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秋的香港空气中依旧弥漫着潮湿的暑热，但维多利亚港的海风已带上一丝凉意。夜幕降临，两岸的霓虹渐次亮起，勾勒出这个远东自由港繁忙而迷离的轮廓。在九龙尖沙咀一栋并不起眼的老式商厦顶层，一间挂着“南洋贸易咨询公司”牌子的办公室里，窗帘紧闭，灯光柔和。
霍东与赵刚的会面，安排得如同一次最寻常的商业拜访。赵刚化名“赵先生”，持着经过巧妙安排的证件，以内地某省“实业考察团”成员的身份抵港，公开行程满满当当。只有在这个夜晚，他悄然脱队，在霍家绝对心腹的接引下，来到了这间安全的密室。
没有寒暄，直接切入主题。赵刚将那份代号“北风”的行动纲要，以及苏联方面模糊的反馈清单，推到了霍英东面前。霍英东仔细阅毕，沉默良久，指尖在清单上“合金钢锭”、“旧机床”等字样轻轻敲击，室内只听得见老式座钟缓慢的滴答声。
“赵先生，”霍东终于开口，声音平稳，但眼神锐利如鹰，“此事，是火中取栗，更是刀尖跳舞。一旦失手，你我身败名裂事小，恐累及大局，伤及国家信誉。”
赵刚坦然迎着他的目光：“霍先生所言极是。风险，我与同志们反复权衡，夜不能寐。然而，北边技术封锁日紧，我东北工业，尤其船舶、机械、冶金，缺的不仅是外汇，更是这些‘硬家伙’和‘死图纸’。正规渠道，求告无门。此缝隙若真存在，或许是苍天予我辈一线生机。当然，若无霍先生鼎力，此事绝不可为，我亦不敢强求。”
霍东站起身，踱到窗边，微微掀开窗帘一角，俯瞰脚下流光溢彩的港湾，那里泊满各国商船，其中亦有他霍家的旗帜。他想起抗战时冒险为内地运送物资的往事，想起建国初突破封锁运回“破烂”设备的艰辛，更想起自己心中那份未曾熄灭的赤子情怀。
“我不是怕风险，赵先生。”霍英东转过身，目光坚定，“我霍英东一介商人，能在香江立足，靠的不是顺风顺水。我是担心，此事牵扯太深，若操作稍有差池，非但换不回东西，反而可能被对方利用，甚至成为攻讦内地的口实。我们面对的，绝非普通走私商人，很可能是……苏联国家机器内部某些有心人，甚至是披着商人外衣的触角。”
“所以我们才需要‘绝对切割’和‘严格限控’。”赵刚走到墙边一幅巨大的世界海运图前，手指点在纳霍德卡港，“首次交易，规模极小，目的仅是测试通道、验证对方诚意与能力。执行人必须绝对可靠、机敏、熟悉国际灰色地带的规则。我思来想去，唯有启明世侄，可堪此任。他年轻，有冲劲，受过现代教育，思维缜密，最重要的是——他身上流着霍家的血，有担当。”
提到霍启明，霍东眼神复杂，既有骄傲，也有一丝难以察觉的忧色。这个他最看重的侄子，才华出众，但也正因如此，他更不愿其卷入过于险恶的漩涡。
仿佛看穿霍英东的心思，赵刚诚恳道：“霍先生，我视启明如子侄，绝无将他置于不必要的险地之意。整个计划，他将居于第二线甚至第三线，真正的‘白手套’，我们会设法物色更边缘、更不易追踪的角色。启明的任务，是居中协调、判断信息、控制风险阀门。他无需亲自前往苏联，甚至无需直接接触对方核心人员。所有指令，通过多重加密和间接渠道传递。一旦他判断风险超标，有权立即终止一切，无需请示。”
霍东沉吟半晌，走回桌前，手指重重按在那份纲要上：“我需要和启明谈一次。若他自愿，且你们能保证他所处层级的安全边际，我……不反对。但计划必须再细化，每一个环节都要有备用方案和紧急撤离设计。货物交割地点，不能选在苏联港口，太被动。最好选在公海，或第三国（地区）的中立水域，比如……日本海靠近国际航线的某处。船只要用绝对清白、与霍家和大陆都无表面关联的。”
