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万件灯芯绒夹克的成功交付，如同给大连试点注入了一剂强心针。账面上沉淀下的外汇（尽管部分已转化为设备）、车间里崭新的“juki”缝纫机嗡嗡作响、工人们眼中焕发的自信光彩，无不彰显着这条新路子的生命力和潜力。李云龙的腰杆挺得更直了，走起路来虎虎生风，仿佛那渤海湾的潮声都在为他助威。
“老程！”他推开程佩珊办公室的门，声音洪亮，“咱们这摊子，该扩了！就这一个小车间，缝缝裤子、做做夹克，能成多大气候？我看，把隔壁那个闲置的仓库也腾出来，再上两条线！不，三条！工人从全市招，年轻的、手巧的，有多少要多少！设备……设备咱们再用加工费换！老郑那边（郑裕昌）要是单子不够，就让霍先生帮忙介绍新客户！咱们大连，要成为北方最大的‘裁缝铺子’！”
程佩珊从一堆报表和布料色卡中抬起头，扶了扶眼镜。她理解李云龙的急切和雄心，但作为具体操盘者，她看到的是扩张背后必须填平的沟壑。
“李组长，扩大规模是必要的，但不能盲目。”她起身，走到墙上挂着的手绘车间平面图前，“首先，管理半径的极限。目前这个车间，一百五十名工人，三位香港师傅加上我们几个骨干，管理已经绷得很紧。如果再开两三条同等规模的生产线，管理人员、技术骨干从哪里来？直接提拔现在的工人？她们熟悉操作，但缺乏全局管理和质量控制经验。从外单位调？懂现代成衣生产管理的人，大连几乎没有。”
李云龙一挥手：“不会就学！你那个培训中心的点子不是很好吗？赶紧办起来！先培养班组长、质检员！”
“这正是我要说的第二点，标准化与可复制性。”程佩珊点头，“我们摸索出的这套办法，还停留在经验层面，依赖于陈师傅、何师傅他们的言传身教和我的随时调整。没有形成标准化的操作手册、培训教材、质量管理体系，扩大规模就是沙上筑塔，质量必然滑坡。培训中心必须办，但首先得把‘教材’编出来。这需要时间，需要系统总结。”
她顿了顿，继续道：“第三，市场风险。过度依赖‘大昌’一家，风险集中。郑老板是讲信誉的商人，但市场波动、客户转移订单是常事。我们必须拓展客户群。然而，新客户的开发需要时间建立信任，对方也会观察我们的规模、管理、品控是否稳定。在自身管理体系不健全的情况下，盲目接新单，尤其是要求各异的单子，极易出错，反而砸了招牌。”
“第四，政策与配套的瓶颈。”程佩珊的声音压低了些，“我们现在还是‘试点’，很多事靠您和赵政委的‘特事特办’。扩大规模，意味着更大的原料进口、更多的外汇流转、更频繁的人员物资调动。现有的《试行办法》很多条款是原则性的，具体执行中，海关、税务、银行、劳动部门，每一个环节都可能遇到新的掣肘。我们需要更细化、更具操作性的配套细则，这需要市里、甚至省里和中央部委的协调，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
李云龙听着，眉头又锁了起来，但这次没有急躁地打断。他拉了把椅子坐下，点燃一支烟，闷声道：“你说得在理。是老子有点冒进了。那依你看，下一步该怎么走？总不能原地踏步吧？”
程佩珊早有腹案：“巩固、消化、稳步扩张、伺机突破。具体分四步走：第一，立即启动‘出口加工业务培训中心’的筹备，我牵头，陈师傅他们做顾问，用一个月时间，把我们现有的工艺标准、质量控制点、班组管理方法，整理成初级的培训教材和制度文件。同时，从现有工人中选拔二十名优秀骨干，作为第一期‘管理培训生’，白天跟班，晚上学习，快速培养基层管理力量。”
