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秋的南江县，是一年中最饱满、最沉静，也最透着一丝清冽寒意的时节。
夏日的溽热早已被接连几场霜降驱散得无影无踪。天空呈现出一种极高极远的湛蓝色，澄澈得像一块冻透的琉璃，几缕纤薄如羽的云丝凝滞不动，仿佛被这清冷的空气冻结在了那里。阳光灿烂依旧，但失去了温度，洒在身上只有明亮，没有暖意，反倒是被这明晃晃的光一照，更显得四周空气的干冷。
田野里，最后一季的忙碌已经收尾。稻谷早已归仓，留下一片片整齐的稻茬，在霜晨里泛着灰白的光泽。坡地上的豆黍、粟米也收割完毕，捆扎成垛，像一个个蹲伏的黄色巨人，散布在田间地头。农人们趁着晴好天气，赶着牛马，拖着石磙，在晒场上碾压脱粒，扬起的尘屑在斜阳下形成一道道金色的薄雾，空气中弥漫着谷物干燥的芬芳和秸秆燃烧的淡淡烟火气。更远处的山峦，层林尽染，红叶似火，黄叶如金，夹杂着松柏的苍翠，色彩浓烈得几乎要流淌下来，与碧蓝的天、灰黄的田埂构成一幅对比鲜明、极具冲击力的秋景图。
然而，在这幅看似恬静丰收的画卷之下，作为新任南江县令的商子岭，却敏锐地感觉到一股潜藏的、不同于农事节奏的暗流在涌动。这股暗流，关乎边境，关乎贸易，更关乎他治下这个新附不久、地处要冲的县邑未来是安宁还是烽烟。
县衙后院的书斋里，窗棂敞开着，让清冷的秋阳和带着草木清气的新鲜空气流淌进来。商子岭穿着一身半旧的细麻深衣，外面罩了件夹棉的赭色比甲，正伏在宽大的公案前，审阅着连日来堆积的文书。案头除了笔墨纸砚，还摆着一套略显粗糙但实用的白瓷茶具，一册翻开的《韩律疏议》，以及几卷明显带有巴地风格的竹简地图。
他比年初刚到任时清瘦了些，原本白皙的皮肤被山区的风日染上了一层健康的浅褐，下颌的短须修剪得整齐，眼神愈发沉静锐利，只是那眼底深处，偶尔会掠过一丝与年龄不甚相符的、属于封疆吏员的疲惫与思虑。
南江县令，这个位置远非肥差。此地原属巴国北部边陲，民风彪悍，蛮汉杂处，经过战乱，民生凋敝，百废待兴。更重要的是，它南面与一个叫做“苴”的小国接壤。苴国，据说是古蜀国分支，国小民寡，据守巴中、平昌等几处险要山城，在巴国灭亡后，迅速出兵，占据了原巴国北部（巴中）一片颇为富庶的河谷盆地。韩国因急于消化巴郡核心区，稳定江州方向，暂时对此采取了默许甚至绥靖的态度，双方以米仓道南段为界，维持着一种脆弱而微妙的和平。
商子岭上任之初，便深知此地的要害与风险。他一方面大力推行从父亲那里学来信用之法，推行“徙木立信”，整顿吏治，清丈田亩，招募流民垦荒，兴修小型水利，鼓励商旅，试图加快南江的发展，将其打造为米仓道南端稳固的支撑点。另一方面，他也将大量精力投向了南面那个看似弱小、却占据地利、态度暧昧的邻国。
得益于韩国变法后对商业的鼓励和相对规范的贸易环境，以及巴郡新附后对各类物资的巨大需求，南江县与苴国边境的民间贸易，在战火平息后迅速恢复并繁荣起来。来自苴国的药材（尤其是着名的巴戟天、黄连）、兽皮、木材、漆器，与来自韩国南阳、汉中的铁器、布匹、食盐、玻璃瓷器、乃至书籍纸张，通过米仓道支线及一些山间小路，在此交汇互市。南江县城外新辟的市集，近半交易与苴国有关。
商子岭敏锐地抓住了这一点。他并未简单地将贸易视为单纯的物资流通，而是将其作为了解苴国、渗透苴国、乃至未来可能影响或控制苴国的重要渠道。他利用县令的身份和父亲商鞅的声望，刻意结交那些往来苴国与韩国的大商贾。他给予这些商人通关、税赋上的便利，认真倾听他们在苴国经商的见闻与困难，甚至私下里，会以“探讨商机”、“了解风土以便更好管理市易”为名，询问一些更深入的情况：苴国边关的兵力部署、关隘的坚固程度、主要道路的通行状况、重要城镇的防御、乃至苴国君臣的动向、国内各部的矛盾、粮食的产量和价格波动等等。
这些精明的商人，为了更长远的利益和这位背景深厚的年轻县令的友谊，往往也乐于分享一些“公开”的信息，或者暗示某些可以进一步打探的方向。商子岭则将这些零碎的信息，与县衙原有的一些边情谍报、乃至从父亲那边偶尔透露的朝堂动向相结合，在自己的书房里，悄悄绘制、完善着一幅关于苴国的、越来越清晰的情报拼图。