赵刚精神一振：“霍先生考虑周全！公海交割，我方船只悬挂方便旗，人员全部雇佣外籍，货物多层伪装。具体地点和联络信号，请启明世侄与对方试探商定。至于‘白手套’，我这边也在物色，或许可以通过澳门一些背景复杂的葡萄牙裔贸易商，或者东南亚的华人侨商网络。”
当夜，霍启明被秘密唤来。得知整个计划后，这个年轻人眼中没有恐惧，反而闪烁起一种混合着冒险精神与使命感的激动光芒。他仔细研究了赵刚带来的资料和霍英东的补充意见，提出了几个关键问题：如何验证对方提供的“闲置工业品”真伪及价值？交易使用的货币（或计价标准）如何确定以避免争议？万一对方提供的货物有隐蔽的追踪装置或恶意破坏怎么办？
讨论持续到凌晨。最终，一个更加周密、多层绝缘的“北风计划”10版本成型。霍启明将作为总协调人，化名“林先生”，通过一个新注册于新加坡、董事背景清白的空壳公司“信天翁贸易”，与苏联方面可能的代理人进行联系。首次接触的议题，不再是模糊的意向，而是具体提出：用价值约五千美元的优质无标识成衣、皮革制品，交换“可供评估的、小批量的、非敏感性工业金属样品（如某种标号的合金钢）或状态良好的二手通用机床一台”，交割地点建议设在“日本海xx纬度yy经度附近公海”，具体时间另议。对方需提供货物清晰照片、基本技术参数（可模糊化处理）及来源无害担保（尽管这种担保本身可能毫无意义）。同时，“信天翁”会提出，将由“独立第三方检验员”在交割时现场初步查验货物。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
“就这样，以最商业、最谨慎、也最不信任的姿态去接触。”霍启明总结道，“如果对方连这些条件都愿意接受并积极安排，说明他们确有交易意愿且有一定能力。如果对方退缩或提出过分要求，我们就立刻停止。”
赵刚紧紧握住霍启明的手：“启明，一切小心。你的安全是第一位的。有任何风吹草动，记住，断尾求生，不留痕迹。”
数日后，“信天翁贸易”的询盘，通过那几位神秘的船务经纪人，再次飘向了纳霍德卡港。这一次，它披上了更正式、也更难追踪的商业外衣。
等待是焦灼的。大连方面，程佩珊按照指令，早已将一批精心制作、品质上乘的“无名货”准备妥当。这批货包括：一百件做工极为考究的男式厚呢大衣（仿照经典的英式风格，但去除了任何装饰性元素）、两百双牛皮劳保手套、五百件高支棉混纺衬衫，以及少量帆布工具包。所有标签均为纯英文，标注着虚构的“国际劳工用品公司”字样。程佩珊甚至特意让工人在一些不起眼的内衬处，缝制了细微的、难以仿冒的独特针迹作为暗记，以便万一需要追查时辨认。货物打包装箱后，存放在试点厂区一个独立、隐蔽的仓库中，由李云龙指派的绝对可靠的保卫人员看守。
香港方面，霍启明则动用了霍家庞大的航运与贸易网络资源，物色合适的运输工具和人员。他选定了一艘经常往来于日本、台湾、东南亚航线，船东是希腊人，船员多为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籍的旧货轮“海星号”。这艘船与霍家仅有极其间接的租约关系，且即将执行一次前往日本札幌的常规运输任务，航线恰好经过预定公海区域附近。霍启明通过复杂的中间人，以“临时加运一批样品前往日本测试市场”为由，支付了高昂的运费，让“海星号”同意在指定坐标点短暂停留，进行一场“海上货物转驳”。船长和船员只被告知这是客户要求的特殊物流操作，对此类灰色地带的小动作心照不宣，只要报酬丰厚，他们并不关心箱子里是什么。
