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来自北京外交部的加急电报，打破了东北局办公楼的宁静。电报内容简明扼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正式照会，请求中国协助其建设或改造一批被服、鞋帽及日用橡胶制品工厂，以“改善人民生活，加强经济自主”。朝方特别提及，“中国同志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和战后恢复建设中，积累了宝贵的军需民品生产经验”，希望“学习借鉴”。作为交换，朝方愿意提供其国内富集的矿产资源（如无烟煤、铁矿砂）或“其他符合双方利益的技术合作”。中央批示：“此事关乎兄弟国家情谊与地区稳定，责成东北局牵头，联合轻工部、外贸部，尽快研究提出切实可行的援助方案，报中央审定。”
电报在东北局高层中传阅，引起不同反应。主管计划经济的副书记有些皱眉：“我们自己的轻工业还在补课，重工业更是嗷嗷待哺，哪有余力大规模援外？朝鲜能拿出的矿产，我们东北也不缺啊，运输成本还高。” 主管外交联络的委员则强调政治意义：“这是体现国际主义精神、巩固社会主义阵营团结的重要政治任务，不能只算经济账。”
赵刚仔细阅读电文，手指在“学习借鉴”、“技术合作”以及“改善人民生活”这几个词上反复停顿。他敏锐地察觉到，这不仅仅是一项政治任务，也可能是一个战略机遇，甚至是一步可以盘活多方棋局的好棋。
他立即召集了一个小型核心会议，与会者只有李云龙、程佩珊，以及东北局负责对朝联络和工业技术的两名可靠干部。
“大家都看到了。”赵刚开门见山，“朝鲜同志开了口，中央下了任务。我们首先要明确几点：第一，这是国家行为，不同于我们之前大连的试点，政治属性强，必须办好，不能出任何纰漏。第二，朝方的需求，集中在被服、鞋帽、橡胶制品，这恰恰是我们大连试点这半年多集中探索和积累了一定经验的领域。第三，朝方提出用资源或技术交换，这是个可以深入谈的切入点。”
李云龙立刻接话：“这是好事啊！咱们大连那摊子，正愁怎么把经验推广出去，这不就送上门了？帮朝鲜建厂，咱们出人、出技术、出管理章程，他们出地皮、出原料、出劳力，最后还能换回点咱们需要的东西！我看能干！”
程佩珊思考得更为细致：“李组长说得对，这确实是我们试点经验系统化输出和验证的绝佳机会。但有几个关键问题需要厘清：第一，援助的规模和深度。是派遣几个专家指导？还是包建整个工厂（交钥匙工程）？这涉及我们投入的人力物力完全不同。第二，技术标准和管理模式的移植。朝鲜的工业基础、工人素质、管理体制与我们差异很大，我们的这套办法，能否适应并有效运行？第三，交换条件的具体化。朝方提出的‘技术合作’，具体指什么？是否有我们感兴趣的内容？比如，朝鲜与苏联、东欧技术交流密切，是否可能间接获得一些我们需要的、非敏感的通用技术或设备信息？”
赵刚赞赏地看了程佩珊一眼：“佩珊同志考虑得很周全。这几点，正是我们制定方案的核心。我们要争取将这个援助项目，做成一个‘系统性输出与双向获益’的样板。体来说：”
他站起身，走到墙上的东北亚地图前：“第一，定位上，不以单纯援助或换取资源为目的，而是要将其作为我们自身轻工业能力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帮助朝鲜建立现代工厂，全面梳理、完善、系统化我们在大连试点中摸索出的技术规程、管理规范、培训体系。这个过程，本身就是对我们自己能力的淬炼和提升，相当于办了一个更大的‘国际培训班’。”
“第二，模式上，采取‘技术与管理总承包，关键设备中方提供或指导采购，朝方负责土建、普工和本地化运营’的方式。 我们派出精干的技术团队和管理骨干，不仅仅是去当老师，更是去当‘项目经理’，全程负责从工厂设计、设备选型、安装调试、人员培训到初期生产管理的全套服务。这样，我们掌握核心环节，确保技术标准不走样，也能最大程度地控制投入成本。”
“第三，交换条件上，要跳出简单的‘资源换援助’思维。”赵刚的手指轻轻点在地图上中朝边境，“朝鲜的矿产，对我们东北而言，并非不可替代。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朝方提到的‘技术合作’。这可以是一个很宽的范畴。比如，是否可以要求朝方，在其与苏联、东欧的正常技术交流与设备引进项目中，为我们获取一些公开的、非保密的工业技术资料、产品样本或二手设备信息？ 甚至，是否可以探讨，在中朝边境地区，建立某种‘技术展示与交流窗口’，让双方技术人员有更多接触机会？当然，这些都需要极其巧妙和含蓄地提出，绝不能引起朝方或苏联的误解和警惕。”
