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安二十八年的深秋，洛阳城东的“文渊阁”书坊前，排起了一条长龙。队伍里有官员模样的中年人，有书生打扮的年轻人，甚至还有几个穿着吏员服饰的小吏，个个伸长脖子，眼巴巴望着书坊紧闭的大门。
“掌柜的，开门吧！这都等了一个时辰了！”
“是啊，不是说辰时开售吗？太阳都三竿高了！”
书坊老板杜衡在门后急得团团转。他倒不是故意吊人胃口，而是印刷工坊那边出了岔子——昨天夜里，最后一批《政要》的雕版突然裂了三块，工匠们连夜重刻，到现在还没送来。
“来了来了！”后门传来学徒的喊声。
杜衡如蒙大赦，赶紧招呼伙计：“快！把书搬进来，准备开售！”
两刻钟后，“文渊阁”的大门终于打开。人群如潮水般涌进，差点把门槛踏破。
“我要三本！不，五本！”
“给我来两本，要精装的！”
“掌柜的，有没有批注版？”
杜衡一边收钱一边吆喝：“都有都有！普通版五百文，精装版八百文，批注版一两银子！别挤别挤，都有份！”
不到半个时辰，三百本《政要》销售一空。没买到的人捶胸顿足，买到的人如获至宝，当场就站在街边翻阅起来。
这本引起洛阳纸贵的《政要》，作者不是别人，正是已故丞相法正。这位仁宗景皇帝时期的重臣，在泰安帝登基之初便已病逝。如今他的孙子法邈整理祖父遗稿，编纂成书，经朝廷批准刊行天下。
此刻的太极殿内，泰安帝手里也拿着一本《政要》。他翻阅着泛黄的书页，眼中闪过复杂的神色。
“父皇，”太子袁睿侍立一旁，“这书一刊行就洛阳纸贵，儿臣听说连太学生都争相购买。”
泰安帝合上书，轻叹一声：“法孝直若在世，见此情景，不知作何感想。”
袁睿小心问道：“父皇似乎……对此书有所保留？”
“不是保留，是感慨。”泰安帝站起身，走到窗前，“法正这个人，才高八斗，智谋过人，但行事往往……不择手段。你祖父仁宗在世时，常说他‘智足以济事，险足以上人’。这本《政要》里记载的，都是他处理政务的权谋机变，确实是治国理政的宝贵经验。但若学者只学其术，不修其德，恐生祸患。”
这番话意味深长。袁睿想起自己读过的几章，里面确实有不少“非常手段”。比如法正记载的“迁豪强以实边”之策——将地方豪族强行迁往边疆，既削弱了他们在原籍的势力，又充实了边防。手段堪称酷烈，但效果确实显着。
“儿臣以为，”袁睿斟酌词句，“法正之法虽峻，却是乱世用重典。如今四海承平，当以仁政为主。”
泰安帝欣慰点头：“你能看到这一层，很好。不过……”他话锋一转，“治国不能只讲仁政，有时也需要霹雳手段。关键是何时用仁，何时用严，分寸如何把握。这本书的价值就在于此——它告诉你，当常规手段无效时，还有什么办法可用。”
正说着，内侍禀报：新任吏部侍郎徐庶求见。
徐庶进来时，手里也拿着一本《政要》。行礼后，他开门见山：“陛下，此书在朝中引起不小争议。有些老臣认为，书中所载多权术诡道，恐带坏风气。更有甚者，建议朝廷收回此书，禁止刊行。”
泰安帝并不意外：“你怎么看？”
徐庶略一思索：“臣以为，堵不如疏。法正之法虽不无偏激，但确实解决了不少实际难题。与其禁止，不如引导。可命太学博士为此书作注，指明哪些做法适用于特殊时期，哪些不宜效仿。让学者知其利，也明其弊。”
“好主意！”泰安帝抚掌，“此事就交给你办。召集几个通晓实务又品行端正的官员，为《政要》作注。记住，注文要公允，既不能全盘否定，也不能一味推崇。”
徐庶领命而去。泰安帝对太子笑道：“看见了吗？这就是经世致用之学的好处。徐庶这样的官员，既懂经典，又明实务，知道何时该变通。”
《政要》引发的争论，在接下来几日愈演愈烈。
这日朝会，几位老臣联名上书，痛陈《政要》之害。为首的是光禄大夫周群，这位七旬老臣颤巍巍出列，声音洪亮：
“陛下！法正此人，生性诡谲，擅权谋而轻道义。其所着《政要》，通篇皆是权术机变，教人如何揣摩上意、排挤同僚、掌控下属。若此书流播，恐使官场风气败坏，人人效法其术，不以忠信立身，专以权谋为能。长此以往，国将不国啊！”
这番话引得不少保守派大臣附和。朝堂上顿时议论纷纷。
泰安帝静静听着，待众人说完，才缓缓开口：“周大夫所言，确有道理。但朕问诸位——当年仁宗在位时，关中旱蝗并起，流民数十万。是谁献策‘以工代赈’，组织流民修渠筑路，既安顿了百姓，又兴修了水利？”
众人沉默。那是法正的得意之作。
“再问诸位，”泰安帝继续，“当年江南豪强兼并土地，抗税不交。是谁设计‘分户析产’，既抑制了兼并，又增加了税收？”
还是法正。
“还有整顿漕运、改革盐政、清查户口……这些难事、大事，法正都办成了。”泰安帝目光扫过群臣，“他用的方法，或许不够光明正大，但确实有效。诸位都是治国理政之人，当知有时为了大局，不得不行权宜之计。”
周群还想争辩，泰安帝抬手止住：“周大夫的担忧，朕明白。所以朕已命徐庶等人为《政要》作注，指明哪些做法只适用于特殊时期，哪些不宜效仿。读书人读了，自会分辨。”