另一边，纳霍德卡港的回应，在将近三周的沉寂后，终于传来。对方没有使用之前的船务经纪人渠道，而是直接向“信天翁贸易”在新加坡的注册地址发来了一封商业电报，措辞简洁而古怪：“贵司询盘收悉。可提供Бh-2型合金结构钢样品五吨，或ЧПy-16旧车床一台（附照片）。需贵方等值日用消费品，清单需确认。交割可接受公海提议，但地点需东移十海里。安全由我方保证。请回复确认意向及商品明细。联系人：安德烈。”
电报落款“安德烈”，是一个在苏联常见的名字，毫无特征。随电报模糊提及的，还有一张黑白照片的缩略描述，依稀可辨是一台保养状况似乎还不错的卧式车床，背景像是某个堆满杂物的仓库角落。没有更多技术参数，没有来源说明。
霍启明将电报内容紧急加密后传给赵刚。赵刚立即召集了在沈阳的秘密技术小组（由几名政治上绝对可靠、业务精湛的金属材料和机床工程师组成，他们被临时抽调，签署了严格的保密协议）。小组成员仔细分析了“Бh-2型合金结构钢”这个代号，根据有限的苏联材料手册回忆，初步判断这是一种中碳铬钼合金钢，常用于制造齿轮、轴类等中等负荷零件，虽非最顶尖的军用材料，但对于国内很多机械厂来说，已是求之不得的优质钢材。而那台“ЧПy-16”车床，如果照片属实且功能完好，即便是旧型号，其精度和自动化程度也可能超过国内许多工厂正在使用的主力机床。
“东西是好东西，但来源和状态存疑。”技术小组负责人谨慎地表示，“尤其是机床，长途海运颠簸，内部是否有暗伤，电路是否被改动，很难说。合金钢如果是真品，五吨量不大，但足以用来进行关键部件的试制或作为对比标样。”
赵刚决策：同意进行首次试探性交换，但选择交换五吨Бh-2型合金结构钢。理由：钢材状态相对容易检验（可通过便携式光谱仪进行初步成分分析，也可通过观察外观、测量尺寸判断大致真伪），且运输、隐藏相对机床更容易。机床目标太大，检验复杂，风险更高。
霍启明接到指示后，以“林先生”名义回电“安德烈”，确认用清单上的日用消费品交换五吨Бh-2合金钢样品，并提供了详细的商品清单（品名、数量、包装规格），同时坚持要求对方在交割时，必须允许己方检验人员登船对钢材进行现场取样和初步光谱分析，否则交易取消。此外，对交割地点东移十海里的提议表示同意，但给出了一个修正后的、更精确的经纬度坐标（位于国际航道附近，但非主航道，且水深适宜停泊）。
又是一段令人心焦的等待。这一次，“安德烈”的回复快了许多，几乎在二十四小时内就传来：“同意检验。样品钢已备。请于11月5日当地时间凌晨4时至6时，在指定坐标等候。识别信号：贵船挂蓝黄两色旗，闪烁绿光三次；我方船挂红旗，闪烁白光两次。货物过驳，检验同步，一小时内完成。只此一次，过时不候。”
电报内容强硬，带着苏式办事风格特有的不容置疑，但也透露出对方同样急于完成这次试探性接触。日期定在十天后，时间窗口极窄，且是凌晨，显然是为了规避可能的监视。