“第二，与‘大昌’深化合作，试探其长期意向。可以邀请郑裕昌先生或霍启明先生来大连实地考察，展示我们的进步和规划，探讨签订一份一年期的框架合作协议，约定最低订单量、技术支援条款和更灵活的结算方式（包括继续用设备抵付），给我们一个相对稳定的‘基本盘’。”
“第三，谨慎拓展新客户。通过霍先生的关系，接触一两家与‘大昌’业务不冲突、信誉良好的其他香港贸易公司，先从几百件的小‘试单’做起，严格把控质量，建立初步联系。客户多元化，但步伐要稳。”
“第四，也是最关键却必须隐秘进行的，”程佩珊的声音压得更低，几乎只有两人能听见，“启动对‘北边’市场需求和渠道的深入调研。赵政委之前指示过。这方面，我们需要更具体、更落地的信息，不能只靠香港那边的二手消息。或许……可以通过一些特殊的边境民间渠道，或者利用大连历史上与俄、日的旧有商业人脉，进行极其谨慎的摸底。这需要专门的、可靠的人去办。”
李云龙深吸一口烟，缓缓吐出：“前三点，你来安排，我全力支持。要地皮给地皮，要人我去协调。培训中心，我看就在厂区边上划块地，先盖几间平房！请香港师傅编教材，给补助！第四点……”他目光锐利起来，“这事风险太大，得绝对可靠的人，用绝对安全的方式。我让保卫处老周暗地里物色人选，直接向我和你汇报。没有确切把握，绝不动作。”
两人达成了共识。扩张的油门依然要踩，但程佩珊给这辆刚刚起步的快车，装上了更清晰的导航仪和更可靠的刹车系统。
“大连市轻工业出口加工业务培训中心”的牌子，挂在了试点工厂旁边匆匆建起的几间红砖平房外。没有仪式，没有领导剪彩，在一个春寒料峭的早晨悄然揭牌。首批二十名学员，是从试点车间和全市几家服装社、纺织厂挑选出的佼佼者，清一色女性，年龄在二十到三十五岁之间，文化程度至少初中，最重要的是手巧、肯学、有一定组织能力。
程佩珊兼任中心主任，陈师傅被聘为“总技师”，何师傅、梁师傅以及试点车间表现最突出的两名女工（已被提拔为生产组长）担任讲师。教材是现编的——程佩珊带领骨干们，将过去几个月积累的工艺单、质检记录、问题分析、改进措施，分门别类，配上简图，用蜡纸刻印装订成册，虽然简陋，却是第一手实战经验的结晶。
培训内容分为三块：技术实操（由香港师傅和熟练组长示范，学员在旧机器上反复练习关键工序）、质量管理（学习看工艺单、使用检验工具、填写质量报表、分析常见缺陷）、班组管理基础（如何排工序、记考勤、做生产日报、调动组员积极性）。理论课不多，但每一条都紧扣生产实际。
晚上，平房里灯火通明。学员们围坐在课桌旁，就着昏黄的灯光，啃读那些还散发着油墨味的教材，或在程佩珊的带领下，讨论白天生产中遇到的疑难案例。陈师傅偶尔会背着手踱进来，沉默地看一会儿，然后指出某个工艺要点讲解上的细微偏差。他的严格，从车间延伸到了课堂。
李云龙也常来转悠，他不听课，但喜欢在窗外看看那些专注的脸庞，有时会拎来一篮子苹果或橘子，让学员们课间加餐。“这些都是未来的种子！”他对程佩珊说，“等她们学成了，放出去，一个带十个，十个带百个，咱们的队伍就壮大了！”
学员们私下称自己为“黄埔一期”，充满了使命感和荣誉感。她们知道，自己学成后，很可能就是新生产线的班长、质检主任，甚至是未来分厂的骨干。这种明确的职业前景，在当时的国营工厂里是罕见的，极大地激发了学习热情。
与此同时，程佩珊通过霍启明，向郑裕昌发出了正式邀请。郑裕昌对大连试点的进步速度感到惊讶，欣然同意，并带上了公司的两名高级经理。考察持续了三天。郑裕昌仔细查看了改造后的车间、新引进的设备、正在进行的夹克生产，以及那个刚刚起步但已显雏形的培训中心。他尤其对程佩珊主导整理的那套初步的管理文件和培训教材感兴趣，翻看了许久。
