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历三十年，六月初三，未时，珠江口，外伶仃洋。
五月的东南季风，到了六月初，已然变得温驯而粘滞，带着海腥与盛夏将至的闷热，懒洋洋地拂过波光粼粼的洋面。往日此时，这片位于广州府与濠镜（澳门）之间的繁忙水道上，应是樯橹如林，帆影点点。闽粤的“大眼鸡”、广府的“拖风”、江浙的“沙船”，与濠镜葡萄牙人的“卡拉克”帆船，以及形形色色的暹罗、占城海舶，交织穿梭，构成一幅万国梯航、贸易如炽的繁华画卷。各种腔调的号子声、讨价还价声、起货卸货的喧嚣，混合着海风，能传出数里之遥。
然而今日，这幅画卷却仿佛被蒙上了一层无形而滞涩的薄纱。洋面上的船只数量明显稀疏了不少。那几艘常年停靠濠镜、悬挂着葡萄牙国旗的“卡拉克”大帆船，此刻静静地泊在远离主航道的深水区，帆篷收得整整齐齐，甲板上也少见水手走动，与往常那种忙碌装卸、锚链声不断的景象迥异。偶有几艘胆大的闽粤商船小心翼翼地驶过，船老大和伙计们都下意识地压低了交谈声，目光警惕地扫过那些沉默的西夷巨舶，以及更远处，濠镜方向那几座突出海岬、隐约可见炮口的西式石砌堡垒（炮台）。
靠近珠江口内河方向，几艘新近下水、船体漆色犹新、悬挂大明水师旗帜的“大青头”和“草撇”船，正以巡航编队缓缓驶过。船上水兵持铳肃立，炮衣褪下，黑洞洞的炮口有意无意地指向外洋方向。与西夷船只的沉寂不同，明军水师战船上，旗帜鲜明，号令清晰，透着一股外松内紧的戒备。
广州城南，专司海贸的怀远驿附近，气氛更是微妙。几家规模最大、平日门口车马络绎不绝、专营“洋货”的商行，如“隆盛行”、“泰和昌”等，今日却门户半掩，伙计们无精打采地倚在门边，眼神飘忽地望着清冷了许多的街面。街角的茶寮里，几个相熟的船主、牙人（经纪人）凑在一桌，声音压得极低。
“……听说了么？濠镜那边，红毛番的‘总督’（指葡萄牙澳门总督），前儿个把商会里几个和‘福泰昌’走得近的‘甲必丹’（华商头领）叫去，关起门来谈了大半天，出来的时候，那几个‘甲必丹’脸都是青的……”
“何止！我家表亲在码头上当值，说瞧见有红毛鬼的快船，偷偷摸摸从外海接了几个人上岸，鬼鬼祟祟进了商馆，看打扮不像是寻常商人，倒有些像……从西边（指印度方向）来的？”
“西边？莫不是荷兰人？他们不是在柯枝（印度科钦）么？跑这儿来作甚？”
“还能作甚？朝廷最近风头这么紧，靖海侯府倒了，‘福泰昌’灭了，施文豹的脑袋都挂到厦门示众了！这些红毛鬼哪个屁股干净？能不慌？这会儿怕是急着来商量对策，撇清干系呢！”
“唉，神仙打架，小鬼遭殃。这买卖，怕是越来越难做了。东宁府（日本）如今是咱大明疆土，那边好些路子也断了……”
茶客们摇头叹息，眉宇间满是忧虑。市井的嗅觉最是灵敏，朝廷在东南的连番大动作，早已通过各种渠道，在这片商贸神经最敏感的区域，激起了层层不安的涟漪。
濠镜，葡萄牙人修建的“总督府”内，议事厅。
厚重的橡木大门紧闭，隔绝了外界几乎所有的声音。议事厅内光线昏暗，高大的彩绘玻璃窗被深色的天鹅绒窗帘半掩着，只留下几道缝隙，让午后的阳光如同锋利的光刃，斜切进弥漫着雪茄烟味和压抑空气的厅堂。长条形的桃花心木会议桌旁，分坐着十余人。