所有环节立刻高速运转起来。大连的货物被秘密运出，通过铁路冷藏车厢运抵广州，再转由一艘与霍家无关的沿海小货轮运至香港外海指定地点，在夜色中过驳到早已等候的“海星号”上。“海星号”随即启航，驶往日本方向，并在预定日期前悄然调整航线，向那个寒冷的公海坐标点驶去。
霍启明没有随船。他坐镇香港，通过“海星号”上一位他用重金收买、安置的“特别联络员”（一位经验丰富的马来西亚籍大副，拥有简单的无线电操作技能和基本的应变能力），保持单向联系。检验人员则由那位大副兼任——霍启明紧急培训了他如何使用便携式光谱仪（当时的高科技设备，通过霍家的海外关系秘密购入）进行最简单的金属成分指向性测试，并给了他一份Бh-2钢大致的成分范围参考表。真正的技术判断，依赖于现场取样和后续的详细分析。
赵刚在沈阳，李云龙在大连，程佩珊在试点厂区，所有人都彻夜未眠，守着保密电话或无线电静默，等待那片黑暗公海上未知的结果。
十一月的日本海，寒风刺骨，涌浪起伏。“海星号”关闭了大部分航行灯，像一头沉默的巨兽，在预定时间驶抵坐标点附近，在黑暗中缓慢巡弋。船长紧张地注视着雷达屏幕和漆黑的海面，不时对照着海图。甲板上，水手们披着厚厚的棉衣，呵出的白气瞬间被风吹散。几个特殊的货箱被提前搬到了靠近船舷的位置，方便吊运。
凌晨三点五十分，雷达屏边缘出现了一个微弱的光点，缓缓靠近。对方船只没有开启导航灯，如同幽灵。随着距离拉近，隐约可见是一艘吨位与“海星号”相仿的旧式货轮，船型有些像苏联制造的“列宁格勒”级。
“挂旗！”船长低声命令。一面事先准备好的蓝黄两色旗升上桅杆。同时，桅顶的信号灯向对方方向，有规律地闪烁了三次绿光。
片刻沉寂。对方船只上，一盏白色的信号灯亮起，闪烁了两次。然后，一盏昏暗的红灯在它的桅杆上升起。
识别信号吻合！
两艘船在波涛中艰难地保持相对静止，距离约五十米。对方甲板上出现几个人影，看不真切面容，都穿着厚重的棉工装。没有喊话，没有更多的灯光信号。对方船上放下小艇，载着几个人和几个用防水布盖着的长条形物体，向“海星号”划来。
“准备过驳！”“海星号”的大副——那位马来西亚籍的联络员——低声指挥。己方的吊车缓缓将装有轻工品的货箱吊起，移向船舷外。同时，对方小艇靠近，将几个用绳索捆扎牢固的金属锭（每块约一立方米）系上“海星号”抛下的缆绳。
货物交接在沉默和寒风中快速进行。对方小艇上的人动作熟练，一言不发。当第一块钢锭被吊上“海星号”甲板时，大副立刻带人上前，按照计划，用撬棍和锤子，在其中一块钢锭的边缘，奋力敲下一小块碎片。刺耳的声音在夜海中格外清晰。对方小艇上的人似乎瞥了一眼，但没有阻止。
大副将碎片拿到舷边一个临时搭起的、用帆布围挡的避风处，那里接驳着船上的应急电源。他打开便携式光谱仪，预热，校准，然后将探头对准金属碎片。仪器发出轻微的嗡鸣，小小的显示屏上，光谱曲线开始跳动。他紧张地对照着手中的参考表。铬、钼、碳……几个主要元素的特征峰出现的位置和强度，与参考表中Бh-2钢的典型谱线有相当高的吻合度！虽然无法精确量化，但足以初步判断，这确实是铬钼合金钢，而非普通碳钢或废铁。
他朝船长点了点头，伸出大拇指。船长会意，示意吊车继续作业。
五块钢锭（目测体积与重量估算，五吨左右）全部过驳完毕。己方的几个货箱也稳稳落在了对方小艇上。对方小艇上的人快速检查了货箱外观和封条，同样没有开箱验货，只是挥了挥手。小艇迅速脱离，向母船划去。