李云龙听得眼睛发亮：“老赵，你这脑子！这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啊！帮朝鲜建厂是‘栈道’，通过他们去摸苏联和东欧的技术底细，就是‘陈仓’！高，实在是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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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佩珊也深受启发，补充道：“不仅如此，如果我们能把朝鲜的工厂成功建好、运营好，生产出高质量的产品，这本身就是对我们大连模式最好的宣传和验证。未来，或许可以以此为案例，吸引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甚至友好第三世界国家的类似合作请求，形成可持续的技术输出和资源交换网络。”
“对！”赵刚点头，“这就是第四点，长远布局。我们要把这次对朝援助，当成一个战略支点来经营。因此，在人员选派上，必须精益求精。不仅要有技术好的，更要有政治可靠、善于沟通、有一定国际视野的骨干。佩珊同志，这方面你要重点考虑。”
会议明确了方向。赵刚责成程佩珊在一周内，拿出一个详细的《关于承接对朝轻工业援助项目的初步可行性分析与实施方案建议》，重点阐述如何将大连试点经验进行适应性改造后系统输出，以及对我方可能的多层次收益评估。同时，他通过保密渠道，向中央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在即将与朝方进行的正式谈判中，中方代表团应纳入熟悉现代轻工业技术与管理、并具有国际项目运作潜质的专业干部（暗示程佩珊），以便更精准地把控技术合作条款。
回到大连，李云龙和程佩珊立刻进入了“战时状态”。试点车间和培训中心被赋予了新的使命——为可能的对朝援助项目储备人才、完善教材、优化流程。
程佩珊首先对试点半年多来的全部资料进行了前所未有的系统梳理。她从香港“大昌”公司和“联发贸易”的工艺单、质检标准中，提炼出具有普适性的技术要点；将从陈师傅、何师傅、梁师傅那里学到的经验，转化为图文并茂的《标准工序操作卡》和《常见缺陷分析与排除指南》；将自己在管理实践中摸索出的班组计件、质量追溯、生产调度方法，编写成《轻型服装加工厂生产管理手册（草案）》。这些材料，原本是为培训中心准备的，现在被加速完善，并开始翻译成朝鲜文（通过东北局寻找的翻译人才）。
同时，她开始在心里物色人选。援助项目需要几类人：技术全面的“总工”型人才（她心目中的人选是陈师傅，但陈师傅年事已高，且是港方人员，不合适，只能作为顾问，重点培养一名内地骨干）、善于培训的“教官”型人才（从培训中心优秀学员和原有技术骨干中选拔）、懂朝语或至少能与朝方人员有效沟通的“桥梁”型人才（极为稀缺）、以及具备一定项目管理能力的“协调”型人才（她觉得自己可能不得不亲自承担一部分）。
李云龙则发挥他强大的动员能力，开始在全市轻工系统“挖人”。他不再满足于从服装社抽调，而是将目光投向了橡胶厂、制鞋厂、甚至生产劳保用品的小企业，寻找那些有技术、肯钻研、政治过硬的中青年技工和管理人员。他给这些人描绘了一幅充满荣誉感和挑战性的图景：“出国！帮兄弟国家搞建设！代表的是咱们中国的工业水平！学成回来，都是专家！”
程佩珊的《初步可行性分析与实施方案建议》很快完成。这份长达五十多页的报告，结构清晰，数据详实，逻辑严密。报告的核心论点是：以大连试点成熟经验为基础，采取“交钥匙工程+技术托管”的混合模式，在朝鲜建设2-3个示范性轻工工厂（建议优先选择被服和制鞋），不仅能高效满足朝方需求，更可为我方带来管理经验系统化、技术队伍国际化锻炼、以及潜在的技术情报与资源交换渠道等多重战略收益。报告还附上了详细的设备清单（区分必须由中方提供、可指导朝方采购、以及可利用朝方现有设备改造的类别）、人员派遣计划、培训课程大纲、以及不同规模的投资预算测算。
报告送到赵刚案头，赵刚阅后大为赞赏，只做了少量修改，便作为东北局的核心建议方案，附上自己的说明，紧急报送北京。
北京方面的反应比预想的要快。也许是因为高层同样看到了其中的战略价值，也许是因为对朝关系的高度重视，中央很快批复：原则同意东北局建议方向，并决定组成由外贸部、轻工业部、东北局联合参与的赴朝谈判工作组，程佩珊作为轻工业技术专家被点名加入工作组。同时，中央指示，大连试点要继续办好，并可以“为援朝项目储备和输送人才”为名，申请一定的资源倾斜。
这意味着，程佩珊将正式走向国际谈判舞台，而她在大连倾注心血打造的试点模式，将接受国家任务的检验，并可能被复制到国境之外。
四月的平壤，金达莱刚刚绽放。中朝轻工业合作谈判在紧张而友好的气氛中开始。朝方代表团规格很高，由主管轻工业的副相牵头，成员包括贸易、工业、计划等多个部门的官员和技术人员。中方代表团以外贸部一位司长为团长，轻工业部和东北局的代表为辅，程佩珊作为技术主谈之一，坐在后排，但面前摆着厚厚的资料夹。
