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十六，年味儿还没散尽，北方旷野的积雪被阳光晒得松软，屋檐下挂着的冰溜子开始滴滴答答地漏水。陈默的行李已经收拾妥当，那只半旧的帆布行李箱，被母亲张秀兰塞得满满当当，连缝隙里都填满了煮熟的鸡蛋和自家腌的咸菜。
作坊里的气氛却有些异样。赵师傅一早来了，却没象往常一样直接套上工装干活，而是坐在条凳上，一根接一根地抽烟，眉头拧着疙瘩。李师傅几个也来得格外早，聚在角落里低声嘀咕着什么，见陈默父子进来，声音便戛然而止，眼神有些闪铄。
陈建国象是什么都没察觉，依旧穿着那身沾满洗不净的油彩的旧工装，径直走到他那专属的工作台前，开始日常的准备工作：用棉纱仔细擦拭工具，检查砂轮机的运转，给车床的导轨上油。每一个动作都沉稳、专注，仿佛周遭的一切都与他无关。
陈默走过去，想把行李箱放到墙角不碍事的地方。“爸，我下午三点的火车。”
“恩。”陈建国头也没抬，正用游标卡尺测量一根钢轴的精度，鼻音沉闷地应了一声。
空气里弥漫着一种无形的压力，比年前赶工时要沉闷得多。陈默知道，这压力来自于那份“正规化”的管理条例，也来自于赵师傅新官上任后急于树立权威却又有些力不从心的焦躁。他张了张嘴，想再说点什么，比如让父亲别太累，遇到难处别硬扛，可看到父亲那副“一切如常”的样子，话又咽了回去。有些关心，说出口反而显得生分
中午，母亲张秀兰提着保温桶来了作坊。饭菜比平时丰盛，有陈默爱吃的红烧肉。吃饭时，赵师傅几次想开口跟陈建国说点什么，都被陈建国用“先吃饭”、“吃完再说”给挡了回去。这顿饭吃得有些沉闷。
饭后，陈建国终于放下碗筷，看向赵师傅：“老赵，有事？”
赵师傅象是松了口气，又象是更紧张了，搓着手：“老陈，是这么个事……指挥部刚下的通知，要创建完整的物料领用和工时考核制度，每个环节都得签字画押，月底要跟绩效工资挂钩。你看这……”
“按规章办。”陈建国打断他，语气平静无波，“该怎么记就怎么记，该怎么扣就怎么扣。”他目光扫过李师傅几人，“咱们凭手艺吃饭，不靠虚头巴脑的工分。”
李师傅哼了一声，没说话，低头猛扒了几口饭。
陈建国不再多言，起身走到工作台旁，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用油纸包得严严实实的长条物件，走到陈默面前。
“给，拿着。”
陈默接过，入手沉甸甸的，油纸包边缘已经被摩挲得有些发毛。他小心地打开，里面是一把老式的、黄铜材质的游标卡尺。卡尺保养得极好，尺身泛着温润的光泽，刻度清淅锐利，但边角处不可避免的磨损痕迹，无声地诉说着它经历的漫长岁月。这是父亲用了大半辈子的家伙事，是他们这行当的“眼睛”。
“爸，这……”陈默喉头有些发紧。他认得这把卡尺，小时候总见父亲用它，那专注的神情，象是在进行某种神圣的仪式。
“旧家伙了，精度还行。”陈建国语气平淡，象在说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在学校，别光啃书本。有空摸摸它，手感这东西，丢了就难找回来了。”
陈默紧紧攥着那把卡尺，冰凉的黄铜很快被他的掌心焐热。他明白，父亲给他的不仅仅是一件工具，是一种无声的嘱托，是一种技艺和品格的传承，更是一个沉默如山的男人能给出的、最厚重的期许。
“哎哟，老陈，这可是你的宝贝疙瘩啊！”赵师傅在一旁感叹。
陈建国没接话，只是抬手，用力拍了拍儿子的肩膀。那一拍，很重，带着金属般的质感，仿佛将千言万语都压进了陈默的骨子里。
去火车站的路上，依旧是沉默居多。母亲张秀兰一路絮叨着“吃饱穿暖”、“常写信”的车轱辘话，陈建国则只是默默地提着最重的行李，走在前头，背影在午后斜阳下拉得很长。
站台上，汽笛长鸣。陈默接过行李，看着父母。母亲的眼圈已经红了，别过脸去偷偷拭泪。父亲还是老样子，站得笔直，脸上看不出太多情绪，只是那双看过太多钢铁风霜的眼睛，在站台棚顶投下的阴影里，显得格外深邃。
“走了，爸，妈。你们……多保重。”千言万语，最终只化作这一句。
“恩。”陈建国点头，“到了来个信。学校里，好好学。”
火车缓缓激活，越来越快。陈默把脸紧贴在冰冷的车窗玻璃上，用力向后望去。站台上，母亲还在挥着手，身影越来越小。父亲始终站在原地，像站台上的一根灯柱，直到列车拐弯，再也看不见。
收回目光，陈默摊开手掌，那把老卡尺静静地躺着，刻度在流动的景色映照下，泛着微弱而坚定的光。他想起父亲转身离去时那挺直却难掩疲惫的背影，想起作坊里老师们傅们面对新规章时的无所适从，也想起赵师傅眉宇间那抹挥之不去的焦虑。
他知道，自己离开后，父亲将要独自面对的那些“规矩”与“人情”、“传统”与“变革”的碰撞，只会更加激烈。家里的顶梁柱，不能弯，也不能倒。这一次离别，不同于上一次懵懂少年的远行，他肩头沉甸甸的，除了行李，还有一份沉甸甸的牵挂和责任。
车轮滚滚，南下的列车载着年轻的学子，驶向充满未知与知识的远方。而北方的老工业城里，一场关于坚守、转型与生存的更深层次的博弈，才刚刚拉开序幕。陈默知道，下一次归来，他必须带着答案回来。
（第十五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