“程小姐，你们做得比我想象的更好，更有章法。”郑裕昌在会谈时感慨，“不光是会做货，已经开始想怎么系统地做、怎么做大。这很难得。”
程佩珊借此机会，提出了签订一年期框架合作协议的设想：“大昌”承诺每年提供不低于三十万件（套）的订单（涵盖不同品类），并继续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和部分关键面辅料；大连方面保证产能、质量和交期，并给予“大昌”优先权和一定的价格优惠；结算方式可灵活组合（港币、设备抵付、甚至部分以国内紧缺的轻工业原料结算）。
郑裕昌与手下经理商议后，原则上同意了合作方向，但对具体数字和条款提出了修改意见。谈判进行了两轮，最终达成的协议是：首年度保证订单二十万件（套），合作期内“大昌”协助引入至少一项新工艺或新设备；大连方面设立“大昌”；结算方式采用“70港币+30设备/原料抵付”。协议虽不具严格法律约束力（受制于当时的环境），但为双方提供了稳定的合作预期。
框架协议的达成，给了大连试点吃了一颗定心丸。产能扩张有了明确的订单依托，程佩珊开始规划，在培训中心第一期学员结业后（约两个月后），正式启用隔壁仓库，开设第二条生产线，专门承接“大昌”的订单。
框架协议在手，程佩珊并未放松对新客户的开拓。她通过霍启明，谨慎地接触了另外两家香港贸易公司。一家是主营针织衫的“联发贸易”，老板姓吴，规模中等；另一家是专做童装和玩具的“昌兴行”，老板姓马，业务比较杂，但渠道广泛。
接触是试探性的。程佩珊没有急于邀请对方来看厂，而是先通过霍启明传递了经过精心整理的试点介绍资料（剔除了敏感信息），重点突出质量稳定性、交货准时性和政府支持背景。同时，她提出可以承接“试单”——数量不限，但工艺需在现有能力范围内，并且大连方面有权根据“试单”情况决定是否接续正式订单。
程佩珊没有将这个“试单”放在已满负荷的夹克生产线，而是专门调出五台机器，挑选了五名心细手稳的女工，由她自己和一位对针织稍有了解的本地老裁缝亲自盯控。她们先用了两天时间，用相似废料反复试验针迹、研究如何防止卷边、怎样熨烫不变形。正式生产时，每一步都倍加小心。五百件针织衫，做得比两万件夹克还令人紧张。
货物发出后十天，“联发贸易”回复：验收合格，客户满意。吴老板随即通过霍启明询问，如果订单增加到五千件，大连方面能否在两个月内交货，并提出了略低一些的单价。
程佩珊没有立即答应。她仔细核算了产能、原料（这次对方只提供样式，面料需大连自行采购或通过其指定渠道购买）、以及可能对“大昌”专线造成的影响。在征得李云龙同意后，她给出了有条件接受的回复：可以接，但面料采购需由“联发”负责或提供明确采购渠道确保质量，单价需维持“试单”水平，且交货期需预留至少七天缓冲。几轮沟通后，双方达成一致。大连试点就这样，以严谨甚至有些保守的姿态，拿下了第二个稳定客户。
“昌兴行”的马老板则更狡猾一些。他发来的“试单”是一千个填充布娃娃，造型简单，但涉及裁剪、缝纫、填充、绣花（简单眼睛嘴巴）和包装多个环节，工序琐碎，管理成本高，单价压得极低。程佩珊评估后认为，这种产品利润太薄，且与服装生产的管理模式差异较大，容易干扰主业。她委婉但坚定地回复：目前产能专注于服装成衣，此类产品暂无法承接，但感谢垂询，期待未来在其他领域合作。
马老板碰了个软钉子，反倒对大连方面的专业和定力有了印象，后来通过霍启明传话，表示理解，并留下了未来合作的可能。
两次“试单”经历，让程佩珊更清晰地认识到自身的优势和边界。她起草了一份《新客户与新订单接洽评估指引》，明确了接单前必须进行的工艺可行性分析、产能影响评估、利润测算和风险排查流程。试点业务，在快速发展的同时，开始尝试建立风险防火墙。
