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表还在震，三短一长的节奏像在敲摩斯码。
第七探案组的人已经查了ip，跳转十七次，最后消失在北极圈附近。
林晚秋站在我旁边说可能是新觉醒者，也可能是陷阱。
我没说话。
那个声音还在耳朵里回荡：“你还记得1999年除夕夜，你妈给你唱的那首歌吗？”
我记得。
她哼的是《茉莉花》，跑调了，但很轻，像怕吵醒楼下的邻居。
可现在不是追这个的时候。
全球十三个节点刚连上，东京那边孢子母体才被压下去，巴黎的数据流又开始波动。系统警报没响，但逻辑链投影边缘泛起黑边——那是认知污染扩散的征兆。
我收回意识，不再管那个未知信号。
先救人。
我把手按在主控台上，调出逻辑链投影。暖黄和深红交织的光网铺开，顺着海底电缆往欧洲方向延伸。疫苗数据包早就准备好了，藏在第七把铜钥匙的加密层里，是魏九死前传回来的东西，标签就三个字：能用就行。
没人知道它怎么来的，只知道注射后感染者眼里的蓝光会闪一下，然后倒地昏迷。活下来的，都说梦见过一片麦田，风吹得很大。
我让投影包裹住巴黎的坐标点，把疫苗推了出去。
一秒后，全息影像变了。
埃菲尔铁塔下，一个男人正跪在地上画画。他用的是黑色油彩，画布铺了半条街，全是扭曲的人脸和倒写的字母。他的眼球完全发蓝，手指关节发白，像是要把画布戳穿。
这是深度感染者。
普通驱散对他没用，上次试过强切神经连接，结果对方当场脑溢血。
但现在不一样了。
疫苗数据触达现场的瞬间，空气中浮现出一层半透明的金色薄雾，像晨光穿过玻璃窗那样安静地落下来。它不炸也不闪，只是慢慢围住那个艺术家，把他整个人罩住。
他停住了。
笔尖悬在画布上方，一动不动。
三秒后，他的眼睛猛地收缩，瞳孔深处闪过一道金光，像电流扫过整个眼球。
他低头看自己的画。
脸上的肌肉抽了一下，嘴角往下扯，像是想哭又哭不出来。
下一秒，他一把抓起画布，撕成两半，再撕，再撕，直到碎成一堆废纸。
风一吹，那些碎片打着旋飞走。
他站在原地喘气，胸口起伏得很厉害。
然后他转身，从背包里抽出一张新的画布，贴在墙上，拿起炭笔，一笔一划写下两个字：
谢谢。
字歪得要命，最后一个“谢”字还多了一横，但他写得很用力，笔尖都快断了。
写完，他抬头，看向全息影像中的我。
我知道他看不见我。
物理距离一万两千公里，中间隔着七个时区和一条地壳断裂带。
可他张开双臂，冲着空气抱了一下。
那一瞬间，我胸口一热。
不是痛，也不是伤，就是突然觉得，有人在拍我的肩。
巴黎那边的污染指数开始掉。
不止是他，整条街的人都停下了动作。那些原本在墙上涂符号的、在路灯上绑绳子的、对着手机自言自语的，全都静止了。
他们的眼睛统一闪过金光，像被同一道程序刷新了系统。
然后有人蹲下哭了，有人抱住路边的陌生人，有人跪下来亲吻地面。
逻辑链投影显示，防护云正在自主扩散。
它不再依赖我的输入，而是顺着城市的wi-fi信号、地铁线路、甚至路灯电路自己往前爬。每经过一个基站，就留下一点金雾，像蒲公英种子那样飘进窗户、钻进耳机、落在行人肩上。
柏林报告，一名教师在课堂上突然清醒，摔了课本大喊“我不是傀儡”。
悉尼来电，清洁工在桥底发现三具尸体，都是感染后自焚的，但他们临死前用灰烬在地上拼出了“救孩子”三个字。
这些信息一条条弹出来，我没点开。
我看着地球模型，原本零星分布的红点，正一个个变金。