上首主位，是年过五旬、头发花白、面容严肃的葡萄牙澳门总督费尔南多·德·索萨。他此刻没有穿着华丽的礼服，只是一身深色的常服，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光滑的桌面，深陷的眼窝中，蓝色的眸子晦暗不明。他的左侧，是濠镜葡萄牙商会会长、年迈的卡瓦略男爵，以及几名重要的商会理事、船长。右侧，则坐着三名不速之客——为首的是荷兰东印度公司驻印度科钦商馆的高级商务代表，范·德伦。他并非从巴达维亚（雅加达）而来，而是数日前才乘快船，自遥远的印度西海岸悄然抵达。此刻他神色凝重，手中把玩着一只精美的银质鼻烟壶，却没有打开。
气氛凝重得几乎要滴出水来。与窗外那片看似平静的海面截然不同，这里的空气中充满了猜忌、焦虑和一种被逼到墙角的躁动。
“先生们，” 费尔南多总督终于开口，声音低沉，带着一种刻意压抑的平稳，“广州方面，那位明朝的钦差大臣陈子龙，再次发来了照会。措辞比上一次更加……明确。要求我们就‘福泰昌’走私案、涉嫌向和硕特蒙古人输出武器、以及与已故靖海侯府的不当往来等事项，做出‘正式解释’和‘明确保证’。并限定我们在十日内，提交相关贸易记录，配合审查。否则，他将视为我方‘缺乏诚意’，并可能采取‘进一步措施’，包括但不限于限制贸易、加强稽查，甚至……重新评估濠镜的租借地位。”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在座众人，尤其在范·德伦脸上停留了片刻：“明朝人这次，不像是在虚张声势。他们刚刚在海上碾碎了施文豹，在陆地压服了和硕特，那位皇帝在北方和西边似乎也取得了进展。他们的信心正在膨胀。而我们……我们的一些‘朋友’和生意伙伴，显然给了他们太多把柄。更麻烦的是，东宁府（日本）如今已是明朝一省，我们失去了一个重要的缓冲区和贸易中转地。”
卡瓦略男爵清了清嗓子，老迈的声音带着疲惫和不满：“总督阁下，与‘福泰昌’的生意，是商会多年来维持利润的重要来源。那些火器交易，也并非我们主动，更多是……中间人的行为。明朝人现在要把所有责任推给我们，这很不公平。至于租借地位……濠镜是我们用真金白银和协议换来的，明朝皇帝不能单方面毁约！”
“公平？协议？” 费尔南多总督嘴角扯出一个冷冷的弧度，“男爵，在远东，实力就是公平。明朝皇帝现在觉得他有实力重新制定规则。至于协议……当一方认为协议不再符合其利益时，协议就只是一张纸。别忘了，我们脚下这片土地，名义上始终是大明的领土。而我们在整个东方，除了濠镜这一小块租借地，再无其他落脚点！”
“那您的建议是？” 一名葡萄牙船长忍不住问道，语气焦躁，“屈服？交出所有记录，接受他们的审查，然后眼睁睁看着贸易被卡死，利润被榨干？还是说，我们应该展示一下力量，让这些明朝人知道，大海，并不是他们说了算？”
“展示力量？” 卡瓦略男爵提高了声音，带着嘲讽，“用我们港内这十几艘商船和两艘老旧战舰，去对抗整个明朝水师？别忘了郑成功，他现在是明朝最忠实的猎犬！我们任何过激的举动，都可能给他，给明朝朝廷，送上最好的开战借口！我们在远东没有第二个濠镜可以依靠！”
“那难道就坐以待毙？” 另一名商会理事愤愤道。
“当然不。” 费尔南多总督打断了争论，目光重新变得深邃，“明朝人想摊牌，想看我们的底牌。那我们就给他们看，但不是他们想看的那些。硬抗我们缺乏资本，但完全屈服也绝无可能。我们的筹码，是贸易，是技术，是这条海上航线带来的白银和货物。”
他身体微微前倾，语气变得强硬，但这份强硬背后，是缺乏地理支点的虚弱：“第一，必须保证现有贸易口岸（广州、泉州、濠镜）的开放与安全，不得随意增设关卡、提高税率或进行歧视性检查。第二，明朝新组建的‘内海舰队’，其活动范围必须受到限制，不得威胁到国际航道自由与现有贸易秩序。第三，关于技术交流，明朝必须拿出诚意，其格物院的研究成果，特别是那些与军事、航海相关的，应有条件地向‘友好贸易伙伴’开放，而不是一味索取。我们需要看到对等的交流，而不仅仅是单方面的技术泄露。”