当大连试点在南方来的订单和自身能力建设中稳步前行时，赵刚在沈阳的办公室里，将目光更多地投向了北方。对苏贸易的试探，是他战略棋盘上深思熟虑但必须落下的关键一子。然而，这步棋的走法，需要超乎寻常的谨慎与精巧。
他否决了李云龙提出的通过边境民间渠道直接接触的提议，认为过于危险，容易授人以柄。他的思路更迂回，也更依托于现有的“安全”渠道——香港。
在一次高度机密的通信中（使用预先约定的商业暗语），赵刚向霍英东提出了一个极其敏感的问题：“霍先生，近来国际航运市场，可曾听闻北方邻国（指苏联）各港口，对各类日用消费品的实际吞吐需求与私下交易行情？有无可靠朋友，专注于此类跨国界的、非官方的物流信息？”
霍东何等敏锐，立刻明白赵刚所指。他回信没有直接回答，而是提到：“近期与一些跑远东航线的船长叙旧，听闻海参崴、纳霍德卡等港，港务人员及家属，对品质稍好的纺织成品、皮革制品、乃至糖果巧克力等，私下问询者众。官方商店品类稀少，价格高昂。偶有西欧或日本货物经第三地流入，颇受欢迎。然此类交易，多在灰色地带，水深且浑，非熟悉当地码头规则及人情网络者不可为。”
这印证了赵刚的判断：苏联轻工业品短缺，存在巨大的地下或半地下需求市场。但如何切入？直接与苏联港口人员交易？目标太大，风险不可控。
赵刚反复思量，指示李云龙和程佩珊，在不提及任何对苏意图的前提下，做两件事：第一，通过霍启明，以“拓展潜在市场调研”为名，收集目前香港市场上，哪些类型的中国轻工产品（包括内地其他口岸生产的）或东南亚产品，曾通过非正规渠道流入苏联远东地区，具体品类、大致价格、包装特点。第二，精选一批大连试点生产的最优质的灯芯绒夹克、以及试做的少量精纺棉衬衫，要求包装上去除任何中文厂名标识，改用英文或俄文通用标签，发往香港霍启明处，并附上详细的成本与建议离岸价。这批货不说明具体用途，只称“供霍先生协助评估国际市场价格竞争力”。
货到香港后，霍启明依约行事，通过自家航运公司里与远东航线有联系的老人，将这批“无标识优质成衣”的信息和少量样品，极其隐晦地透露给了几个常跑苏联远东港口、有门路处理“特殊货物”的独立船务经纪人。这些人背景复杂，游走在合法与非法之间，但消息灵通，门路诡异。
信息如同投入深潭的石子，起初波澜不惊。但一个月后，一条极其隐秘的反馈，通过多重中间人，辗转传到了霍启明耳中，又经加密后发往沈阳。
反馈信息显示：1 样品在纳霍德卡港“小范围展示”后，引起了某些“有特殊采购需求人士”的兴趣，认为质地和做工优于常见的东欧产品，款式也比苏联本地产品“时髦”；2 对方询价，但要求以物易物，明确提出可用某些“闲置工业品”或“原材料”交换，并附上了一份模糊的清单草稿，上面赫然列有：特定型号的合金钢锭（非军品级）、旧机床（车床、铣床）、大功率柴油发电机（二手）、甚至还有“过期但未使用的技术图纸”（泛指某些民用工业领域）；3 对方身份不明，但暗示与港口管理机构、当地物资调拨部门乃至某些“企业代表”有联系，强调交易需“绝对隐秘”、“小额试探”、“不涉及官方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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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刚拿到这份模糊却信息量巨大的反馈时，已是深夜。他独自在办公室，对着那份清单草稿和寥寥数语的背景说明，反复研读，香烟燃尽了一支又一支。心跳不由自主地加快。对方的回应，既在预料之中（希望易货），又远超预期（清单上的东西，恰恰是东北一些重工业企业梦寐以求却又难以通过正规渠道获得的）！
