样本存放区的异常在第七天达到了一个小高峰。
凌晨两点，值班传感器记录到隔离柜内的温度在无外部干扰的情况下，自主下降了三点七度，持续十一分钟。同时，存放区门口那两盆绿植的茎秆弯曲角度达到了四十五度，叶片表面出现了极细的、暗绿色的纹路，纹路形态与信标残骸上的符文有百分之三十的相似度。
秦教授团队紧急加固了屏蔽层，增加了三重能量过滤。但所有人都意识到，这些样本带来的影响可能比预想的更深远、更隐秘。
就在同一天，技术部在对信标残骸进行逆向工程时，发现了一个令人不安的细节。
信标的能量调制模式——那些符文不仅是装饰，更像是一种精密的能量导流和调制系统——与sprc数据库里某个早期研究方案有高度相似性。那个方案编号e-7，标题是“非欧几里得几何能量传导的可能性探索”，提交于七年前，主要提出者是当时的研究员吴启明。
“吴启明？”秦教授盯着屏幕上调出的档案，眉头紧锁，“他不是因为数据造假被清退了吗？”
档案显示，吴启明六年前因“严重学术不端”——在多篇论文中伪造实验数据——被sprc前身机构开除，之后下落不明。当时的调查结论是个人行为，没有发现其他问题。
但杜衡将信标的能量调制模式与吴启明方案中的理论模型进行了对比，相似度达到百分之七十二。这不是巧合能解释的。
“要么吴启明的方案被逐星会窃取了，要么……”杜衡没有说完，但所有人都明白后半句——要么吴启明当初的研究就不是纯粹的学术探索，他的“数据造假”可能是在掩盖某些不该存在的实验结果。
周教授得知这个情况后，脸色变得极其凝重。他调阅了当年吴启明事件的全部档案，发现调查确实存在疑点：很多原始数据记录缺失，几个关键证人后来都离开了机构，整个处理过程很快，像是急于了结。
更大的异常来自对缴获的逐星会通讯记录的深度挖掘。
这些记录大部分加密，而且内嵌了认知污染陷阱，普通人接触后会产生逻辑混乱和记忆偏差。张伟花费了三天时间，用左眼能力对记录进行“信息污染净化”，才勉强能安全阅读。
阅读结果令人心惊。
在过去十八个月的记录中，逐星会似乎总能提前一步对sprc的某些非公开动向做出针对性部署。尤其是人员调度和物资运输方面——比如某次rrpt小组临时变更训练地点，三天后附近的逐星会外围人员就撤离了；又比如一批特制镇静剂从研发到配发，逐星会内部通讯中出现了“新抗干扰药剂已确认投产，获取样本优先级提高”的讨论。
不是每次都准确，但准确率高得可疑。
基地内部也开始出现一些难以追查的“小异常”。
信息部的安全审计发现，一份关于张伟能力限制评估的报告草稿，在加密状态下被未授权访问过。访问记录被巧妙修改过，如果不是审计系统有隐藏的底层日志，根本发现不了。访问者没有修改内容，只是“看”了。
仓库管理系统中，一批用于制造“静默”潜水服的特制镇静剂，库存记录与实际数量差了十七支。差额很小，混在大量的出入库记录里几乎不会被注意。但陆云舟在做季度盘存时，因为一个计算误差偶然发现了这个不一致。
夜间巡逻队报告，在过去两周里，三次在不同区域看到阴影快速移动。一次在地下三层的设备走廊，一次在生活区的通风管道附近，一次靠近样本存放区的外围走廊。但调取监控，什么都没有。巡逻队员都是经验丰富的老兵，出现集体幻觉的可能性很低。
所有这些异常单独看都可以解释：系统漏洞、管理疏忽、人员疲劳。但集中出现在这个时间段，指向性太明显了。
周教授在深夜召集了林薇、张伟和磐石。
会议地点不是常规的会议室，而是一个临时启用的、从未公开过的安全屋。房间在基地最深处，墙壁是实心的合金，没有窗户，门有三道，每道之间都有隔离区。房间内没有任何电子设备，连照明都是电池供电。
“我们内部可能有问题了。”周教授开门见山，声音压得很低，“不是猜测，是已经有多个证据指向这个可能性。”
他简要说明了信标技术溯源、通讯记录分析和近期小异常的情况。
“我需要你们三个组成内部调查小组，在绝对保密的前提下进行排查。叶晚晴会提供心理侧写支持，陆云舟负责技术审计。但你们三个是核心，因为……”周教授看向张伟，“我们需要你的洞察力，来发现那些常规手段发现不了的东西。”
林薇的脸色变得严肃：“调查范围？”
“所有能接触核心研究数据、行动计划、物资管理的关键岗位人员。重点是近期行为或情绪有异常变化者，还有……当年与吴启明事件有关联的人。”周教授停顿了一下，“记住，绝对保密。一旦打草惊蛇，或者引发内部猜忌，后果可能比存在内鬼更严重。”
调查在绝对隐蔽中开始了。
气氛不可避免地变得微妙。即使是核心成员之间，信任也经受着考验。一次例行的小组会议上，讨论到加强内部安全措施时，陆云舟因为其“效率至上”的理念和能接触大量技术细节，成为了潜在的怀疑对象之一。
“陆主任的技术权限太高了。”有人在会后私下说，“而且他总想最大化利用张伟的能力，那种工具化的态度……”
