他掌心滚动，每一颗都饱满圆润，在灯光下泛着珍珠般的光泽。“我干了三十年碾米，”他说，声音有些哽咽，“从石臼、水碓，到柴油机带的小钢磨，再到今天……这米，真白，真亮……”
旁边一个老太太挤过来，小心地捏起几粒米，放在眼前仔细看，又凑到鼻子前闻了闻。“香，真香，”她喃喃地说，“这米煮饭，肯定能出三层油。”
在面粉车间，瑞士进口的磨粉机发出低沉而平稳的轰鸣。麦子变成面粉的过程在这里变得透明——透过观察窗，可以看到麦粒如何被碾碎、筛分，不同品质的面粉通过不同的管道输送出去。总工程师是个戴眼镜的中年人，他指着控制台上的仪表，自豪地向参观者介绍：“我们生产的面粉，蛋白质含量、面筋强度、白度等指标，全部达到国际标准。以后咱们哈尔滨的面包，不会比上海的差！”
深加工车间里更是令人眼花缭乱。挂面生产线像一条银色的长龙，从和面、压延、切条、烘干到切断包装，全部自动完成。方便面车间飘出油炸的香气，这是东北土地上生产出的第一包方便面。饼干生产线刚试产，就有孩子趴在玻璃上不肯走，眼巴巴地看着那些小动物形状的饼干在传送带上列队前进。
商业局长在各个车间转了一圈，回到主席台时眼圈发红。“咱们东北的粮食加工，终于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了，”他对林默说，“以前咱们只能卖原粮，赚个辛苦钱。现在好了，从地头到餐桌，咱们自己能完成一整条链。”
林默点点头，没有说话。他想起三年前刚到东北时，看到的那些用石磨磨面的小作坊，想起农民用最原始的方法加工粮食，宝贵的营养在粗加工中白白流失。现在，这一切正在改变。粮食不只是填饱肚子的东西，它可以变成各种形态，满足人们不同的需求，创造更多的价值。
十一月初，天真的冷了。早晨的霜厚得能在上面写字。
但在东北农学院新建的阶梯教室里，却热气腾腾。五百个座位坐得满满当当，过道上还加了凳子。来听课的都是各县选派的农业技术骨干，棉袄脱下来搭在椅背上，露出里面洗得发白的制服。笔记本翻开，钢笔吸饱了墨水，每个人都伸长脖子，盯着讲台上的苏联专家。
伊万诺夫四十多岁，高鼻梁，蓝眼睛，一头棕发有些凌乱。他的汉语说得生硬，但很努力，重要的词会用粉笔写在黑板上。今天讲的是“土壤耕作学”，黑板上挂着一幅巨大的土壤剖面图，不同土层用不同颜色标注。
“东北的黑土地，是世界上最肥沃的土壤之一，”伊万诺夫用教鞭指着图说，他的汉语带着浓重的卷舌音，“但肥沃的土壤，也需要科学的耕作。否则，肥力会下降，产量会降低。”
他转身，用粉笔写下几个大字：深耕、轮作、施肥、保水。
“冬季深耕，非常重要。”伊万诺夫加重语气，“深度，二十五到三十厘米。为什么？”他停下来，看着台下的学员。
短暂的沉默后，后排一个年轻人站起来：“为了冻死害虫和虫卵？”
“对！”伊万诺夫竖起大拇指，“还有呢？”
“能蓄水保墒，”另一个学员回答，“深翻后的土壤疏松，能吸收更多雪水，春天播种时墒情好。”
“还有改良土壤结构，”又一个声音从中间响起，“打破犁底层，增加土壤透气性。”
伊万诺夫满意地点头，蓝眼睛里闪着光。“很好！你们都懂！那么问题来了，”他话锋一转，“深耕这么好，是不是越深越好？”
这下把大家问住了。有人小声说三十五厘米，有人说四十厘米。
“不对！”伊万诺夫摇头，“太深，会把生土翻上来，生土没有肥力，作物长不好。还会把底层的杂草种子翻上来，增加草害。所以，二十五到三十厘米，最合适。这是科学，科学就是准确，不多不少。”
台下响起一片恍然大悟的“哦”声，接着是沙沙的笔记声。小陈坐在第三排，飞快地记录着。他是佳木斯农技站的，今年春天推广的良种，秋天亩产增加了五十斤，农民拉着他的手说“小陈技术员，你真是活菩萨”。那时候他觉得，搞农业技术，值。现在听了伊万诺夫的课，才知道自己懂的还太少，农业这门学问，深着呢。