整个过程，从识别到完成，不到五十分钟。两艘船如同完成了一次短暂而诡异的交配，随即各自转向，加速驶离，迅速消失在黎明前最浓重的黑暗与海雾之中。没有告别，没有多余的动作，只有海浪拍打船舷的哗哗声，仿佛刚才的一切从未发生。
“海星号”的船长长长舒了一口气，擦去额头的冷汗，立刻命令全速驶离该区域，按原计划前往札幌。大副则将那块金属碎片和光谱仪打印出的简易谱图妥善收藏，并将整个过程写成简短的密语报告，准备在抵达下一个安全港口后，通过预先安排的渠道发往香港。
当“海星号”安全抵达札幌，报告通过层层中转终于呈递到霍启明和赵刚面前时，沈阳的初雪已经落下。
初步检验成功！交换来的，极大概率是真正的Бh-2合金结构钢！
赵刚拿着那份简单的报告和附带的谱图复制件，手微微有些颤抖。不是害怕，而是混合着巨大风险释放后的疲惫与首战告捷的激动。虽然量很小，虽然来源依然成谜，虽然对方“安德烈”的身份和目的依旧笼罩在迷雾中，但这第一步，毕竟迈出去了！用我们自己缝制的衣服、手套，换回了五吨宝贵的工业合金钢！这证明，那条看似不可能的缝隙，确实存在！
他立刻指示技术小组，待钢锭运回后（“海星号”将在完成日本运输任务后，绕道其他港口，最终将钢锭混杂在普通废金属中运回广州，再秘密转运至沈阳），立即进行最严格、最全面的理化检验和机械性能测试，并评估其实际应用价值。
“北风计划”首次试探的微澜，似乎并未在广阔的国际政治海洋中掀起任何可见的波浪。苏联官方没有任何异常反应，中国的外交电报往来也一切如常。那五吨钢铁，如同滴入沙漠的水珠，消失得无影无踪。
但在有限的知情人心中，变化已然发生。
大连试点，程佩珊并不知道那批“无名货”的具体去向和结果，但她能感觉到笼罩在赵刚和李云龙身上那种微妙的、如释重负又更加凝重的气氛。她专注于自己的领域：培训中心第一期二十名学员以优异成绩结业，其中八人被提拔为新规划的“大昌专线”第二车间的班组长和质检骨干；第二、第三条生产线的设备陆续到位并安装调试；与“联发贸易”的五千件针织衫订单顺利完成，质量获得好评，对方已暗示下一季可能有更大合作。
更重要的是，她主导编写的《出口加工业务管理规范（试行第一版）》和《初级工技能培训大纲》初稿完成，虽然粗糙，但毕竟将几个月的实践经验进行了初步系统化。李云龙拿着这两本小册子，如获至宝，嚷嚷着要在全市轻工系统推广。
然而，就在一切似乎向好的方向发展时，一个意想不到的转折出现了。
苏联方面，那批用钢铁换走的中国产高质量日用消费品，尽管去除了标识，但其精良的做工和实用的设计，在纳霍德卡港某个小圈子里悄然流传，甚至引起了稍高层级人物的注意。这种注意，并非完全是坏事，但也绝不仅是好事。
一天，霍启明接到一个来自欧洲的陌生电话，对方自称是“安德烈”的“同事”，语气比“安德烈”更官方化一些。他没有提及任何具体交易，只是用一种近乎外交辞令的方式表示：“我方有关人士，对上次商业交流中体现的产品质量表示认可。认为此类标准化的日用消费品，若能保持稳定供应，或许对缓解某些地区的物资调剂压力有所助益。未来或可探讨更制度化、但规模依然有限的互通有无可能性。当然，一切需在符合双方总体商业环境和政策框架的前提下进行。”
这番话听得霍启明心惊肉跳。对方似乎在暗示，他们知道了货物来自中国（这并不难猜），并且可能有将这种灰色交易“半制度化”的意图！这比单纯的走私更加危险，意味着对方体系中可能有更多人、更高层级的人被牵扯进来，或者被这种“实惠”所吸引。它可能打开一扇更大的门，也可能引来更严密的监视。