这个过程，让他体验到一种不同于处理寻常政务的、隐秘而刺激的快感。这不仅是县令的职责，更像是一种继承自父亲那种谋国者本能的实践。他发现自己颇有这方面的天赋：能从商人抱怨关税的琐碎话语中，推断出苴国财政的窘迫；能从药材输出的季节和数量变化，推测其腹地收成或山林开发情况；甚至能从苴国贵族喜好购买的韩国奢侈品品类和数量，窥见其统治阶层的生活方式和内部权力消长的蛛丝马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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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最近两个月，情况发生了变化。苴国方面，似乎察觉到了南江方向韩国统治的稳固和贸易带来的巨大利益，抑或是国内出现了某种主张强硬的声音，开始对边境贸易采取了一系列令人不快的措施。
首先是关税。苴国设在边境几处主要隘口的税卡，突然大幅度提高了对韩国输入货物的税率，尤其是铁器、食盐、布匹等战略物资，税率翻了两番还不止，几乎是赤裸裸的掠夺。其次是刁难。对持有韩国官方（甚至包括商鞅以私人名义写给苴国边将以示友好的书信）文书的商队，检查变得异常苛刻繁琐，动辄以货物包装不符、文书印章模糊等借口拖延扣押，索要额外的“好处费”。更有甚者，几支试图深入苴国腹地、采购特定药材或探查新商路的韩国商队，在越过边境后不久便遭遇“山匪”劫掠，损失惨重，而生还者隐晦地暗示，那些“山匪”行事颇有章法，甚至装备着制式的苴国军械。
消息传到南江，那些与商子岭交好、并在此次风波中损失不小的商人们群情激愤，纷纷涌入县衙告状诉苦。
“商明府！您可得为我们做主啊！”一个经营铁器盐巴的大商人，拍着县衙公堂的案几，脸涨得通红，“那苴国的税吏简直比强盗还狠！一车南阳精铁，往年过关也就抽二十斤的价值，现在张口就要八十斤！不给？好，那就扣着！货主在关卡外一等就是七八天，人吃马嚼，还要付看管费！这生意还怎么做？”
另一个专门贩运蜀锦和漆器的商人哭丧着脸：“明府，小人拿着您父亲、左相大人的亲笔书信，毕恭毕敬递给那苴国的守关校尉。您猜怎么着？他接过去，扫了一眼，随手就扔在案上了！还说……还说‘此地只认苴侯法令，不认韩国丞相私书’！简直是岂有此理！狂妄至极！”
“是啊是啊！我家的商队在老山那边被劫了！三个伙计没了，货物血本无归！那地方离苴国的军营不到三十里！哪有这么巧的事？”又一个商人捶胸顿足。
公堂上闹哄哄一片，充满了愤怒、焦虑和对官府保护不力的隐隐抱怨。商子岭坐在堂上，面沉如水，耐心地听着每一个人的控诉，详细询问细节，让书吏一一记录在案。他心中同样充满了怒火，这怒火既针对苴国的贪婪无信、忘恩负义（韩国帮助其占据巴中，在商子岭看来已是莫大恩惠），也针对此事对他个人权威和南江治理成果的挑战。
待商人们情绪稍平，商子岭安抚道：“诸位所遭不公，本官已悉数知悉。苴国背信，阻碍商旅，非但损害各位利益，亦伤我韩国国体。此事，本官定会如实禀报郡守及中枢，请求朝廷交涉乃至严惩。各位的损失，县衙也会详加记录，作为凭据。还望各位稍安勿躁，近期往来苴国，务必加倍小心，可暂缓大宗或深入交易。”
送走愤愤不平的商人们，商子岭回到后院书斋，那股被强行压下的怒火再次升腾起来，混合着一种被羞辱的愤懑和强烈的报复欲望。他推开窗户，望着院中那棵叶子已掉光大半、枝干遒劲的老槐树，深深吸了几口清冷的空气。
苴国……一个撮尔小邦，地不过数城，民不过十万，军不过万余，倚仗着山险和韩国暂时无暇北顾，竟敢如此嚣张！提高关税，刁难商旅，甚至纵兵为匪！这不仅仅是贪图钱财，更是一种试探，一种对韩国在巴蜀地区权威的蔑视和挑衅！父亲常言，国与国之间，畏威而不怀德。对这等不知天高地厚、只识刀剑不识礼数的蛮夷小国，怀柔示好只会被视为软弱可欺。
他走回公案前，目光扫过那些由商队信息、边民口述、以及他自己分析推断整理出来的，关于苴国兵力、粮储、关隘、道路、乃至内部部族矛盾的情报简册。一个大胆而清晰的想法，如同窗外澄澈的秋空般，在他心中渐渐明朗。
仅仅“禀报”、“交涉”是不够的。必须让中枢，让大王，真正认识到苴国的可恶、虚弱与……其占据的巴中之地的重要性与可口。他要提供的，不能仅仅是商人的诉苦，而应该是一份足以促使国家下定战略决心的、详实有力的“征苴方略”的基础情报。
