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琳娜的“合作”，为她换取了一定程度的行动自由——虽然仍在严密监控之下，但至少从那个狭小的单间，搬到了研究中枢区域一间配有基础设备的“顾问室”。
这足够了。
沃罗宁急于获取诺克顿的核心数据模型，来修正他屡屡碰壁的“净土”制剂。作为“诚意”，他开放了部分实验数据记录库的访问权限给艾琳娜。每天，成堆的加密数据板被送来，里面是“净土计划”自启动以来，数以百计的人体实验记录、各类制剂配方迭代、对零星捕获的（多为组织碎片或尸体）的分析报告，以及庞大的失败案例库。
艾琳娜强迫自己沉入这些冰冷的数据海洋。每一行代码，每一个实验参数，背后都可能是一条甚至多条被消耗的生命。她看得越多，心越冷，但思路也越清晰。
他们的研究，粗暴、激进，带着一种工程兵爆破般的蛮力。他们确实捕捉到了一些关键现象：智慧型变异体能释放特定的信息素复合物，影响普通感染者的行为模式；这些信息素与变异体的神经电活动高度相关，尤其是一种独特的、低频脉冲式的脑波信号；普通感染者的嗅觉与某种退化的颞叶感知区域，对这些信号有类似“条件反射”般的响应。
然而，他们的方法问题极大。
第一，样本来源稀缺且劣质。他们获取的样本，要么是死亡后迅速降解的组织，要么是战斗中摧毁的残骸，信息素活性早已丧失大半，提取物不纯，效价极低。
第二，研究方法极端功利，他们跳过所有基础药理和毒理研究，直接进行人体测试，企图用活人的“试错”来反向推导有效成分和剂量。这导致失败率惊人，且无法区分是制剂无效，还是宿主排斥反应致死。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方向性错误——他们试图“模仿”和“欺骗”。沃罗宁的团队，花费了巨大精力去合成那些不完整的信息素，并试图用药物模拟神经信号，让人体变成一个持续发射“假信号”的 bean（信标）。但这就像用录音机去模拟一只猛兽的吼叫，或许能暂时吓住一些小动物，但一旦遇到真正的猛兽，或者“录音机”出现一点故障（如宿主的恐惧导致激素分泌紊乱），欺骗就会立刻被识破。
诺克顿的“普罗米修斯计划”走的则是另一条路，他们并不满足于“欺骗”。通过对早期捕获的少数活体智慧型变异体进行深度神经介入（安装控制芯片）和基因编辑，他们试图从根本上“重写”其控制中枢，植入服从指令，目标是制造出听命于人类的“傀儡引导者”，从而间接操控尸潮，这条路更加危险，更容易引发不可预知的变异，但理论上是可行的。
艾琳娜的任务，不是帮助他们成功。恰恰相反，她需要在不引起怀疑的前提下，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隐秘地将他们的研究引入更深的歧途，拖延时间，并为潜在的破坏创造机会。
首先，她要求调阅所有关于“引导者”信息素化学结构的失败分析报告，特别是那些因“成分不稳定导致实验波动”的记录。她花了几天时间，在终端上构建复杂的分子模型，进行虚拟的稳定性模拟。
然后，在一次由沃罗宁亲自主持的阶段性研讨会上，她“谨慎”地提出了自己的“初步观察”。
“……从诺克顿的有限数据模型推断，智慧型变异体的信息素并非单一化合物，而是一个动态平衡的‘信号鸡尾酒’。”艾琳娜指着投影屏幕上她构建的、看起来极其复杂的分子相互作用图，“其效力和特异性，不仅取决于各成分的比例，更依赖于一种我们尚未完全理解的、由活体神经活动实时调节的‘载体蛋白折叠状态’。贵方目前的合成方法，侧重于静态比例的混合，忽略了这种动态折叠和协同释放机制。这可能是beta系列制剂稳定性差、易受宿主状态干扰的根本原因。”
她的话充满了专业术语和听起来合理的推测，成功吸引了所有研究员的注意力。沃罗宁更是眼睛发亮：“动态折叠？载体蛋白？博士，你有相关的蛋白序列或调控基因数据吗？”
“诺克顿的数据损毁严重，但我记得一些关键蛋白的保守结构域特征。”艾琳娜斟酌着词句，“我可以尝试推导可能的氨基酸序列，但这需要时间，也需要贵方提供更高质量的原始智慧型变异体样本，最好是……近期捕获的、保持部分活性的组织样本，用于验证我的推导。” 她抛出了一个诱饵，也设置了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障碍——获取高活性引导者样本。