几乎在同一时间，赵刚通过自己的情报渠道，捕捉到一丝异常：沈阳的苏联专家中，有两人近期的活动报告里，偶然提及“中国同志的地方轻工业似乎有所进步”，语气平淡，但结合时间点，让赵刚警铃大作。难道“北风”的行动，已经引起了苏联在华官方人员的某种侧面关注？
“必须降温！”赵刚立刻做出判断。对方伸出的“橄榄枝”可能是诱饵，也可能是内部不同势力博弈的结果。但无论如何，在情况未明时，继续深入的风险呈几何级数增长。
他命令霍启明，以“信天翁”名义，给“安德烈”一封措辞冷淡、公事公办的回电：“感谢认可。我方产品供应受多种因素制约，稳定性有待观察。当前暂无扩大商业交流计划。保持联系。同时，他指示大连试点，近期不再准备任何“无名货”，专注于公开的、正常的对港加工贸易。
“北风计划”在取得一次脆弱的成功后，被赵刚主动按下了暂停键，转入更深的潜伏状态。他需要时间，让那五吨钢铁的涟漪彻底平静，也需要时间，观察苏联内部可能因此产生的任何细微裂痕或反应。
但战略的轮盘一旦转动，便很难完全停止。不久之后，一个似乎与“北风”完全无关、却可能带来新的巨大机遇的消息传来：由于朝鲜战争后长期的军事对峙和自身轻工业薄弱，朝鲜方面通过正式外交渠道，向中国提出，希望中国能协助其建立或改造一批被服、鞋帽、日用橡胶制品工厂，以改善军民基本生活物资供应。他们看中了中国在抗美援朝期间积累的军需生产经验和近年轻工业的发展，尤其提到了东北地区的工业基础。为回报，朝鲜可以用其拥有的矿产资源（如铁矿、煤炭）或某些“友好的、非敏感的技术交流”作为补偿。
这个请求被提交到了中央，并很快作为一项“政治任务”兼“经济合作项目”下达到东北局。赵刚看到文件时，心中猛地一动。朝鲜，同样是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但与苏联关系密切，且其需求是公开的、政府层面的！如果操作得当，是否可以将大连试点培养出的产能、技术和管理经验，以一种更安全、更正式的方式“输出”到朝鲜，并借此换取我们需要的资源？甚至……能否以朝鲜为跳板或中介，间接实现一些对苏的技术或物资交流？
他立刻召集李云龙和程佩珊研究。程佩珊敏锐地指出：“朝鲜的需求，可能是我们试点经验大规模复制、验证和升级的绝佳机会！而且，这是国家任务，名正言顺，可以调动更多资源，突破很多我们试点中遇到的内部瓶颈。”
李云龙则摩拳擦掌：“帮兄弟国家建厂？这活儿咱能接！要人给人，要技术给技术！说不定还能从他们那儿弄点好东西回来！”
赵刚的目光在地图上中朝边境线缓缓移动，一个新的、更为复杂但也可能更为安全的棋局构想，在他脑海中渐渐清晰。北风的缝隙或许暂时不宜再探，但东边的门，似乎正在悄然打开。而大连试点这枚棋子，在经过贸易的淬炼和“北风”的洗礼后，已经具备了跳出棋盘一隅、参与更广阔博弈的资格。
冰层下的暗流从未停止涌动，它们正在寻找新的出口，汇聚成可能改变地貌的力量。程佩珊回到车间，听着那已然熟悉却更显雄壮的缝纫机轰鸣声，她知道，她们手中的针线，即将缝制的，或许不再仅仅是衣服，而是一个更大时代的、更加复杂的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