田间地头的培训更加生动。在双城县的一块地里，省农科院的老专家蹲在地头，抓着一把黑土。十几个农民围着他，有的也蹲着，有的弯腰看，有个年轻的后生干脆跪在地上，为了看得更清楚。
“大家看，这块地今年种的是玉米，”老专家把手里的土慢慢撒下，黑色的土屑在阳光下纷纷扬扬，“土发板，发硬，这说明什么？说明地力消耗大。玉米是高产作物，也是‘大肚汉’，吃肥吃得厉害。”
他拍拍手上的土，站起来，指着旁边的地块：“那块地，今年种的是大豆。土质松软，抓一把，能捏成团，一碰又散开。这说明什么？大豆根瘤能固氮，不耗地，还养地。”
“所以啊，明年这块玉米地，最好种大豆。这叫轮作倒茬。”老专家用脚在地上划了个圈，“玉米耗氮，大豆固氮，一增一减，土地越种越肥。老祖宗说的‘换茬如上粪’，就是这个道理。”
农民们听得入神。老农马大爷咂巴着旱烟袋，烟雾在冷空气中缓缓上升。“种了一辈子地，都是爹传子，子传孙，今年种啥明年还种啥，”他说，声音苍老但清晰，“今天听专家一说，才明白这里面有大学问。科学种田，真是越种越甜。”
一个年轻人问：“那除了玉米和大豆，还有啥能轮作？”
“问得好！”老专家赞赏地看了他一眼，“小麦和土豆轮作，谷子和杂豆轮作，都有讲究。咱们省农科院编了本小册子，下次来给你们带上，里面画了轮作图，一看就明白。”
太阳渐渐升高，霜化了，地皮变得湿润。农民们还围着专家问这问那，有的问施肥，有的问选种，有的问除草。老专家一一解答，不急不躁。他知道，这些看似简单的问题背后，是农民对丰收的渴望，是对好日子的期盼。而科学，就是要让这种期盼变成现实。
十一月的夜晚来得早，不到五点，天就擦黑了。
但在松花江畔一个小村的夜校教室里，却灯火通明。三十多个农民挤在简陋的教室里，长条板凳坐不下，有的人就站着，靠在土墙上。煤油灯冒着黑烟，把每个人的脸映得忽明忽暗，但眼睛都是亮的。
黑板上写着八个大字：土、肥、水、种、密、保、管、工。老师是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师范学校毕业，自愿到农村教书。他用木棍指着黑板，一个字一个字地念，农民们跟着念，声音参差不齐，但很认真。
“这八个字，是农业生产的八个关键环节，”老师说，“合起来叫‘农业八字宪法’。是咱们党中央总结出来的科学种田方法。”
他在“土”字下面划了一道线：“土是基础。好土出好苗，怎么让土变好？深耕、轮作、施肥、改良……”
青年农民小李坐在第一排，手里握着铅笔，一笔一划地在本子上记。铅笔头粗了，他就用刀子削，木屑落在桌上，他小心地吹到地上，怕影响别人。他只有小学文化，但学得最认真。去年他按照农技员说的办法施肥，一亩地多打了三十斤粮，从此就信了科学。今年夜校一开，他第一个报名。
“以前种地凭经验，”课间休息时，小李对同桌说，“我爹那辈，靠天吃饭，年成好就多吃点，年成不好就饿着。现在不一样了，这八个字，字字值千金。搞懂了，地就不会亏待人。”
同桌是个中年汉子，手指粗大，捏着铅笔像捏着根绣花针。“我就是不认字，吃亏，”他叹口气，“农药瓶上的说明看不懂，用量搞错了，把苗烧死一片。今年说啥也得把字认全了。”
扫盲班的成绩是实实在在的。经过三年努力，这个村青壮年文盲率从百分之九十降到了百分之二十。许多老人也走进了课堂，六十八岁的王大爷学会了写自己的名字，那天晚上高兴得没睡着，在炕上用手指划拉了一夜。第二天见到人就说：“我会写名字了，王、大、山，三个字，一个不多，一个不少！”
更让人看到希望的是技术学校。每个县都建了农技校，开农机、农技、兽医、会计这些实用专业。青年农民小刘在技校学拖拉机维修，他说：“以前觉得开拖拉机威风，学了才知道，光会开不行，还得会修。机器跟人一样，会生病，得治。学好技术，回家就能当农机手，比进城打工强。在自家门口挣钱，守着爹娘老婆孩子，多好。”
