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雾贴着热河主峰营地西侧崎岖的山道缓缓流淌。
驮马粗重的响鼻声，马蹄铁磕碰碎石的嘚嘚声，勒勒车木轴缺乏润滑的吱呀声，以及刻意压低的、用蒙语和生硬汉语交替的简短指令，混杂在一起，撕破了黎明前最后的寂静。
乌兰的商队出发了。
打头的是四匹健壮的驮马，背上驮着捆扎结实、用防水油布覆盖的货物，主要是成捆的、未经鞣制的生皮和洗净的羊毛。
中间是三架勒勒车，车身用粗糙的原木钉成，车轮包裹着磨损严重的旧轮胎，车上堆着鼓鼓囊囊的麻袋、木箱和几个封着泥头的陶瓮。殿后又是几匹驮马，驮着帐篷、毡垫、炊具和草料。马匹和车辆之间，散落着十余人影。
乌兰走在最前面，依旧是一身便于行动的宝蓝色蒙古袍，腰间束带，脚踏皮靴，只是头上多了顶遮挡风沙的、边缘磨损的旧毡帽。
她手里握着一根赶马的长鞭，鞭梢无意识地轻点着地面，脚步沉稳，目光锐利地扫视着前方雾气弥漫的山道。
其其格不在队伍里。一天前，她已经带着两名最机灵的伙计，扮作探路的先行者，骑着快马，消失在西北方向的群山之中。
她的任务是提前抵达张家口外围，与苏绣娘的人接上头，建立前哨，并尽可能摸清哈拉沟“自卫军”营地的最新动向。
李星辰，或者说，北平来的“赵明澜赵老板”，走在队伍中间靠前的位置。
他换下了一身军装，穿上了慕容雪不知从哪儿弄来的一件半新不旧、面料还算不错的藏青色棉布长衫，外面罩了件灰鼠皮的坎肩，头上戴了顶同样半旧的礼帽，帽檐压得有些低，遮住了小半张脸。
脚下是千层底布鞋，沾满了出发时的泥泞。左臂的伤被长袖遮掩，不细看瞧不出异样。
他手里挂着一根光滑的枣木手杖，走得不快，微微佝偻着背，配合脸上刻意留下的、未经打理的胡茬和眼下的倦色，倒真有几分乱世中奔波劳碌、又竭力维持体面的小商人模样。
周文斌扮作他的“表亲兼管家”，穿着更朴素些的短打，腰间系着褡裢，亦步亦趋地跟在半步之后，脸上挂着生意人惯有的、谦卑又精明的笑容，眼神却不时警惕地扫过四周。
“铁匠”和“夜猫子”混在乌兰的伙计中，“铁匠”负责照看一辆载有“重货”的勒勒车，不时用粗布毛巾擦拭并不存在的汗水；“夜猫子”则走在队伍侧翼，眼神活络，东张西望，像个对什么都好奇的愣头青小伙计。
其余特战队员，包括石秀英的山地突击队骨干，已于前一夜分批化装成樵夫、猎户、逃荒的难民，从不同方向离开了营地。按照计划，他们将在数日后，于张家口西北百里外的几处预设地点分批集结。
队伍沉默地行进着，只有必要的、压低声音的交流。晨雾湿冷，浸透了单薄的衣物，也模糊了远山的轮廓。空气中弥漫着泥土、腐烂落叶和牲畜粪便混合的气息。
离开根据地控制区越远，这种无形的压力便越清晰。每个人都绷紧了神经，耳朵捕捉着风声、鸟鸣、以及任何不寻常的响动。手，看似随意地垂着，或搭在车辕、马背上，实则都离隐藏的武器不远。
乌兰选择的这条“古道”，早已废弃多年。许多路段被山洪冲毁，被疯长的灌木和荆棘淹没，需要不时用砍刀开路，或者绕行更险峻的山坡。
勒勒车在崎岖不平的路面上颠簸摇晃，发出不堪重负的呻吟，装载的货物需要用绳索反复加固。驮马也走得吃力，喷着粗重的白气。
“赵老板，前面路更窄，车怕是过不去了。”乌兰停下脚步，指着前方一道几乎被藤蔓完全遮蔽的、狭窄的山口。两边的山崖如同被巨斧劈开，怪石嶙峋，仅容一人一马勉强通过。