像天亮的过程。
防护云蔓延的速度越来越快。它开始识别高危区域，自动绕路避开假信号源，还会在密集人群里优先覆盖儿童和老人。有一次它甚至拐进了一家宠物医院，把一群猫狗全罩了一遍——后来兽医说，那些动物醒来后集体对着天空叫了三声，然后安静趴下。
我意识到，这东西有脑子。
它不是程序，也不是药剂，它是活的。
或者更准确地说，它学会了“人”的反应方式。
因为它来自我们。
来自默最后一根琴弦里存下的所有记忆片段，来自我每一次破案时哼的《茉莉花》，来自第七探案组成员脱鞋露出伤疤那一刻的共鸣，来自无数个普通人临死前还在想着“别让孩子看见”的念头。
它不是解药。
它是回应。
我松开手，不再主动推送数据。
投影还在运行，但我不再控制它。
我想看看，如果我不动手，它能不能自己走完全程。
五分钟后，巴黎的云团升到了三百米高空，开始向周边城市辐射。
十分钟后，法国南部一座小镇的教堂钟自动响了，全镇居民走出家门，互相拥抱。
我没说话。
身后传来脚步声，第七探案组的人陆续靠近主控台。
他们不说话，只是站着。
有人轻轻呼了口气，有人揉了揉眼睛，有人把手搭在旁边人肩上。
我们等这一刻很久了。
不是胜利，是确认。
确认我们还能被唤醒，确认我们还没彻底变成逻辑孢子的食物。
我低头看电子表。
裂痕还在，但屏幕干净了。没有乱码，没有警告，只有一行小字：
表盘边缘浮现出淡淡的金纹，形状像一根断掉的琴弦。
我忽然想起老周说过一句话。
那天晚上我在三楼走廊撞见他擦地板，水桶里的液体颜色不对，我问他用的什么清洁剂。
他头也不抬地说：“脑子坏了就得洗，不然记不住事。”
我当时以为他在开玩笑。
现在想，他可能说的是真的。
我闭上眼，把意识沉进网络。
全球各地的画面涌进来。
伦敦地铁站，一个女孩抱着膝盖坐在角落，头上飘着一小片金雾。她闭着眼，脸上有泪痕，但嘴角在动，像是在背诗。
孟买贫民窟，一群孩子围着一台坏掉的收音机跳舞，因为他们说听到了音乐。
德黑兰图书馆，一位老学者把《古兰经》放在桌上，双手合十，然后对着空气说了句：“谢谢你们救了我。”
我没有回应任何人。
我只是听着，看着，感受着。
原来人类最厉害的不是推理，不是科技，不是武力。
是我们能在别人看不见希望的时候，依然选择相信一次。
我睁开眼。
主控台前的全息影像切换到了纽约。
时代广场的大屏本来在播广告，现在突然黑了两秒，接着跳出一行字：
字体不大，也没闪烁，就是静静地挂在那里。
下面很快有人回复：
“谁回来了？”
“是我。”
“我也是。”
“还有我。”
一条接一条，越来越多。
我看到有个流浪汉坐在台阶上，抬头看了屏幕很久，然后掏出一支皱巴巴的口红，在地上写了“欢迎”。
他写完，抬头望向摄像头方向。
我也望着他。
我们谁也看不见谁。
但我们都知道，对方醒了。
这时，电子表又震了一下。
不是刚才那种急促的提醒。
是规律的，一下，又一下，像心跳。
我低头看。
屏幕上没有文字。
只有一个波形图，平稳地跳动着。
和我在巴黎感受到的那股温度，一模一样。
我伸手摸了摸胸口。
那里还留着琴弦穿过的痕迹。
现在它有点发烫。
像有人在轻轻敲门。
我打开音频通道，没说话，只是把《茉莉花》的旋律哼了出来。
很轻，只有我自己听得见。
三秒后，全球所有正在扩散的防护云，同时颤动了一下。
像在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