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安二十九年的春天，洛阳东市最大的绸缎庄“瑞祥号”里，掌柜刘世荣正对着账册发愁。他面前摊开着三本厚厚的账簿，一本记着洛阳总店的收支，一本记着扬州分号的进货，还有一本记着长安分号的销货。三本账上的数字加起来，本该是笔可观的盈利，可刘世荣的眉头却越皱越紧。
“东家，”账房先生小心翼翼地说，“咱们在扬州进的蜀锦，光是押运铜钱的费用，就占了利润的一成。这还不算路上被劫的风险……”
刘世荣叹了口气。他这个月要从洛阳调五千贯铜钱到扬州，采购一批上好的丝绸。五千贯铜钱有多重？按一千文一贯算，足足有三万斤。需要雇二十辆大车，四十个镖师，走一个月水路，光运费就要三百贯。更要命的是，如今路上不太平，去年就有商队在黄河渡口遭了水匪，人财两空。
“就不能在扬州本地借钱？”刘世荣问。
账房苦笑：“能借，但利息高得吓人。扬州的钱庄知道咱们急需用钱，开口就是月息三分。五千贯借三个月，光利息就要四百五十贯，比运费还贵。”
主仆二人相对无言。这时，伙计引着一个人进来，是东市另一家大商号“丰裕行”的东家赵掌柜。这赵掌柜是个精瘦的中年人，一双眼睛透着商人的精明。
“刘兄愁眉不展，可是为钱银转运之事烦恼？”赵掌柜开门见山。
刘世荣也不隐瞒，将难处说了。赵掌柜听完，神秘一笑：“刘兄可知，如今扬州和洛阳之间，有一种新的法子，可以不用运铜钱？”
“什么法子？”刘世荣眼睛一亮。
赵掌柜从袖中取出一张纸。那纸是特制的桑皮纸，质地坚韧，上面用朱砂写着“凭票即兑铜钱五百贯”，下面盖着“扬州通宝钱庄”的印记，还有一串奇怪的符号。
“这叫‘飞钱’。”赵掌柜解释道，“你在洛阳将五百贯铜钱存入‘通宝钱庄’，钱庄给你这张凭证。你派人带着凭证到扬州，凭此票就能在扬州‘通宝钱庄’的分号取出五百贯。中间只收百分之一的汇费，比运费便宜，还安全。”
刘世荣接过那张“飞钱”，翻来覆去地看：“这……可靠吗？万一扬州那边不认账……”
“起初我也担心。”赵掌柜笑道，“但试了几次，都很稳妥。这‘通宝钱庄’的东家姓沈，是扬州数一数二的富商，在洛阳、长安、扬州、成都都有分号。他这‘飞钱’生意做了半年，没出过岔子。”
刘世荣心动了。百分之一的汇费，五千贯只要五十贯，比运费省了二百五十贯，更别说省去了风险和利息。他沉吟片刻：“这法子……朝廷允许吗？”
赵掌柜压低声音：“眼下还处在灰色地带。朝廷没说不许，但也没说允许。听说京兆尹已经注意到这事了，正在琢磨怎么管。”
刘世荣还是有些犹豫。这时，账房先生插话道：“东家，小人听说，不止‘通宝钱庄’，如今西市的胡商也在搞类似的东西。那些大食商人，用一张羊皮纸写的凭证，就能在长安、洛阳、扬州三地取钱，连汇费都不收，说是为了方便他们做买卖。”
“胡商也搞这个？”刘世荣更吃惊了。
赵掌柜点头：“正是。所以我说，这是大势所趋。咱们商贾走南闯北，最头疼的就是钱银转运。这‘飞钱’要是真能成，可是天大的好事。”
刘世荣终于下定决心：“好！我先试一千贯。若成了，往后大宗款项都用这个法子。”
三日后，刘世荣亲自带着一千贯铜钱，来到西市的“通宝钱庄”。钱庄门面不大，但装修讲究，柜台后面坐着几个账房，噼里啪啦打着算盘。
接待他的是一个三十来岁的掌柜，姓沈，正是钱庄的少东家。这位沈掌柜举止文雅，不像商人倒像读书人。
“刘掌柜放心，”沈掌柜查验过铜钱，开出一张“飞钱”凭证，“这张票您收好，背面有密押，旁人仿造不得。到了扬州，凭此票和密押，随时可以取钱。我们钱庄在扬州的分号就在运河码头旁，很好找。”
刘世荣接过凭证，见上面除了金额、印记，果然还有一行他看不懂的符号。沈掌柜解释：“这是密押，每张票都不同。您取钱时，需说出密押代表的数字，与票上符号对应，方能取钱。这是防伪之法。”
这设计让刘世荣多了几分信心。他安排最得力的伙计带着凭证南下扬州，自己则在洛阳忐忑等待。
半个月后，伙计从扬州飞鸽传书：“钱已如数取出，分毫不差。扬州分号掌柜说，往后大额款项，皆可用此法。”
