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巴黎。
塞纳河畔的巴黎圣母院，那巍峨的双塔依然耸立在阴霾的天空下，像是一位垂死的老人，孤独地守望着这座正在死去的城市。
钟声“当——当——”地敲响，沉闷而凄凉，回荡在空旷而泥泞的街道上。
若是往年，这钟声会召唤来成千上万的信徒。他们会挤满教堂的长椅，在弥撒声中寻求心灵的慰藉。但今天，教堂那扇雕刻着精美浮雕的大门敞开着，里面却空空荡荡，只有几只野鸽子在长椅上咕咕叫，啄食着地砖缝里的草籽。
圣坛前，年迈的主教弗朗索瓦正跪在巨大的十字架下。他的红袍已经磨损发白，膝盖下的软垫也破了洞。
“主啊为什么您不回应我们？”
主教的声音颤抖而微弱，带着一丝哭腔，“瘟疫还在蔓延，饥荒还在继续您的子民正在受苦，正在死去请降下神迹吧哪怕是一块面包，一场甘霖”
然而，回应他的只有穿堂风的呼啸声，和头顶彩色玻璃窗破裂处漏下来的雨水滴答声。
那尊受难耶稣像依然低垂着头，沉默不语。
上帝沉默了。白马书院 已发布嶵薪彰结
或者说，上帝的代言人们——那些曾经掌握着知识、医疗、天文和解释权的教士们，大多已经因为饥饿而还俗，或者坐着黑旗军的船，去了那个遥远的东方。
“主教大人”
一个小教士跌跌撞撞地跑进来，打破了教堂的死寂。他的鞋跑丢了一只，满脚泥泞。
“不好了！东区的圣彼得教区也空了！原本要去那里做弥撒祈雨的信徒，全都全都跑到那个‘大明办事处’去了！”
“他们去干什么？！”弗朗索瓦主教愤怒地站起来，因为贫血而晃了两下，“去出卖灵魂吗？去拜金牛犊吗？”
“不他们说，那边在‘发药’。还有那边在教一种能变出粮食的‘神术’。”
巴黎东区，大明株式会社驻法办事处。
这里曾经是一座修道院，如今被改造成了“综合服务中心”。
与教堂的死寂不同，这里的广场上人山人海，热火朝天。虽然大家都面黄肌瘦，但眼中却闪烁着一种名为“希望”的光芒。
一队身穿黑色制服、手持橡木警棍的条顿骑士团雇佣兵在维持秩序。他们高大的身影让暴民不敢造次。
在广场中央，搭起了一排巨大的白色帆布帐篷。
第一顶帐篷门口挂着一块木牌：【医疗与救济站】。
“下一个！”
坐在桌子后面的，不是穿着长袍、只会放血和念经的庸医，而是一名从星洲医学院速成班毕业的、身穿白大褂的年轻医生。
一个抱着孩子的妇女哭着跪在桌前，头发散乱：“医生！求求你！我的孩子发烧三天了！神父给他喝了圣水，还给他放了血，可是越来越烫，现在都在抽搐了”
“圣水？放血？”
医生冷笑一声，那是对旧时代愚昧的极度蔑视，“那是杀人。圣水里全是细菌，放血让他更虚弱。”
他熟练地从药箱里拿出一小包白色的粉末（奎宁或磺胺类药物的早期替代品），用纸包好。
“这叫‘退烧粉’。一天三次，必须用煮沸过的温水送服。另外，去隔壁领两块肥皂，把孩子洗干净。别再让他喝生水了！”
“这这就是神药吗？”妇女颤抖着接过药包，像捧着圣物。
“这不是神药，这是科学。”医生指了指墙上挂着的张伟画像，“这是张校长赐予的知识。去吧。”
妇女千恩万谢地走了。她不再去教堂祈祷了。因为她知道，教堂里的圣水救不了命，但这包苦涩的药粉能。在生存面前，疗效就是真理。
而在旁边的另一个更大的帐篷里，正在进行一场更加“致命”的教学。
那里是【算术扫盲班】。
几百名衣衫褴褛的巴黎市民、工匠、甚至是落魄的小贵族，正挤在一起，死死盯着前方的一块大黑板。
黑板上没有写《圣经》的经文，也没有写拉丁文的祷词，而是写着奇怪的阿拉伯数字和乘法口诀表。
“一一得一，一二得二，二二得四”
讲台上的老师，是一个精明强干的中国账房先生，手里拿着一根教鞭。
“听着！你们这些笨蛋！”
账房先生用力敲着黑板，粉笔灰飞扬。
“想在黑市上不被骗吗？想去南洋工厂里拿高工资吗？想算出你们那点可怜的口粮能吃几天吗？”
“那就把上帝忘掉！把算盘捡起来！”
“祷告不能让面粉变多，但算术可以！”
“上帝不会教你们怎么记账，不会告诉你们利息怎么算，但张校长会！”
“跟我念！三下五除二！”
“三下五除二”
台下的学生们眼神狂热。他们笨拙地拨弄着手里那个小小的木制算盘，嘴里念念有词。
那种对数字的渴望，甚至超过了对天堂的向往。因为数字不会骗人，数字能换来大米。
教堂的钟声再次响起，凄凉而孤独。但没人理会。
算盘的“噼里啪啦”声，成了这个城市新的主旋律。那清脆的撞击声，像是一首送葬曲，送走了那个依靠迷信和恐惧统治的旧时代。
弗朗索瓦主教站在教堂门口，看着远处那个热火朝天的办事处，看着那些背弃了上帝、投向“面包与算术”怀抱的信徒。
他突然感到一阵彻骨的寒冷，比这冬日的风还要刺骨。
神学的大厦，并没有被大炮轰塌。它是被一包退烧药、一把算盘、一块肥皂，在无声无息中瓦解的。
人们发现，当灾难真正来临时，东方的数学比祈祷管用，东方的药片比圣水管用。
实用主义，像一把尖刀，刺穿了宗教神学的虚幻面纱。
“黄昏了”
主教喃喃自语，看着夕阳下那面飘扬的黑色“商”字旗。
“众神的黄昏，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