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安二十七年的春闱刚过，洛阳城东的礼部贡院外，挤满了翘首以盼的举子。张榜那日，一个叫徐庶的寒门学子挤在人群中，踮着脚，从密密麻麻的名字里寻找自己的名字。
“中了！我中了！”旁边一个胖书生突然欢呼起来，手舞足蹈，“二甲第七十八名！”
徐庶的心提到了嗓子眼。他继续往下看，二甲没有，三甲也没有……直到最后一列，终于在“同进士出身”的最后几个名字里，看到了“徐庶”二字。
他长舒一口气，随即又有些怅然。同进士出身，意味着只能外放做个县令，想留在京城中枢，难如登天。
不远处，几个锦衣华服的公子哥正谈笑风生。
“王兄，恭喜恭喜！乙甲第三名，探花郎啊！”
“李兄也不差，二甲三十六名，留馆翰林指日可待。”
那个被称为王兄的青年矜持一笑：“侥幸罢了。家父前日还说，今科策论题出得刁钻，什么‘论海运利弊’，我等读书人，哪里懂得那些商贾之事？好在经义功底扎实，勉强应付过去了。”
徐庶听到这话，心中五味杂陈。他出身寒微，父亲是个小吏，从小见惯了民生疾苦。这次策论，他写的是亲眼所见的漕运弊端，洋洋洒洒三千言，自认为切中时弊。可如今只得了同进士，而那些高谈阔论却无实际见解的世家子弟，反而名列前茅。
“这科举，考的是家世还是才学？”徐庶喃喃自语，转身黯然离开。
他不知道的是，此刻太极殿内，一场关于科举改革的争论，正进行到白热化。
泰安帝端坐龙椅，面前摊着今科进士的试卷。他拿起一份，又放下，眉头紧锁。
“诸卿，”泰安帝缓缓开口，“今科取士三百人，朕一一看了他们的策论。你们猜，有多少人真正懂得‘海运利弊’？”
殿下众臣面面相觑。礼部尚书硬着头皮出列：“陛下，举子们多在书斋苦读，对实务生疏也是情有可原……”
“情有可原？”泰安帝打断他，“我仲朝开科取士，为的是选拔治国之才。若连海运这样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都不懂，将来如何为官？难道让他们到任后，再从头学起吗？”
暖阁里一片寂静。太子袁睿侍立一旁，若有所思。
泰安帝拿起徐庶的试卷：“你们看看这篇。写漕运之弊，条分缕析；提改良之策，切合实际。可这样的人，只得了同进士出身。”他又拿起那份探花卷，“而这篇文章，辞藻华丽，引经据典，却通篇空谈，无一实策。反而高中探花。诸卿说说，这是何道理？”
中书令张承沉吟片刻：“陛下，科举取士，历来重经义、重诗文。策论虽也有，但权重不高。今科举子们重前者轻后者，也是意料之中。”
“所以朕要改。”泰安帝斩钉截铁，“从明年开始，科举三场：第一场经义，第二场诗文，第三场策论。录取时，策论权重占四成，经义三成，诗文三成。”
此言一出，满朝哗然。
“陛下三思啊！”一位老臣颤巍巍出列，“自古取士，首重德行，次重学问。经义考的是圣贤之道，诗文显的是才情禀赋。策论……策论不过是权宜之计，岂能与经义相提并论？”
“是啊陛下，”另一位大臣附和，“若重策论，恐使士子趋利忘义，专攻实务而荒废经典。长此以往，圣人之道谁人传承？”
反对声如潮水般涌来。泰安帝静静听着，等众人说完，才缓缓道：“诸位爱卿，朕问你们——当年世祖武皇帝打天下时，靠的是熟读经书，还是通晓实务？”
众人语塞。
“再问你们，”泰安帝继续，“仁宗景皇帝治天下时，是用只会吟诗作赋的文人，还是用懂农事、通水利、明律法的实干之才？”
殿内鸦雀无声。