李星辰走到近前，看了看地形，又回头望了望来路。晨雾正在渐渐散去，阳光试图穿透云层，在山林间投下斑驳的光影。“能绕吗？”
“绕的话，要多走一天，而且得经过黑风店，那里有鬼子的一个检查站，比这儿麻烦。”
乌兰用鞭梢拨开垂下的藤蔓，露出后面黝黑的、仅容一线的天空。“这儿虽然难走，但胜在偏僻，鬼子想不到有人会走这里。以前走私贩盐的，常走这条缝。
李星辰没有犹豫。“那就从这里过。车上的货，能拆的拆，人背马驮。不能拆的”他看了一眼那辆载有“特殊货物”的勒勒车，“想办法弄过去。”
命令下达，队伍立刻行动起来。伙计们和“铁匠”、“夜猫子”一起，七手八脚地将勒勒车上的货物卸下，能分装的用麻袋、背篓重新打包，由人背或放在马背上。
那几口沉重的、封着泥头的陶瓮，里面除了真正的酒，还混有伪装过的“砖茶”，被用绳索和粗木杠做成简易担架，由四个力气最大的伙计小心翼翼地抬着。车架本身则被拆卸，较大的部件由人扛着，小的零件塞进背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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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那道“一线天”般的山口时，所有人都得侧着身子，手脚并用地在湿滑的岩石和盘根错节的树根间攀爬。
沉重的货物让这个过程变得异常艰难和危险。阳光被高耸的崖壁完全遮挡，通道内昏暗潮湿，充满了苔藓和腐殖质的阴冷气息。头顶偶尔有碎石被不慎碰落，哗啦啦地滚下，引起一阵紧张的屏息。
“小心！”“夜猫子”低呼一声，一把扶住旁边一个脚下一滑、差点连人带背篓摔下去的伙计。背篓里装的是晒硬的风干羊腿，撞击在岩壁上发出沉闷的响声。
“谢谢了兄弟。”那伙计惊魂未定，喘着粗气。
“留神脚下，看着点货！”前面传来乌兰压低声音的呵斥。
李星辰挂着手杖，走在队伍中段。
他看似步履沉稳，实则全身肌肉都处于微妙的紧绷状态，随时准备应对突发情况。左臂的伤口在攀爬和用力时传来隐约的刺痛，被他强行忽略。周文斌紧跟在他身后，一手虚扶，眼神不断扫视着前后和头顶。
短短不到三十米的山口，队伍用了近半个小时才全部通过。
当最后一个人喘着粗气踏上对面相对平缓的山坡，重新感受到阳光照在脸上时，不少人都有种虚脱般的感觉。衣服被汗水和岩壁的湿气浸透，紧紧贴在身上，冰冷的难受。
“抓紧时间，重新装车，赶路！”乌兰抹了把额头的汗，脸上没什么表情，但眼神里也有一丝如释重负。这条路她走过不止一次，但每次带着这么多“敏感”的货物通过，都像在刀尖上跳舞。
重新组装勒勒车，装载货物，又花费了不少时间。等队伍再次启程时，日头已经偏西。山势逐渐变得平缓，林木也稀疏起来，取而代之的是大片大片的、在初春寒风中摇曳的枯黄草甸和裸露的岩石。
风大了，带着北方草原特有的、干燥凛冽的气息，卷起地上的沙土，打在脸上生疼。视野开阔了，但安全感并未随之增加，反而因为无处隐蔽而让人更加警觉。
“前面就是土木堡旧址，再往北，就出了山区，进入坝上草原的边缘了。”乌兰指着远处一片隐约可见的、颓垣断壁的轮廓，“从那儿往西北，有一条车马道，能通到榆林堡，然后就是怀来。