“活性样本……”沃罗宁沉吟，手指敲击着桌面，“西线侦查部队最近报告，有高价值目标在向卡累利阿方向移动，特征疑似。或许……有机会。在这之前，博士，请继续你的推导，我们需要尽快得到你提到的‘载体蛋白’模型。”
艾琳娜知道，自己成功地将他们的注意力引向了一个更复杂、更依赖稀缺样本的方向。同时，她开始在审阅制剂配方时，“无意”地指出几个她认为“可能影响动态折叠”的辅料成分，建议“或许可以尝试增加其浓度或更换为结构更稳定的类似物”。这些改动，基于她的“推导”，听起来合情合理，但实际上，她选择的替代成分，要么更难合成，要么已知有更强的神经毒性副作用，只会让下一批实验体的结局更惨，却离“成功”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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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就像在给一辆已经偏离路线的列车，看似认真地调整着方向盘，实则将它更稳地导向悬崖。每一次建议，都伴随着大量的计算、复杂的图表和引经据典（引用的是她伪造或断章取义的诺克顿“碎片数据”），让沃罗宁和他的团队既兴奋于找到了“新方向”，又深感自身知识的“不足”，从而更加依赖她。
艾琳娜在冰冷的数字与谎言中周旋，心中却无时无刻不牵挂着自己的同伴。她不知道男人们是否在策划什么，更不知道女人和孩子们在那座灰色的“家庭安置中心”里，正经历着什么。她只能祈祷，祈祷他们能看到自己留下的微小线索（如果柳德米拉真的如她所感，心存一丝善念），祈祷他们能坚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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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在普斯科夫隔离区东侧的男性劳工营，“第四区”的日子同样艰难，但另一种观察也在悄然展开。
高强度、低营养的劳动摧残着身体，看守的呵斥和随时可能落下的枪托压抑着精神。但在这令人窒息的压抑之下，细微的裂痕和暗流，如同冻土下顽强钻出的草芽，被这些历经生死、观察力敏锐的幸存者们捕捉到了。
最初的发现，源于看守们自己。
劳工营的守卫并非铁板一块。他们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沃罗宁带来的、隶属“特别生物现象研究总局”的直属卫队。这些人装备最好，表情最冷，纪律最严，几乎不与劳工或本地守卫交流，只服从沃罗宁及其核心助手的命令。他们被称为“白手套”，是这里绝对的顶层，人数不多，大约只有十几人。
占绝大多数的，是普斯科夫隔离区原有的守备部队，由列昂尼德少校指挥。这些人又明显分成了几个层次。少数军官和士官（可能包括列昂尼德本人）似乎对“委员会”和沃罗宁的权威深信不疑，执行命令一丝不苟，态度严厉。他们构成了维护现有秩序的中坚，大约占守卫总数的五分之一。
而剩下的、占多数的普通士兵，情况则复杂得多。他们面色疲惫，眼神中时常流露出麻木、厌倦，甚至是一闪而过的怨恨。霍云峰在搬运重物时，曾“不慎”将一块废铁砸到了一名年轻守卫的脚边（当然是计算好的），那名守卫第一反应不是用枪托打他，而是吓了一跳，然后骂骂咧咧地踢开铁块，催促他快点，眼神里更多的是烦躁，而非那种“白手套”式的冰冷审视。
吃饭时间，看守们轮流换岗进食。霍云峰注意到，那些“白手套”和本地军官们有独立的、相对较好的伙食，而普通士兵的配给虽然比劳工好，但也只是有限的粗糙黑面包、稀薄的汤和一点点腌菜。
有一次，一个看起来资历较老的士兵领汤时，因为份量明显不足，低声嘟囔了一句：“妈的，他们吃罐头，我们连汤里的土豆都看不见。”虽然立刻被旁边的士官瞪了一眼，但那种不满是真实的。