泰安帝站起身，走到御阶前：“圣人之道自然要传承，但若只会空谈道理，于国何益？朕要的，是既明道义，又能做实事的官员。策论考的就是这个——给你一个实际问题，看你能不能想出解决之法。这比背诵经书，更能看出一个人的真才实学。”
太子袁睿适时出列：“父皇，儿臣以为，改革可循序渐进。不妨先在明年秋闱中试行，将策论权重提到三成，观其效果，再作调整。”
这个折中之策得到不少大臣赞同。泰安帝想了想，点头准了。
消息传出，天下震动。
洛阳大学里，学子们议论纷纷。有人拍手称快：“早该改了！那些只会死读书的，凭什么骑在我们头上？”也有人忧心忡忡：“我苦读十年经书，如今突然要考实务，如何来得及？”
徐庶正在太学旁听，听到这个消息，眼睛一亮。他找到学正，鼓起勇气问：“大人，学生想请教，若要多学实务，该读哪些书？”
学正是个开明之人，笑道：“你倒是个有心人。实务之学，不在书中，而在天下。去市井看看商人如何经营，去田间看看农夫如何耕种，去码头看看船工如何装卸。看得多了，自然就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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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庶深深一揖：“谢大人指点！”
从那天起，徐庶的生活变了。他不再整天泡在书斋，而是走街串巷。他到东市看商贾交易，到西市观胡商往来，到漕运码头问船工生计，甚至跑到城外的农庄，向老农请教代田法。
三个月下来，他记了厚厚三本笔记，人也晒黑了一圈。同窗笑他：“徐兄，你这是要去考货殖科吗？”徐庶只是笑笑，继续他的“游学”。
与此同时，礼部开始紧锣密鼓地准备新的考试规程。策论题目如何出，评分标准如何定，都是难题。
这日，泰安帝召见礼部尚书和几位翰林学士，商议策论出题之事。
“陛下，臣以为策论题目当有定式。”一位老学士建议，“如‘论治国之道’、‘谈君臣之义’，方显庄重。”
泰安帝摇头：“太虚。朕要考的是实际问题。这样吧，你们把眼下朝廷遇到的难题，整理出十个，作为备选题库。比如关中旱情如何缓解，海贸税收如何公平，土地兼并如何遏制……让举子们选答。”
众人倒吸一口凉气。这些问题，连朝中大臣都争论不休，让举子们来答，是不是太难了？
泰安帝看出他们的顾虑，笑道：“不指望他们答得多好，但要看他们有没有想法，思路清不清晰。治国如医病，不怕药方不完美，就怕连病症都看不出来。”
方案就这么定了。礼部回去后，真的整理出十个当前最棘手的问题，编成《策论题库》，准备下发各州府学。
秋八月，改革后的第一次乡试在各州举行。与往年不同，考场上多了许多新鲜面孔——有常年经商的子弟，有熟悉农事的书生，甚至还有在衙门当过书吏的考生。
洛阳考场里，徐庶拿到试题，眼睛一亮。三道策论题可选：一是“论常平仓存粮之策”，二是“谈州县学堂经费筹措”，三是“议边境互市管理”。这都是他这几个月深入了解过的问题。
他略一思索，选了第三题。笔走龙蛇，将从老船工那里听来的海运见闻，从胡商那里了解的交易规则，从市舶司小吏那里打听的税收难题，一一写入文中。最后提出三条建议：统一税率、设立仲裁、加强巡查。
两个时辰后，徐庶搁笔，长舒一口气。不管结果如何，他尽力了。
冬月，乡试结果公布。徐庶高中解元。消息传来，整个洛阳城都轰动了——一个寒门子弟，凭策论夺得头名，这可是从未有过的事。
更让人惊讶的是，今科中举者中，有三分之一是像徐庶这样关注实务的学子。而那些只知死读书的世家子弟，不少名落孙山。