十一月的东北，寒风像刀子一样。但医疗卫生队的马蹄声，成了这寒冷中最温暖的音符。
“马背医院”是省卫生厅的创举——医生骑马巡诊，药箱里装着常用药品和简易器械，能走到汽车走不到的地方，能去到偏远的山村、林场、牧区。李大夫是哈尔滨医科大学的毕业生，自愿报名参加了巡回医疗队。今天他要去的，是长白山深处一个只有三户人家的小山村。
马在山路上走了整整一天。天快黑时，终于看见了几缕炊烟。三间低矮的木刻楞房子散落在山坡上，烟囱里冒出的烟被风吹得歪歪斜斜。听见马蹄声，一个孩子从屋里跑出来，愣了一下，转身大喊：“大夫来了！大夫来了！”
三户人家，九口人，全都出来了。有老人，有妇女，有孩子，裹着厚厚的棉衣，脸冻得通红。李大夫下马时腿都僵了，差点摔倒。一个老人赶紧扶住他，手像老树皮一样粗糙，但很暖。
“听说有大夫来，我们一大早就等着了，”老人说，声音颤抖，“没想到真来了，真来了……”
李大夫在最大的那间屋里坐下，药箱放在炕桌上。村民搬来凳子，让他坐下检查。其实没什么大病，主要是感冒、咳嗽、关节痛这些常见病，还有两个孩子营养不良。但在这个几乎与世隔绝的小山村里，这些“小病”也可能要命。
他给每个人仔细检查，该发药的发药，该打针的打针。一个老太太关节疼得厉害，他给她做了针灸，扎完针，老太太活动活动腿，惊喜地说：“轻快了，真轻快了！”
看完病，天已经黑透了。村民留他吃饭，煮了土豆，蒸了玉米面窝窝，还特意炒了一盘鸡蛋——这可能是他们能拿出的最好的东西了。李大夫没推辞，他知道，如果他不吃，村民们会不安。
临走时，全村人都出来送。那个被他针灸过的老太太拉着他的手，从怀里掏出两个还温热的鸡蛋，硬塞进他药箱里。“带着路上吃，”她说，“山里没啥好东西……”
李大夫的眼睛湿了。他想起在学校时，教授说的话：“医生不仅要治病，还要治心。在老百姓最需要的时候出现，你就是他们的希望。”
马走远了，他回头，看见那些身影还站在村口，在夜色中一动不动。他知道，明天，他还要去下一个村子。在这片广袤的黑土地上，还有许许多多这样的村庄，等着“马背医院”的马蹄声。
十一月的第一场雪，在十号夜里悄悄落下。
早晨推开门，世界一片洁白。但在松嫩平原的一个公社礼堂里，却热闹得像开了锅。今天这里举行文艺汇演，十里八村的乡亲都来了，棉袄棉裤，裹得像个球，但脸上都红扑扑的，透着兴奋。
节目都是自编自演的。快板《科学种田就是好》，两个小伙子你一句我一句，把深耕、密植、施肥、选种这些技术要点编成顺口溜，又押韵又明白，台下笑声一片。二人转《小两口学文化》，男的扮丈夫，女的扮媳妇，丈夫不愿上夜校，媳妇用各种办法劝，最后俩人一起学，还比赛谁认字多，演得活灵活现，尤其是媳妇揪丈夫耳朵那段，把全场乐翻了。
合唱《在希望的田野上》，是公社小学的孩子们。三十多个孩子，穿着整齐的衣裳，脸蛋冻得红苹果似的，唱得可能不在调上，但声音清脆，表情认真。唱到“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时，台下许多老人抹起了眼睛。
最感人的是小品《送粮》。讲的是秋收后，农民踊跃交公粮的故事。演父亲的演员五十多岁，是村里的老把式，演儿子的就是他家老三。有一段，儿子舍不得把最好的粮食交公粮，想留着自己吃，父亲教训他：“没有国家，哪有咱家？前线战士在打仗，流血牺牲，咱多交点粮，算个啥？”
台词很朴实，但演到动情处，父亲的声音哽咽了，台下也一片抽泣声。演完后，掌声响了很久，有几个老人站起来鼓掌，手都拍红了。
