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色渐浓，北风又刮了起来，拍打着窗棂。山娃坐在沙发上，看着荣荣忙碌的身影，心里默默盘算着：曹厂长还有几天才回来，这几天，他得一边熬药吃着，一边扛着厂里的担子。右腹的隐痛还在，资金的难题还在，工人拖欠的工资还悬着，可日子总得过下去。
11月13日的风，裹着北方初冬的凉意，刮过县城那条坑洼的柏油路，卷起几片枯焦的杨树叶，打着旋儿贴在墙根。天刚蒙蒙亮透，东边的天际晕着一层淡橘色的光，山娃家的小瓦房里，已经飘出了玉米粥的香气。
早饭是媳妇熬得玉米粥，熥了几个馒头。山娃先就着一碟咸菜丝，吃得慢，额角沁着一层细汗。不是热的，是那股子胆结石带来的隐痛又在作祟，像有把钝刀子在右肋下慢慢磨。
饭后过了半小时，他端过饭桌上那只粗瓷碗，里面盛着深褐色的汤药，药味儿冲得人鼻腔发紧。他皱着眉，仰头“咕咚咕咚”的灌下去，苦意从喉咙一直漫到胃里，跟着又吞下六片消石散三号中药片，鸡内金两片药，也用温水冲服下去，最后摸出个装蜡丸的鸡骨草丸药盒，捏起三粒黑褐色的小丸药，就着温水咽了。
小药丸，在喉咙里滚了一下，滞涩得很。山娃揉了揉右肋，那地方沉得发闷，像揣着一袋子泥沙。他站起身，拎起墙角的公文包，里面装着塑料厂的财务报表，又检查了一遍兜里的钢笔和计算器，这才推出那辆半旧的“永久”牌自行车。车链子“吱呀”响着，他蹬了两下，身影便融进了清晨的薄雾里。
风刮在脸上，带着点干冷的疼。县城的街道还没完全醒透，早点摊的蒸笼冒着白气，几个裹着棉袄的老人缩着脖子，在路边慢悠悠地踱着脚步。
山娃弓着背骑车，避开路上的坑洼，心里盘算着服装厂到底何去何从？塑料厂的资金如何解决？拖欠了两个多月工人的工资，该怎么办？一连串的难题，迫使他的右肋下的隐痛，时不时又钻了出来，他咬咬牙，蹬车的力道又重了几分。
塑料厂的铁门虚掩着，看门的老张头，在门卫室里打盹，听见车响，惊醒后，探出头来喊了声：
“赵厂长早！”
山娃点点头，推车进了院子。车间的铁门已经开了，里面传来机器启动的嗡嗡声，一股塑料加热后的刺鼻味儿，飘了出来。他放好了自行车，转身径直往二楼的自己办公室走去，那是财务科办公室的里套间；外间是会计们的财务室。主管会计王颂伟和出纳员杨卉菊还没来。
山娃走进里屋办公室，搓了搓手，把公文包往桌上一放，掏出一沓厚厚的报表摊开。泛黄的纸上，密密麻麻的数字看得人眼晕。他拿起计算器，核对着报表上的数据。
就在这时，办公室的木门就被人“哐当”一声撞开了。风裹着一股冷气闯进来，跟着进来的人是付欲。
付欲比山娃小五六岁，中等身材，肩膀宽实，红黑的脸庞被风吹得发亮，浓眉下的一双大眼睛，此刻正亮得灼人，透着一股子急火火的劲儿。他是佛爷来村的人，身上还带着庄稼人的土气，裤脚沾着点塑料厂车间的灰尘，进门也没顾得上拍，就大步跨到山娃办公桌前。
山娃抬眼，看见付欲这副模样，心里就约莫着有事。他放下报表，指尖还残留着计算器冰凉的触感，嘴上先笑了笑，看着他问：
“咋了这是？慌里慌张的，车间里出啥岔子了？”
“不是车间的事！”付欲的嗓门洪亮，带着点山里人的憨直，他往前凑了凑，压低了声音，语气里满是急切，央求说：
“大哥！你得帮我个忙！”
山娃看着他，目光温和。他想起付欲的父亲，那个在水建队当过指导员的老付头。十多年前，修东方红灌渠的时候，他还是个刚高中毕业，回乡一年多的毛头小子，随着县里统一组织水建队，兴修半壁山公社的一条“东方红灌渠”，出了民工，天天泡在泥水里挖渠，累得腰都直不起来。是老付头看他识几个字，心细，把他调到连队当通讯报道员，不用下工地遭那份罪。
就因为这份情，后来山娃承包了塑料厂，成了副厂长，老付头托人捎话说：想让山娃给他刚毕业的儿子找个活干。他听了，二话没说，就把付欲安排进了塑料厂，当了一名计划外的临时工。
这份情，山娃记了一辈子，想到这里，他蹙着双眸急问：
“你说？啥忙？”山娃身子往椅背上靠了靠，手指轻轻敲着桌面，右肋的隐痛又在隐隐作祟，他不动声色地换了个坐姿。
付欲的眼睛更亮了，往前探着身子，语速快得像蹦豆子似的说：
“大哥！我听说制药厂有计划内临时工的指标！你去制药厂给我办一个，然后再通过工业局办调转手续，这样我在塑料厂，就能转成计划内的了！将来再熬几年，就能转成农业合同制工，往后这工作，就稳定有保障了！”
他一口气说完，胸脯微微起伏着，眼神里满是期盼，还有点紧张，攥着衣角的手都在微微用力。在那个年代，“计划内”三个字，就意味着铁饭碗，意味着不用再担心哪天被辞退，不用再顶着“临时工”的名头看人脸色。
山娃心里咯噔一下，手里的笔顿了顿，脑子里飞快地转着。制药厂的厂长任建新，是他前几年跑业务时认识的，两人喝过几次酒，还算投缘。工业局那边，也有几个熟脸。这事儿，倒不是完全没门路。