刘世荣长舒一口气，心中的石头落地了。他立刻决定，剩下的四千贯全部用“飞钱”汇往扬州。
消息很快在洛阳商界传开。短短一个月，使用“飞钱”的商号从几家增加到几十家。不止“通宝钱庄”，其他钱庄、票号也纷纷效仿，甚至有些大商号联合起来，搞起了自己的“内部飞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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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自然引起了官府的注意。
这日朝会，京兆尹出列奏报：“陛下，近来洛阳、扬州等地，民间出现所谓‘飞钱’之事。商贾将钱存入甲地钱庄，持凭证可在乙地取钱。此事于商贸固然便利，然……”
他顿了顿，继续道：“然钱庄吸纳巨款，却无监管。万一钱庄倒闭，或掌柜卷款潜逃，储户血本无归，必生事端。更有人伪造‘飞钱’，诈骗钱财，已发生数起纠纷。臣请旨，是否禁止此等行为？”
朝堂上顿时议论纷纷。户部尚书陈泰皱眉道：“民间私相授受，扰乱金融，确实该禁。”
但新任户部侍郎徐庶却有不同看法：“陛下，臣以为‘飞钱’之利，显而易见。其一，省却钱银转运之费；其二，减少路途风险；其三，促进商贸流通。若因噎废食，一概禁止，恐不利于经济发展。”
“那徐侍郎的意思是放任不管？”陈泰反问。
“非也。”徐庶从容道，“当立规以治之。可规定经营‘飞钱’者，需向官府登记，缴纳保证金；规定‘飞钱’凭证需有防伪印记，并在官府备案；还可设立仲裁机构，处理相关纠纷。如此既保护商贾利益，又防范风险。”
泰安帝静静听着，待众人争论稍歇，才缓缓开口：“太子以为如何？”
袁睿早已思考过这个问题，出列道：“父皇，儿臣以为徐侍郎所言有理。‘飞钱’之兴，乃是商贸发达之必然。前朝便有‘便钱’之制，只是规模较小。如今我朝海内一统，商路畅通，出现此类金融创新，不足为奇。关键在于如何引导、规范，使之利国利民。”
泰安帝颔首：“朕近日也在思考此事。这‘飞钱’看似小事，实则关乎国计民生。这样吧，命户部、刑部、京兆尹组成联合查访团，详查‘飞钱’现状，三月内拿出管理章程。”
旨意一下，各部立刻行动。徐庶被任命为查访团副使，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拜访“通宝钱庄”的沈掌柜。
沈掌柜见朝廷官员来访，起初有些紧张。但徐庶态度温和，只说是来了解情况，并非问罪，他才渐渐放松。
“沈掌柜，”徐庶看着钱庄里络绎不绝的客商，“你这‘飞钱’生意，是如何想出来的？”
沈掌柜苦笑：“不敢瞒大人，实在是被逼出来的。小人家族做南北货生意，每年从扬州运铜钱到洛阳，再从洛阳运到长安，光运费就吃掉大半利润。去年有一次在黄河遭劫，损失惨重。家父一咬牙说：‘咱们自己开钱庄，自己汇兑！’这才有了‘飞钱’。”
“那你们如何保证异地取钱的可靠性？”
“我们在各地都有分号，每日通过驿传对账。比如洛阳今日存进一千贯，当晚就会飞鸽传书到扬州、长安、成都各分号，记在账上。取钱时，核对凭证、密押、账目，确认无误才支付。”沈掌柜详细解释。
徐庶边听边记，又问：“若有人伪造凭证呢？”
“所以我们设计了密押。”沈掌柜取出一张“飞钱”，“您看，这上面的符号，外人看不懂，其实代表数字。每张票的密押都不同，且定期更换。此外，凭证用特制桑皮纸，加了暗纹，难以仿造。”
徐庶仔细察看，果然发现纸张在光线下有隐约的花纹。他心中暗赞：民间智慧，不可小觑。
“沈掌柜，”徐庶正色道，“朝廷打算对‘飞钱’立规矩，你可愿参与？”
沈掌柜先是一愣，随即大喜：“愿意！太愿意了！不瞒大人，我们也希望有规矩可循。如今做这生意，整日提心吊胆，生怕哪天朝廷一纸禁令，前功尽弃。”
这次交谈让徐庶收获颇丰。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他走访了十几家钱庄、票号，与数十位商贾交谈，积累了厚厚一摞笔记。