电影是晚上放的。放映队下午就来了，在公社大院支起银幕。孩子们最兴奋，围着放映员转，看那个神秘的铁盒子怎么能放出会动的人。天没黑，就有老人搬着凳子来占位置，一排排，整整齐齐。
今晚放的是《白毛女》。当喜儿在山洞里唱“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时，台下静得能听见雪花落地的声音。有低低的啜泣声，特别是那些从旧社会过来的老人，哭得最厉害。他们哭喜儿，也哭自己过去的苦。电影放完，银幕暗了，人们还坐着，久久不愿离去。雪花在放映机的光柱里飞舞，像无数白色的蝴蝶。
广播是每天早中晚三次。每个村都有高音喇叭，架在最高的树上或房顶上。早晨六点，喇叭准时响起《东方红》，然后是新闻，国内国际的大事，用通俗的话讲出来。中午是农业技术讲座，今天讲冬季积肥，明天讲牲畜越冬。晚上是文艺节目，京剧、评剧、相声，还有听众点播的歌曲。
农民们说：“有了广播，咱们不聋不瞎了。”以前，山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不知道；国家发生了什么，不知道；该怎么种地，全靠老经验。现在，喇叭一响，什么都知道了。王大爷每天准时听天气预报，根据预报决定明天干什么活。他说：“这玩意儿，比神仙还灵。”
十一月十二日，松花江开始结冰了。
但江边的渔村反而热闹起来。冬捕是这里世代相传的技艺，也是一年中最重要的事。有经验的老渔工看冰色、听冰声，就能知道鱼群在哪里。选好位置，在冰面上凿出两排冰眼，然后下网。上百米长的大网在冰下缓缓移动，把鱼赶向出网口。
“起网！”老渔工赵大爷一声吆喝，十几个汉子一起拉动绳索。绞盘吱呀作响，网从冰口一点点拉出。先看到的是水，然后是鱼——鲤鱼、鲫鱼、鲢鱼、鳙鱼，在网里跳跃，鳞片在阳光下闪着银光。一网，两网，三网……鱼在冰面上堆积，越来越多，像一座银色的小山。
围观的人群发出阵阵欢呼。孩子们在鱼堆边跑来跑去，想抓又不敢抓，怕滑倒。妇女们忙着收拾，大鱼装箱，准备运到城里；小鱼留着自家吃，或晒成鱼干。空气里弥漫着鱼腥味，也弥漫着丰收的喜悦。
在林区，油锯的轰鸣代替了斧头的叮当。机械化采伐让效率提高了十倍，但也更危险。青年伐木工小刘是油锯手，每天天不亮就上山，天黑了才下山。油锯很重，震得手发麻，但看着一棵棵大树在锯齿下倒下，变成国家建设的木材，他觉得值。
最让人高兴的是家庭副业。在政府的扶持下，许多农户养起了猪、鸡、兔。农妇王大妈今年养了十头猪，从春天的小猪崽养到现在，每头都有二百多斤。她算过账，过年卖了，能收入五百多元，相当于种十亩地的收入。“猪是聚宝盆，”她笑着说，“泔水、菜叶、麸皮，都是猪食，不费多少粮食，年底就是钱。”
还有编织、刺绣、豆腐加工……各种各样的副业像雨后春笋般冒出来。供销社统一收购，不愁销路。农民们发现，除了种地，还有很多挣钱的门路。日子，真的不一样了。
十一月十五日，东北局礼堂，年终总结大会。
能坐一千人的礼堂座无虚席，连过道都加了凳子。空气中有淡淡的烟草味，有棉布受热后散发的味道，有墨水的味道，还有一种难以形容的、兴奋的味道。每个人手里都拿着笔记本，钢笔吸饱了墨水，等待着那个时刻。
林默走上讲台时，全场起立，掌声如潮水般涌来，持续了整整三分钟。他站在台上，看着下面一张张面孔——有皱纹深刻的老者，有意气风发的青年，有戴着眼镜的知识分子，有皮肤黝黑的农民代表。他们来自不同地方，不同岗位，但眼睛里都有同样的光。
“同志们，”林默开口，声音通过扩音器传遍礼堂的每个角落，“一九四八年，是东北农业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
他顿了顿，礼堂里静得能听见呼吸声。