他看着付欲那张红黑的脸，看着那双满是期盼的眼睛，想起老付头当年拍着他肩膀说的那句：“山娃！好好干！以后你错不了。”
心里那点犹豫，瞬间就散了。这是个机会，不仅是给付欲的，也是给自己的——老付头的情，总算能还上一点。山娃放下笔，脸上露出一抹笑，语气笃定道：
“老弟呀！这确实是条路子。行！我这就去制药厂和工业局，给你跑跑手续。不过丑话说在前头，成了别高兴，不成也别怪我，毕竟这事儿不是我说了算的事。”
付欲的眼睛瞬间就湿了，他梗着脖子，使劲点头，声音都有点发颤，激动地说：
“当然！当然！大哥！成与不成，我都感激你！你就多费心了！”
他说着，连坐都没坐，转身就往门外冲，走到门口又停住，回头冲着山娃咧嘴笑了笑，露出两排白牙，这才脚步轻快地跑回了车间，脚步声在走廊里“咚咚”的响着，透着一股子欢快和雀跃。
山娃看着敞开的门，风又灌了进来，吹得报表纸哗哗响。他笑了笑，抓起桌上的公文包，拿起那份刚开了个头的财务报表，塞进了办公桌抽屉里。其他的事，可以缓一缓，付欲这事儿，得趁热打铁。
他蹬上自行车，往制药厂的方向去。制药厂离塑料厂不远，也就一公里的路程，风顺着耳朵刮过去，带着点药草的清香。没多大一会儿，就到了制药厂的大门口。
任建新正在办公室里看文件，见山娃进来，愣了一下，随即哈哈大笑着站起来，惊讶地问：
“哈哈哈！山娃？稀客啊！今天怎么有空过来了？”
山娃也不绕弯子，把付欲的事儿原原本本说了一遍。任建新听完，一拍大腿表态说：
“嗨！多大点事儿！人事科就在隔壁，我写个条子，你找刘科长去办！”
手续办得出奇的顺利，人事科的大姐刘科长，看了任建新的条子，连眼皮都没多抬，刷刷几笔就填好了表格，盖了红戳。
山娃捏着那张薄薄的纸，心里松了口气。他没歇着，又骑着车往工业局赶。工业局的办事员是个老熟人，见了面寒暄两句，看了手续，也没为难，当天就把调转手续办好了。
前后不过半天的功夫。太阳升到头顶的时候，山娃骑着自行车，回到了塑料厂，刚进院子，就看见付欲在车间门口踮着脚张望，手里攥着个扳手，看见山娃，扔了扳手就跑过来，脸涨得通红，一脸着急的问：
“大哥！办的咋样啊？成了吗？”
山娃把手里的手续递给他，呵呵的笑着点头说：
“呵呵！成了成了！算你小子走了狗屎运，没费啥劲，三下五除二就给你跑成了，我都觉得有点意外。”
付欲接过那张《计划内临时工调转证明》，手抖得厉害，眼睛死死盯着上面的字，看了一遍又一遍，眼泪啪嗒啪嗒掉在纸上，晕开了墨迹。他抹了把脸，哽咽着说：
“大哥！我……我真不知道咋感谢你……”
“谢啥？”山娃拍了拍他的肩膀，笑容爽朗，“好好干活，别给你爸丢脸就行。”
付欲使劲点头，转身往车间跑，跑了两步又回头，冲山娃鞠了个躬。山娃看着他的背影，心里暖融融的，右肋下的隐痛，好像都轻了几分。
午饭过后，下午的日头斜斜地挂着，风小了点，却更冷了。山娃处理完厂里的杂事，心里忽然想起一个人——体改办的何艰桦主任。
何主任是他的老领导，当年他从兴隆县统计局出来，还是何主任给的机会，让他进了县政府体改办，担任秘书兼统计工作。前阵子听说何主任身体不舒服，他一直想去看看，结果自己也被胆结石折腾得够呛，一拖就拖到了现在。如今他出院了，自己也刚从国防大学胆结石治疗中心回来，总该去看看老领导。
他锁上办公室的门，蹬着自行车，路过街边的商店，买了几斤水果，就往县政府大院骑行。县政府的深宅大院，在斜阳下，透着几分威严和神秘的色彩，门口的警卫人员，笔挺地站着。
山娃登记过后，推着自行车，走进了既熟悉又陌生的大院，把车子锁在了车棚里，拎着水果手提袋，脚踩着落叶，往西厢房体改办的办公室走去，脚下沙沙响。何主任的办公室在隔壁，他走到门口，抬手轻轻敲了敲门。
“笃笃笃！”
“请进！”屋里传出一声悦耳的应答，清亮又温和，山娃一听就笑了——是何主任的声音。
他推开门，一股淡淡的墨香扑面而来。何艰桦正坐在办公桌前，批改着文件，见他进来，眼睛一亮，立刻放下笔站起来，快步走过来，紧紧握住了他的手。那双手温暖而有力，山娃的鼻子忽然有点酸，激动地打着招呼道：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何主任！身体还好吧？”
山娃握着他的手，激动地问着，目光里满是真切的热络，然后把水果放在了办公桌角上。
何艰桦比他大几岁，留着分头，梳得整整齐齐，穿着一件藏蓝色的中山装，显得干练又精神。他上下打量着山娃，见他脸色有点苍白，眉头微微蹙了蹙，随即又舒展开，笑着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