他铺开一张新纸，提起那支父亲赠他的、笔杆温润的狼毫笔。墨是上好的松烟墨，在砚台中研得浓黑发亮。他略一沉吟，笔下如行云流水，先是以标准的公文格式，向汉中郡守及枢密院相关司曹呈报苴国近日所为，附上受损商人的联名陈述和损失初步统计，言辞客观而严重。
然后，他另起一页，换了一种更私密、也更激昂的笔调。这是写给父亲商鞅的家信。
“父亲在上，雍雍默默。”开头是标准的家书敬语，却透着一股远离故土的游子对严父的思念与禀报的庄重。
“辞家千里又千里，务必争气再争气。”他写下这两句时，眼前仿佛浮现出离家赴任时，父亲在相府书房那深邃而期待的目光。外放边县，是历练，更是考验。他必须做出成绩，不负商氏门楣，不负父亲推行变法、提拔新进的一番苦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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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泪水更汹涌的是我的勇气。”笔锋一顿，这句略带诗意的抒发，是他内心激荡的真实写照。边疆的艰难，邻国的挑衅，非但没有让他退缩，反而激发了他骨子里继承自父亲的、那种锐意进取、遇强愈强的悍勇之气。
接下来，他转入正题，语气变得冷静而锐利，如同解剖猎物：“上任南江已近年许，此地风土人情与中原迥异，然经儿整顿，吏治初清，民渐归附，商旅渐通，米仓道南端枢纽之势初成。唯南临苴国，如鲠在喉。”
他对苴国的描述，充满了鄙夷与战略上的蔑视：“此等小国，本巴蜀遗孽，据山险苟延。去岁巴国覆灭，我大韩忙于抚定江州、綦江，未遑北顾，彼乃乘隙窃据巴中膏腴之地。不思上国救援还土（此指未立即攻打它）之恩，反加高关税，阻碍商旅，劫掠我民，形同盗匪。儿携父亲书信往访，意存缓和，彼守将竟掷书于案，口出狂言，丧尽天良，莫此为甚！”
然后，他笔锋一转，开始详细陈述自己收集到的苴国情报，这才是这封信的核心价值所在：
“据儿多方查探，苴国虚实约略如下：其地，核心为苍溪、平昌、通江及周边河谷，山多地少，然巴中河谷颇肥，年产粟稻可支其国半年；其民，约十万余，分属三四部族，彼此不甚相能，苴侯所能直接掌控者不过其半；其兵，常备不过万五，分守巴中、平昌及各处隘口，兵甲陈旧，多铜铁混杂，训练寻常，近年因据巴中，略有膨胀，然战力远逊我韩锐士；其财，主要依赖过往商税及山中矿冶（有小型铜、铁矿），今擅自加税，显见财用不足，或欲扩军备战……”
他甚至附上了一张自己绘制的简略示意图，标明了苴国主要城镇、关隘、道路、粮仓及推测的兵力分布重点。
最后，他提出了自己的判断与建议，语气斩钉截铁，充满了一个少壮派地方实力官员的扩张渴望：“……观其行止，非但无归顺之意，反有凭险自立、阻我贯通巴蜀之心。此等冥顽不灵、忘恩负义之国，有何面目存于此大争之世？且巴中之地，控扼米仓道中枢，北连汉中，南接巴郡，西望蜀地，若为我所有，则全蜀门户洞开，巴郡背腹之患可除，我在巴蜀之势连成一片，固若金汤。”
“望父亲察之，并呈于大王御前。苴国癣疥之疾，然久必成患。当趁其羽翼未丰，内部不稳，而我新定巴郡，士气正旺之际，早做决断，兴王师，北向伐苴，灭此朝食，全据巴蜀！如此，则父亲经营变法、拓土开疆之功，更添伟绩；儿在南江，亦能附骥尾，稍尽绵薄。”
写完最后一个字，商子岭搁下笔，长长舒了一口气，仿佛将胸中块垒尽数倾泻于纸上。窗外，夕阳西下，将老槐树的枯枝和远处县衙的屋脊染上一层凄艳的金红。秋风吹过，卷起几片落叶，打着旋儿飘进窗内，落在墨迹未干的信纸上。
他小心地将家信与那份情报摘要、示意图一起封入特制的铜管，用火漆牢牢封好，盖上自己的县令私印。然后，他将铜管交给早已等候在外的、绝对可靠的家仆，命其以最快速度，经驿站系统直送南阳左相府。
做完这一切，商子岭走到窗边，负手而立，望着南面暮色中苍茫的山影。那里是苴国的方向。他的眼神冰冷而锐利，再没有之前的愤怒，只剩下一种猎人审视猎物、谋士推演棋局的冷静与期待。
南江的深秋，寒意渐浓。而一场可能席卷巴蜀北部的风暴，或许就将由这封从边县送往中枢的信，悄然引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