陈建国等人因为被困更久，接触到的信息更多，他们打听到一些零碎消息：这些本地士兵，很多人的家人也在隔离区的“安置中心”或更外围的集体农庄里，同样过着配给制的生活，同样面临着严苛的管制和随时可能因“违规”而被送入“矫正营”或“特别项目”的风险。
“他们自己也不好过，”王磊在一次极其隐蔽的交流中说，“我偷听到两个喝多了的看守聊天，说上个月的‘劳动贡献积分’又没达标，他们家的小孩‘二级教育配额’被削减了，只能去学最基础的劳动技能，想学点技术都没门路。他们骂骂咧咧，说‘上面’的人根本不管下面死活。”
马库斯从军事角度分析：“这是一个典型的金字塔式压迫结构。最顶端的‘白手套’和少数狂热军官是支柱，他们享受着特权，并竭力维护这套体系。中间大部分人是被压迫但也被体制捆绑的‘灰色地带’，他们可能不满，但恐惧失去现有的那点保障，或者家人受到牵连，因此选择服从和麻木。最底层的我们，是纯粹的消耗品。”
卡齐米日补充道：“而且，这种不满是有指向的。他们不敢直接怨恨‘委员会’或莫斯科，但他们对那些‘白手套’和本地那些只顾自己、拼命讨好上面的军官，明显有怨气。这是一种可以被利用的裂隙。”
霍云峰他回忆起沃罗宁审讯时说的话，回忆起陈建国他们描述的“净化”惨剧。这个“复兴委员会”赖以维持的，不仅是暴力，更是一种将所有人卷入其中、用恐惧和有限利益进行捆绑的精密系统。但系统越精密，内部摩擦产生的热量就越多。
“我们需要找到那个摩擦最厉害的点，”霍云峰低声道，“找到那些既不满，又有一定能力或渠道的‘灰色地带’的人。不一定是要他们帮我们造反，哪怕只是提供一点信息，或者在某一个环节，因为怠惰、疏忽、甚至一点点故意的放任……”
机会，在一个阴冷的傍晚初现端倪。
那天收工比平时稍早，因为据说“上面”有视察，劳工们被赶回臭气熏天的板房，看守们也显得比平时更加紧绷和疲惫。
霍云峰所在的板房靠近营区边缘的围墙，不远处就是一个小的物资转运点和一个供守卫使用的简陋厕所。得到看守允许，去厕所旁的水槽用冷水擦洗一下。
就在他低头撩水时，听到围墙另一侧，隐约传来两个人的对话，语气激动。
“……伊万诺夫那个混蛋，又把我们小队这个月的‘额外配给券’扣下了，说是我们上周值守时‘精神不够集中’！去他妈的不够集中！连续站岗十二小时，吃那种猪食，谁能集中？”
“小声点，瓦西里！被听见了……”
“听见怎么了？老子受够了！他拿我们的配给券去巴结那个‘白手套’的少尉，以为我不知道？我表兄在仓库，亲眼看见的！我们在这里挨冻受累，他们呢？实验室里那些‘材料’用的葡萄糖都比我们的面包有营养！”
“唉……能怎么办？家里老婆孩子还在‘二级住宅区’，闹起来，他们第一个遭殃。忍忍吧，说不定下次……”
“下次？下次就是我们的‘积分’不够，孩子被送去‘义务劳动预备队’！那跟送死有什么区别？我听说北边矿场的‘预备队’，半年死一半！”
声音逐渐低下去，变成了充满无力感的咒骂和叹息。
霍云峰快速擦干身体，低头走回板房。心中却波澜起伏。瓦西里，这应该是个名字。一个对直接上司（伊万诺夫士官？）克扣配给、巴结上级极度不满的士兵。有家人软肋，但愤怒已经接近临界点。
这不是个例。陈建国后来也证实，他们劳工队里也有类似情况，几个底层看守私下抱怨过“晋升无望”、“待遇不公”，对经常来巡视的“白手套”尤其反感，称他们为“吸血鬼”。
“白手套”和狂热军官是少数，是灯塔。但托起这座灯塔的基座——那些麻木、不满却又被捆绑的普通士兵和底层管理人员——才是大多数。他们的不满是系统内部的锈蚀，不需要他们主动反抗，只需要在某个关键时刻，这锈蚀让某个齿轮卡顿一下，或者让某扇门没有关严，就够了。
这是一个危险的游戏，比艾琳娜在数据中舞蹈更加直面刀锋。但他们没有选择。艾琳娜在研究中心用知识拖延时间，他们必须在劳工营，用对人性的洞察和对体制裂痕的撬动，为自己创造机会。
而在“家庭安置中心”，柳德米拉将一份偷偷抄录的、即将进行的“重点区域消毒时间表”（意味着守卫轮换会出现短暂空档），塞进了107室门缝。同时她用指甲，在陆雪递还的空餐盘边缘，划下了一个极浅的、代表“等待”的旧俄文缩写。
希望搂着陆雪的脖子，小声问：“妈妈，那个阿姨……是好人吗？”
陆雪琪不知道怎么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