这话不知怎么传到了陆云舟耳朵里。第二天会议上，他激烈地为自己辩解了十分钟，从个人经历讲到理想抱负，最后陷入长久的沉默。之后的工作中，他更加拼命，几乎住在技术部，但与人的交流明显减少，眼神里多了一层警惕和疏离。
张伟看在眼里，心里不是滋味。他知道陆云舟不是内鬼——左眼的能力虽然不能直接读心，但能感知到人的情绪底色。陆云舟的情绪底色是纯粹的、近乎偏执的求知欲和保护欲，没有背叛的浑浊感。但张伟不能说出来，因为他的感知不能作为证据，而且过早排除任何人都会影响调查的客观性。
在获得特别授权后，张伟开始对几个关键区域进行非侵入性的“能量残留扫描”。他穿着便服，像普通研究员一样在基地里走动，左眼保持在最低层级的能量视野，扫描那些肉眼看不见的痕迹。
他发现了异常。
在样本存放区的外围走廊，地面上有一些极淡的、深紫色的能量残留。不是样本泄露的污染，是另一种更“有序”的能量，像是某种设备或仪式留下的痕迹。痕迹很微弱，被刻意清理过，但在张伟的左眼里，就像在干净地板上看到了擦过但没擦干净的鞋印。
在信息部的服务器机房外，墙壁上有几处类似的残留。在地下三层的某个备用通风口附近，残留更明显一些，形成了一个不完整的图案——像是一个简化版的逐星会星辰符号。
张伟将这些发现标记在地图上，交给林薇。但这些痕迹太微弱，无法追踪源头，也无法作为直接证据。
叶晚晴的工作则更系统。她分析了近三个月所有内部通讯记录，用心理语言学模型筛选出表达模式有变化的人员；又结合体检数据和心理评估，划出了几个“行为模式偏移”的潜在对象。但她也强调，这只是统计学提示，可能有误报，不能作为证据。
“压力、疲劳、接触异常信息，都会导致行为模式变化。”叶晚晴在秘密汇报中说，“我列的名单里，可能大部分都是无辜的，只是被环境影响。但如果有内鬼，大概率也在里面。”
调查陷入僵局。有怀疑，有线索，但都没有突破性进展。
转机意外地来自马小川。
少年已经基本康复，叶晚晴安排他协助整理资料，作为康复训练的一部分。这项工作枯燥但安全，能锻炼他的注意力和逻辑能力。马小川对数字和顺序有种天然的敏感，能一眼看出列表中的不协调。
那天下午，他在整理三年前的物资领取记录时，发现了一批用于建造“现实稳定室”的特殊合金板材的出入库记录有问题。
板材的出厂编号应该是连续的，但记录里出现了断裂和重复。有一段编号应该是ax-371到ax-420，实际记录里从ax-371跳到ax-375，少了四块，然后后面又出现了两次ax-388。这种不自然的中断和重复，在大量记录里很难被发现，但马小川注意到了。
他报告了这个发现。林薇立刻调取原始单据和仓库记录，顺藤摸瓜，发现这批板材的实际用量与申报数量不符，差额有二十七块之多。更关键的是，差额板材的经手记录涉及两个人：后勤部门的中级主管王干事，和一个已经离职的外聘技术顾问李工。
王干事四十五岁，在基地工作八年，平时表现勤恳低调，家庭稳定，没有不良记录。李工两年前离职，据说是去了国外一家私人研究机构，之后再无联系。
对王干事进行秘密监控后，发现他近期每周末都会用私人手机与一个海外加密ip进行短暂通讯，每次不超过三分钟。技术部设法截获了一次信号，内容加密无法破解，但信号特征与逐星会已知的通讯模式有百分之六十五的相似度。
更关键的是，在一次王干事轮休时，调查小组秘密检查了他的私人储物柜，在里面发现了微量的矿物粉尘。检测结果显示，粉尘成分与南太平洋信标材料同源。
证据链正在形成，但还不够。
“如果立即控制王干事，可能能问出一些东西，但他很可能只是个传递信息和物资的‘节点’，未必了解整个网络。”林薇在安全屋会议上分析，“如果我们放长线，可能能找出他背后的上线和整个渗透网络。但风险是，在此期间他可能继续活动，造成更大损失。”
张伟思考了很久，提出了一个建议。
“我们可以‘喂’给他一些半真半假的情报，比如一个虚构的、针对逐星会某个次要据点的‘清理计划’。如果他是内鬼，这个情报必然会传出去。我们可以监控情报的流向，看对方如何反应。同时，加强对他的监控和所有接触人员的追踪。这需要信息部门和行动部门高度配合。”
周教授权衡了利弊，最终批准了这个“饵雷计划”。
三天后，一份精心伪造的“次级据点清理方案”被“无意中”放到了王干事可能接触的共享文件夹里。方案细节完备，时间、地点、人员配置都像模像样，目标是逐星会在东南亚某国的某个外围据点。
内部调查小组进入高度警戒状态。所有通讯被监控，所有相关人员被秘密观察。
张伟坐在监控屏幕前，看着画面上王干事正常工作的身影。左眼的黑色纹路平静无波，但他的直觉在隐隐作响，像远处传来的、即将到来的雷声。
水面下的暗流，正在加速。而他们刚刚投下的饵，不知道会钓上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