泰安二十九年六月，《飞钱管理暂行条例》颁布。条例规定：经营异地汇兑业务，需向户部申请“汇兑牌照”，缴纳保证金；凭证需有统一防伪标识，并在当地官府备案；每笔交易需登记在册，以备查验；设立“市易司”仲裁纠纷。
条例一出，商界反应不一。有的钱庄嫌规矩太多，打算收手；但像“通宝钱庄”这样的大户，则立即申请牌照，成为第一批合法经营者。
刘世荣得知消息，专门宴请赵掌柜和沈掌柜。
“来，我敬二位！”刘世荣举杯，“若不是你们，我还在为运钱发愁呢。如今朝廷立了规矩，咱们用‘飞钱’更放心了。”
沈掌柜感慨：“说实话，当初搞‘飞钱’，真是摸着石头过河。没想到朝廷不但没禁止，还给立了规矩。徐侍郎说了，这叫‘因势利导’。有这样的朝廷，咱们商人有福啊！”
赵掌柜笑道：“你们听说没有？如今连朝廷的赋税，有些地方也开始用‘飞钱’了。比如江南的税款，直接汇到洛阳户部，省了多少事！”
三人推杯换盏，谈兴愈浓。窗外，洛阳城的夜市灯火通明，街市上人流如织。这个庞大的帝国，在商贸的推动下，正悄然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而在宫中，泰安帝正与太子对弈。棋盘上，黑白交错，局势复杂。
“睿儿，你看这‘飞钱’，像不像这棋盘上的妙手？”泰安帝落下一子，“看似不起眼，却能盘活全局。”
袁睿盯着棋盘，若有所思：“父皇的意思是，‘飞钱’虽小，却能促进商贸，繁荣经济？”
“不止。”泰安帝摇头，“它还能让钱银流动起来。钱只有流动起来，才能创造价值。以前铜钱藏在窖里，是死钱；如今通过‘飞钱’流通，是活钱。活钱多了，市面就繁荣了。”
他顿了顿，继续道：“更重要的是，这‘飞钱’给了朕一个启发——民间自有智慧。朝廷要做的，不是代替百姓思考，而是为他们创造条件，规范秩序。这才是治国之道。”
袁睿深以为然。他想起自己读过的史书，前朝为何衰亡？原因之一就是管得太多、太死，扼杀了民间的活力。而父皇治下的盛世，恰恰相反——鼓励创新，规范引导。
秋八月，洛阳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商贾大会”。来自全国各地的商贾齐聚一堂，交流经验，洽谈生意。会上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关于“飞钱”的讨论。
徐庶作为朝廷代表出席，他宣布了一个新举措：朝廷将在各主要商埠设立“官办钱庄”，为小商小贩提供小额汇兑服务，同时监督民间钱庄运作。
“诸位，”徐庶朗声道，“朝廷鼓励商贸，支持创新。只要合法经营，利国利民，朝廷必为后盾！”
台下掌声雷动。许多商人第一次感受到，原来经商不只是赚钱，还能得到朝廷的认可和支持。
刘世荣在人群中，看着这一幕，心中感慨万千。他想起二十年前刚接手家业时，商人地位低下，处处受气。而如今，商人可以堂堂正正做生意，甚至参与国家经济政策的讨论。
这就是盛世啊。他想。
夕阳西下，商贾大会散场。刘世荣走出会场，看到街边一个小摊贩正在收摊。那摊主从怀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对旁边的人说：“明日我要去郑州进货，这是‘通宝钱庄’的‘飞钱’，十贯钱，到那边就能取。”
连小摊贩都用上“飞钱”了。刘世荣笑了，那笑容里有欣慰，有自豪。
很多年后，当史官编纂《泰安大典》的“货殖志”时，会这样记载：“泰安二十九年，民间始兴‘飞钱’，商贾称便。帝因势利导，立规以治，金融之制，由此萌芽。”
而这一切，都始于那个春天，始于刘世荣对着账册发愁的那个下午，始于那些在商贸实践中摸索出智慧的普通人。
一个盛世的活力，不只体现在疆域的辽阔、武备的精良、文化的繁荣，更体现在这些点点滴滴的创新中。正是这些看似微小的变化，如涓涓细流，最终汇成了时代的洪流。
“飞钱”的故事，只是这个宏大叙事中的一小章。但它告诉后人：真正的进步，往往始于民间的智慧，成于朝廷的开明。而泰安盛世，正是这样一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