不过，我们不走大路。从土木堡往西插，走麻黄峪，绕过怀来城，直接插向沙城方向。这样可以避开怀来和沙城的主要关卡，但路更难走，而且要过居庸关北边的山区哨卡。”
“居庸关哨卡？”周文斌眉头微蹙，“那里不是长城关口吗？鬼子把守肯定严。”
“严，但不是过不去。”乌兰语气平静，“居庸关是正经关口，盘查严，但正因为是关口，过往商旅多，鬼子也不能全拦下。只要手续齐全，货物没问题，打点到位，有机会过去。
比走那些设在荒郊野岭、专门抓‘可疑分子’的暗哨和流动检查站，反而安全点。那些地方的鬼子，为了功劳，什么都干得出来。”
李星辰点了点头。乌兰的分析有道理。正规关卡虽然严密，但有规矩可循，有机会周旋。荒郊野岭的暗哨，往往意味着毫无征兆的袭击和灭口。
“哨卡的情况，清楚吗？”
“守关的是一个日军小队，配一个排的伪军。带队的鬼子曹长叫渡边，贪财，尤其喜欢金表和好酒。伪军排长姓苟，是个兵痞，更贪，但胆子小，看鬼子脸色行事。”
乌兰如数家珍，“我们以前过哨卡，都是提前准备好‘买路钱’，两瓶好酒，几条好烟，再加点现大洋，一般能过。这次”
她看了一眼李星辰，“‘赵老板’您是体面人，场面上的‘孝敬’不能少，还得更足。关键是，货，绝对不能出岔子。
渡边这个人，收钱爽快，但查起货来也仔细，特别是对往北走的商队，查得更严，怕夹带‘违禁品’支援北边的抗日武装。”
“货，没问题。”李星辰语气肯定。
“铁匠”的手艺他信得过，那些“砖茶”被巧妙地封在陶瓮内层，外表毫无破绽，重量也经过配平，摇晃起来声音正常。其他零碎，藏的更是隐蔽。只要不把货物全部拆开、一寸寸摸索，很难发现。
“那就好。”乌兰不再多说，挥动鞭子，催促队伍加快脚步。“天黑前赶到麻黄峪口，在那里过夜。明天一早，过关。”
第二天，晌午刚过。
居庸关，这座历经数百年风雨、见证过无数金戈铁马的雄关，在惨淡的春日阳光下，显得格外冷峻而狰狞。
关城依山而筑，城墙高大，虽然不少地方已显破败，但主要关楼和瓮城依然被日军占据，膏药旗在墙头懒洋洋地飘着。
关门大开，但门前用沙包和铁丝网设置了路障，只留出仅容一车通过的缺口。
数十名头戴钢盔、枪上刺刀的日军士兵和更多穿着土黄色军装、抱着老套筒步枪、神色麻木的伪军，分散在路障内外，虎视眈眈地盯着每一个试图通过的人。
关前空地上，已经排起了不长不短的队伍。有推着独轮车、挑着担子的小贩，有赶着驴车、拉着山货的农民，也有几支类似乌兰这样、规模不等的商队。
空气中弥漫着汗臭、牲畜粪便味、灰尘，以及一种压抑的、令人不安的紧张。伪军的喝骂声，日兵生硬的汉语命令声，小孩被吓哭的啼声，以及检查货物时粗暴的翻动声，混杂在一起。
乌兰的商队排在队伍靠后的位置。所有人都不由自主地压低了帽檐，或移开视线，避免与那些日伪军直视。驮马似乎也感受到了不安，不时地踏动蹄子，喷着响鼻。
李星辰站在一辆勒勒车旁，用手帕捂着口鼻，似乎被灰尘呛得难受，微微咳嗽着，眼神低垂，但余光将关前的情形尽收眼底。
周文斌陪在一旁，脸上堆着讨好的笑，手里已经准备好了一个鼓鼓囊囊的、用红布包裹的小包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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