“如果明朝拒绝呢？或者，他们要求检查我们的商船，甚至进入濠镜搜查呢？” 有人忧心忡忡地问。
“那就让他们看看，自由贸易的力量，以及……技术依赖的代价。”伦冷声道，试图为虚张声势注入一些分量，“我们可以暂时减少，甚至暂停部分关键商品的输入，比如他们急需的某些特殊金属、精密仪器部件、特定的西药材。我们的商船可以转向马尼拉、暹罗、柯枝。明朝的丝绸、瓷器、茶叶虽然诱人，但并非不可替代。而他们，能离开我们的白银、钟表、火器和航海技术多久？当他们的商人赚不到钱，当他们的工匠缺少精密零件，当他们的水师战舰需要维修而找不到合适部件时，他们会重新思考的。这，就是我们的‘摊牌’——一场基于贸易和技术的软性较量。”
议事厅内再次陷入沉默。每个人都在权衡。这份“摊牌”缺乏地缘上的支撑，更像是一种无奈之下的恫吓。但除此之外，他们似乎也没有更好的选择。硬碰硬是绝路，全面妥协又心有不甘。
“另外，” 费尔南多总督补充道，眼中闪过一丝精光，试图为这软弱的摊牌增添一点筹码，“我们需要保持步调一致。葡萄牙和荷兰，在远东的利益是相似的。我们可以尝试联络马尼拉的西班牙人，他们对明朝水师向南海扩张也未必乐见。甚至……可以放出一些风声，暗示如果明朝逼迫过甚，可能会影响通往印度乃至更西方的航线安全。要让明朝人明白，尽管他们清除了内部的海上势力，但大洋之上的游戏规则，并非由他们一家制定。我们或许没有据点，但我们有船，有航线，有他们暂时还无法完全掌握的技术和贸易网络。”
“那么，就这么决定了。” 卡瓦略男爵最终叹了口气，透着无奈，“以葡萄牙王国及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的名义，起草联合备忘录，递交给明朝钦差陈子龙。同时，命令港内船只，暂缓大宗货物出港，加强戒备。通知我们在广州的商馆，收紧银根，控制敏感货物出货。让我们看看，这位陈大人，和他背后的明朝皇帝，会如何接招。至于西班牙人和其他……尽力而为吧。”
会议在压抑而缺乏底气的气氛中结束。和费尔南多总督又低声交谈了几句，话语中难掩对未来的忧虑，方才各自离去。当他们走出总督府，午后炽烈的阳光刺得人有些眩晕。港口内，那几艘西夷大船依旧沉默地泊着，但在更高的桅杆了望斗上，水手的身影比往日更加警惕，望远镜频繁地扫过海面，扫向明朝水师巡逻船的方向，也扫向更北方，那片辽阔而莫测的大陆，以及东方，那已然飘扬着大明龙旗的东宁府方向。
珠江口的微风，依旧带着咸腥与闷热，但敏感的人已然能从中嗅到一丝不同寻常的、来自深海方向的、冰冷而虚弱的气息。西夷的摊牌，并未以战舰齐射的激烈形式呈现，而是化作了商船的静默、仓库的封存、贸易的迟滞，以及那份即将送达的、措辞客气却暗藏机锋与无力感的“联合备忘录”。一场没有硝烟、却关乎贸易与技术主导权的博弈，在这南中国的海天之间，悄然拉开了序幕。然而，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一次的博弈桌上，手握重兵、疆土完整的明朝，似乎已然占据了更为有利的位置。波澜依旧，但风起之处，已显颓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