朝堂上，反对改革的声音小了许多。事实胜于雄辩，新法确实选出了不一样的人才。
腊月里，泰安帝在宫中召见今科举人。徐庶作为解元，站在最前列。
“你就是徐庶？”泰安帝看着这个面容黝黑、不像书生的年轻人，颇有兴趣。
“学生正是。”徐庶恭敬行礼。
“你那篇策论，朕看了。”泰安帝从案上拿起一份试卷，“写得很好。特别是关于设立海上纠纷仲裁的建议，与船舶司正在推行的新规不谋而合。告诉朕，这些见解从何而来？”
徐庶如实回答：“回陛下，学生在洛阳半年，走访市井、码头、农庄，与商贾、船工、农夫交谈所得。”
“好！”泰安帝抚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才是治学之道。”他转头对礼部尚书说，“记下，明年春闱，策论权重提到四成。朕看，还可以再开一科‘明法科’，专门选拔精通律法的人才。”
“陛下圣明！”这一次，反对的声音寥寥无几。
退朝后，徐庶走出宫门，冬日的阳光照在身上，暖洋洋的。他回头望了望巍峨的宫城，忽然明白了一个道理：这个时代正在改变，而科举改革，只是开始。
不远处，几个落第的世家子弟正聚在一起发牢骚。
“这世道真是变了！咱们寒窗苦读十年，不如那些市井之徒到处打听！”
“就是！科举取士，何时变得如此功利？”
徐庶本想避开，想了想，还是走过去，拱手道：“诸位兄台，学生有一言。圣人教我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若只知修身，不知治国，圣人之道岂非残缺？策论考的，正是将圣人之道用于实际的本事。这难道不是真正的学问吗？”
那几人面面相觑，一时语塞。
徐庶不再多言，转身离去。他的脚步轻快，因为他知道，自己赶上了一个新时代——一个重实务、讲实干的时代。
而在宫中，泰安帝正与太子对弈。棋盘上，黑白交错，局势渐明。
“睿儿，你看这科举改革，像不像这盘棋？”泰安帝落下一子，“动了策论这颗子，整盘棋就活了。”
袁睿盯着棋盘，若有所思：“父皇，儿臣明白。治国如弈棋，不能一成不变。只是……改革太快，恐生反弹。”
“所以朕才一步步来。”泰安帝笑道，“先三成，再四成，慢慢来。等到朝中都是懂实务的官员，再改就容易了。”
他望向窗外，腊梅正开得灿烂：“世祖打天下，用的是武将；仁宗治天下，用的是文臣；如今朕守天下，要用的是文武兼备、知行合一的人才。科举改革，就是为此铺路。”
袁睿点头，心中豁然开朗。他想起儿子袁澈正在学的《帝范》，其中有一篇“用人篇”，讲的正是这个道理——为君者，要知人善任。而改革科举，就是为了更好地“知人”。
冬去春来，转眼又是春闱。这一次，举子们有备而来。策论考场里，再没有人对着题目发呆，个个奋笔疾书。他们谈论漕运改良，分析海贸利弊，商议抗旱之策……虽然见解有深有浅，但至少，他们在思考真实的问题。
放榜那日，徐庶高中一甲第二名，榜眼及第。而那位曾经的探花郎，这次连二甲都没进。
时代真的变了。
很多年后，当后人编纂《泰安大典》时，会在“科举”一卷中读到这样一段记载：“泰安二十七年，帝改革科举，增策论权重。自此，士子始重实务，朝中多干才。或曰：此乃泰安盛世得以绵延之关键也。”
而这一切，都始于那个冬日，始于那位坐在棋盘前、目光已看向未来的皇帝，始于那个在洛阳街头奔走求学的寒门子弟。
一个制度的微小调整，往往能撬动整个时代的走向。科举改革如是，国家发展亦如是。而真正的智慧，就在于在合适的时候，做出合适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