这个折中之策，终于平息了争论。
十日后，加注版的《政要》刊行。注文果然公允，在肯定法正智慧的同时，也指出其方法的局限和风险。更妙的是，注者还在每章后附上了当今的案例——哪些问题可以用更温和的方式解决，哪些原则必须坚守。
这本书很快成为官员们的必读书。有意思的是，不同的人读出了不同的味道。
年轻的县令王凌读到“治乱世用重典”一章，看到法正处理豪强的雷霆手段，拍案叫绝：“就该这样！我县里那几个地头蛇，正该用此法整治！”
但当他看到后面的注文：“此法适用于立威之时，承平之世当以教化为主。今有《限田令》《养廉银》等制，可依法循序解决。”又陷入了沉思。他想起自己县里那几个豪强，虽然可恶，但并无大恶。或许可以先依法规劝，不行再施压？
而一位在户部任职的中年官员，读到法正清理积欠的“连环计”时，会心一笑。这法子他以前用过类似的，只是没这么系统。如今看到前人经验，豁然开朗。
最有趣的是，几位皇子也在读这本书。三皇子袁襄读到法正“固宠保位”的权术时，偷偷抄录下来，想着将来或许用得上。却被太子袁睿发现，当场烧了抄本。
“三弟，”袁睿正色道，“法正之术，学其智慧可也，若效其权谋，便是舍本逐末。为君为臣，当以正道立身。”
袁襄讪讪而退。这事传到泰安帝耳中，他召来太子，问：“你烧了襄儿的抄本？”
“是。”袁睿坦然，“儿臣以为，法正之术如利刃，君子用之可除奸佞，小人用之则伤忠良。三弟心性未定，不宜过早接触这些。”
泰安帝欣慰点头：“你做得对。这就是朕让你为《政要》作序的原因——告诉天下人，如何正确看待这本书。”
原来，在加注版刊行时，泰安帝特意让太子写了一篇序言。序中写道：“法孝直之智，堪比管仲、乐毅。然其术险，其行峻，学者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治国之道，终以仁为本，以法为用，以智为辅。若本末倒置，虽得一时之效，必遗长久之患。”
这篇序言，成为许多人读《政要》的指南。
深冬的一日，泰安帝在华林苑召见法正的孙子法邈。这是个三十出头的文士，气质温润，与祖父的锐利截然不同。
“你祖父这本书，”泰安帝指着案上的《政要》，“你可都读懂了？”
法邈恭敬回答：“回陛下，孙儿读了三遍。初读惊叹祖父之智，再读感慨祖父之险，三读方明白祖父之苦。”
“哦？何苦之有？”
“祖父生于乱世，长于忧患。所见所历，皆是尔虞我诈、弱肉强食。故其行事，必先谋自保，再图进取。孙儿常想，若祖父生于泰安之世，或许会是另一个模样。”
这番话让泰安帝动容。他沉默良久，缓缓道：“你说得对。时势造英雄，也造权谋家。你祖父那一代人，有他们的不得已。如今盛世，当有盛世之道。你整理遗稿，刊行天下，是做了一家好事——让后人知道，治国不易，需要智慧，也需要……底线。”
他拿出一卷自己批注过的《政要》，递给法邈：“这是朕的批注，你拿回去看看。有些话，朕不方便在公开注文中说，但应该让你知道。”
法邈双手接过，展开一看，眼眶渐渐湿润。在法正记载的“迁豪强”一案旁，泰安帝批注：“此法虽效，然伤民过甚。今有科举取士，可使寒门子弟入仕，渐削豪强之势。假以时日，不战而屈人之兵，方为上策。”
在“固宠”一章旁批注：“为臣者当以才德立身，而非权术固位。君明则臣直，君暗则臣谀。与其费心固宠，不如尽心办事。”
这些批注，既有对法正的理解，也有对他的超越。法邈深深一拜：“陛下圣明！孙儿代祖父谢陛下！”
泰安帝扶起他：“好好做官，莫负你祖父之名，也莫效你祖父之偏。记住，如今是太平盛世，要用太平之法。”
法邈含泪退下。走出华林苑时，冬日的阳光正好，照在宫墙的积雪上，晶莹剔透。他忽然想起祖父临终前的话：“邈儿，祖父一生，用尽心机，终不过是为国为民。但手段用多了，有时会忘记初衷。你将来若为官，切记——正道直行，才是最长久的。”
当时他不甚明白，如今读了《政要》，又看了皇帝的批注，终于懂了。
很多年后，当《泰安大典》编纂到“臣僚着述”部分时，编纂官们为如何评价《政要》争论不休。最后他们采用了太子序言中的话：“法正之《政要》，权谋之渊薮，亦智慧之结晶。学者当以史为鉴，取其智而去其诈，用其法而守其正。如此，方不负着者之心，亦不负盛世之明。”
而这一切，都始于那个深秋，始于洛阳书坊前排队的人群，始于那位坐在宫中、既理解前人又引领后人的皇帝。
一本书的刊行，折射出一个时代的包容与智慧。它告诉后人：真正的盛世，不是没有争议，而是能在争议中找到平衡；不是否定过去，而是在继承中实现超越。
《政要》的故事，就这样融入了泰安盛世的宏大叙事中，成为其中不可或缺的一笔——既是对一个时代的总结，也是对下一个时代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