“我们创造了粮食总产一千三百六十八万七千五百四十二吨的历史纪录，实现了从缺粮到余粮的历史性跨越。我们建成了现代化的粮油加工体系，让东北的粮食能够以更好的形态走向全国。我们推广了科学种田，让农民看到了知识的力量。我们开展了扫盲运动，让千万人摘掉了文盲的帽子……”
他翻开厚厚的报告册，但并没有看，那些数字和事实已经刻在心里。
“这些数字背后，是千百万农民的辛勤汗水。是那些在烈日下、在寒风中劳作的背影，是那些布满老茧的双手，是那些被岁月雕刻的脸庞。”
“是广大干部的忘我工作。是那些在田间地头奔走的身影，是那些在深夜里亮着的油灯，是那些为了一个数据反复核对的坚持。”
“是科技人员的智慧贡献。是那些在实验室、在试验田、在讲台上的探索与传授，是把论文写在大地上的实践。”
“在此，我代表东北局，向所有为东北农业发展做出贡献的同志们，向这片黑土地上的每一个劳动者，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掌声再次响起，如山呼海啸。有人擦眼睛，有人用力鼓掌把手拍红，有人和旁边的人紧紧握手。这一刻，所有的辛苦都值了。
“但是，”林默话锋一转，礼堂里重新安静下来，“成绩属于过去，未来任重道远。一九四九年，我们要实现粮食总产一千五百万吨的新目标！要实现农业机械化率达到百分之五十！要实现农民人均收入增长百分之三十！”
目标一个比一个响亮，像重锤敲在每个人的心上。
“这个目标高不高？高！能不能实现？能！”林默的声音提高了，充满力量，“因为我们有党的正确领导，有科学的指导思想，有勤劳勇敢的人民，有这片肥沃的黑土地！同志们，让我们携起手来，为建设更加繁荣昌盛的新东北，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而努力奋斗！”
“奋斗！奋斗！奋斗！”全场起立，齐声高呼。掌声、欢呼声、口号声响成一片，几乎要掀翻屋顶。这是胜利的欢呼，这是信心的宣示，这是一个新时代开启的号角。
深夜，林默又一次站在天文台上。
会议结束后，他送走最后一批代表，独自走上这里。哈尔滨已经沉睡，只有零星的灯火，像散落在黑丝绒上的钻石。松花江成了一条蜿蜒的银带，在月光下静静流淌。远处的田野隐没在夜色中，但林默知道，那里是来年希望所在。
风吹在脸上，很冷，但心里是热的。他想起白天会上那些激动的面孔，想起江边冬捕的渔民，想起夜校里认真认字的农民，想起“马背医院”医生冻红的脸，想起粮油加工厂里机器的轰鸣。这片土地，这些人，正在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和创造力，书写着新的历史。
他想起三年前刚来东北时的情景。战火刚熄，百废待兴，土地荒芜，人心惶惶。而现在，粮仓满了，工厂转了，学校开了，医院建了，夜校的灯亮了，广播的声音响了。变化，每一天都在发生。
“新中国，我来了。”林默望着北斗星的方向，轻声说。那里是北京，是新中国的首都。他仿佛听到了天安门前的礼炮，看到了五星红旗的升起，看到了一个崭新国家的诞生。
“东北，我准备好了。”他又说，这次是向着脚下的土地。
是的，准备好了。粮仓充实，人心安定，科技普及，百业待兴。这片历经磨难的黑土地，已经积蓄了足够的力量，将在新的时代里，迸发出更加耀眼的光芒。
远处传来火车的汽笛声，悠长而有力。那是运粮的专列，满载着东北的丰收，驶向前线，驶向城市，驶向每一个需要粮食的地方。车轮撞击铁轨的声音，铿锵，坚定，像是大地的脉搏，像是时代的足音。
夜更深了，但东方的天际，已经透出第一缕微光。新的一天，新的征程，正在这片充满希望的黑土地上，悄然开始。
松花江的水，静静地，坚定地，向着大海流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