风险是巨大的。这几乎是在与苏联体制内的灰色力量进行交易，一旦暴露，外交风波、政治批判将接踵而至。对方身份不明，可能是寻求私利的官僚，也可能是克格勃的诱饵。交易过程不可控，货物（无论是我们的成衣还是换回的设备）在运输、交接中任何一个环节出事，都可能万劫不复。
然而，机遇也同样巨大。如果成功，这将开辟一条绕过官方技术封锁、直接获取急需工业物资的隐秘通道！用我们自己生产的轻工产品，去换取重工业的“血液”和“骨骼”！这比单纯赚取外汇再购买，更直接，更高效，而且可能触及一些外汇也买不到的“非卖品”。
赵刚在房间里踱步。窗外的沈阳城沉寂在夜色中，只有远处工厂区隐约的灯火。他仿佛能看到，黑龙江南岸那些因为缺乏关键部件而停摆的机床，那些因为材料不合格而反复试验的工程师焦灼的脸。
“干了！”赵刚一拳轻轻砸在桌面上，眼中闪过决断的光芒。但他立刻冷静下来。不能蛮干，必须设计一个天衣无缝的、多重防火墙的方案。
他坐下来，开始起草一份绝密的行动计划纲要，代号“北风”。核心原则：1 绝对切割：大连试点、霍家、乃至东北局，都不能直接出现在交易链条中。必须在香港和苏联远东分别找到或设立至少两层以上的“白手套”公司或代理人，所有资金、货物交割通过这些中间环节进行，使用无法追踪的离岸账户和货船。2 严格限控：首次交易，规模必须极小，以“测试通道”为名。我方提供的成衣，价值不超过五千美元（按国际市价估算）。对方提供的交换物，也必须是小批量、低敏感度的，比如先尝试交换几吨非敏感的合金钢或一两台旧机床。3 实物验证：换回的物资，必须经过我方秘密技术人员的严格检验，确认其真实价值和无害性（如非窃取的我方物资、非故意损坏的废品等）。4 风险熔断：预设一旦任何环节出现异常迹象（如对方要求交易敏感军品、对方人员身份可疑、运输环节被盘查等），立即无条件终止，切断所有联系，宁可损失前期投入，绝不深入。
计划草案完成后，赵刚没有立即下发。他需要更周密的推演，也需要一个绝对可靠、胆大心细且具备国际视野的执行人。程佩珊专业但缺乏此类隐秘行动经验；李云龙有胆魄但作风过于刚猛，容易留下痕迹。他思来想去，一个人选逐渐清晰——霍启明。这个年轻人，既有霍家的背景和商业网络，又受过西方教育，熟悉国际规则，心思缜密，且通过前期的合作，证明了他对内地事业的同情与可靠。更重要的是，由霍家人操盘，一旦出事，回旋余地更大，可以推诿为“港商自发商业行为”。
但让霍启明卷入如此高风险的活动，霍东会同意吗？这无异于将霍家置于巨大的政治风险之中。赵刚决定，必须亲自与霍英东进行一次绝密的、面对面的沟通。这需要安排一个绝对安全的时间和地点。
与此同时，在大连，程佩珊接到了赵刚的加密指示：立即根据现有最优质产品的标准，秘密准备一批“无标识、高品质、款式中性”的成衣和少量皮革手套、帆布工具包等样品，总价值控制在五千美元左右，单独存放，等待进一步指令。她不知道这些货物的最终去向，但从指示的严密程度和赵刚亲自过问的态势，她意识到，一场比单纯接外贸订单更深、更险的棋局，已经悄然开盘。
车间的缝纫机声依旧规律，培训中心的灯火每晚亮起，新的订单在洽谈中。表面的一切，仍在“巩固、消化、稳步扩张”的轨道上运行。但一股潜流，已经注入了渤海湾看似平静的水面之下，向着北方冰封的海域，悄然渗透。针尖，开始尝试去挑动更厚重、也更危险的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