最初的会谈围绕朝方需求展开。朝方提出了具体希望援建或改造的工厂名单和初步产能要求，主要集中在平壤、咸兴、清津等主要城市。需求清单包括：年产五十万套各类服装的工厂一座，年产三十万双胶鞋和布鞋的工厂一座，以及改造现有的劳保手套和日用橡胶制品生产线若干。朝方坦承，他们缺乏现代成衣和制鞋的流水线生产经验、技术标准和质量管理体系，现有的工厂效率低下，产品单一且质量不稳定。
中方团长按照既定方针，首先表达了中国人民对朝鲜人民的深厚情谊和全力支援的决心，随后由轻工业部的代表介绍中国轻工业（特别是军需民品）的发展概况。轮到程佩珊发言时，她没有空谈理论，而是直接打开资料夹，展示了大连试点生产的部分样品（精选的夹克、衬衫、工装裤）、工艺流程简图、质量管理记录，以及那份刚刚出炉还带着油墨味的《生产管理手册（草案）》核心部分。
“各位朝鲜同志，”程佩珊的声音清晰而平稳，通过翻译传递出去，“我们理解贵方在轻工业发展中遇到的挑战。在中国东北的大连，我们近一年来，针对出口加工的需要，初步探索了一套适合现阶段基础、注重实效的轻型服装加工生产与管理方法。这些样品、图表和文字，就是我们实践的部分总结。我们认为，贵方的需求，完全可以通过借鉴和 adapt（调整）这套方法，结合朝鲜的实际情况，来高效地实现。”
朝方技术人员显然对实物样品和具体的工艺文件更感兴趣。他们传看着夹克，仔细查看缝线、拉链、衬里，翻阅着工序卡和质量检验表，低声交流着，不时提出问题。程佩珊一一解答，从面料特性讲到工序排列，从计件激励谈到质量控制点的设置，深入浅出，数据支撑有力。
谈判焦点很快集中在援助模式上。朝方起初倾向于中方提供全套设备并派专家指导，他们负责运营，即传统的“交钥匙”模式。但程佩珊在私下向中方团长汇报并获准后，提出了“技术与管理总承包”的混合模式建议。
“我们理解贵方希望尽快掌握技术的迫切心情。”程佩珊在技术分组会谈中阐述，“单纯提供设备和短期指导，可能难以让贵方同志快速建立起可持续的、高质量的生产体系。我们建议，由中方派出一个综合技术管理团队，人数不多，但覆盖关键岗位，在项目建设期全程参与，负责工艺设计、设备选型与安装指导、核心技术人员和基层管理骨干的培训，并协助贵方建立最初的生产管理制度和质量控制体系。在工厂投产后，中方团队可以转为‘技术顾问’，继续提供一段时间的支持，直到贵方团队能够完全独立运转。这样，既能保证项目成功，又能加速技术转移，真正帮助贵方建立起‘造血’能力。”
这个提议打动了朝方技术人员，他们深知“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道理。但朝方经济官员则更关注成本。程佩珊早有准备，她拿出了详细的预算对比分析：纯“交钥匙”模式，设备全部崭新进口，价格高昂，且后续维护和技术升级依赖卖方；而“总承包”模式，中方可以指导朝方在全球市场选择性价比较高的新设备或状况良好的二手设备，部分非关键设备甚至可以利用朝方现有条件改造，中方主要收取技术服务和人员派遣费用，总体成本可能更低，且更有利于朝方长远发展。
谈判是艰苦的，尤其是在交换条件上。朝方坚持用矿产（主要是无烟煤和铁矿砂）作为主要支付手段。中方则委婉地表示，东北地区自身矿产资源丰富，长途运输朝方矿产经济性不高，希望能探索更多元的合作方式，例如“技术交流与信息共享”。
在一次非正式的工作晚餐后，朝方代表团中一位相对年轻、曾留学东德的技术官员，悄悄找到程佩珊（通过翻译），用不太流利的中文夹杂着俄语说道：“程同志，你们的样品和管理思路，很……现代。和我们从苏联专家那里学到的不太一样，更接近我在德国看到的一些小工厂。我们……也很想获得更广泛的技术信息，比如，西欧和日本在化纤面料、新型制鞋机械方面的发展。但是，我们获取这些信息的渠道……很有限。”
程佩珊心中一动，意识到这可能是一个突破口。她谨慎地回答：“技术信息的交流，是相互的。中国也在努力了解世界技术的发展。如果朝方同志在与其他社会主义兄弟国家，或者通过其他渠道，接触到一些有益的、非敏感的公开技术资料或样品，我们非常愿意与朝方同志分享我们通过其他途径了解到的一些市场信息，作为互补。”
对方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没有再多说，但程佩珊知道，种子已经播下。
最终，经过数轮磋商，双方达成初步协议：中方以“技术总承包”方式，协助朝方在平壤建设一座示范性服装厂（首期产能三十万套），并改造咸兴的一家橡胶鞋厂；中方派遣一个15人左右的技术管理团队，工作期限至工厂稳定投产半年后；朝方以优惠价格向中方提供一定数量的特种无烟煤（用于冶金），并同意建立定期的“轻工业技术信息交流机制”，双方互换公开的技术刊物、样本和展会信息。协议草案将报各自上级批准后正式签署。
程佩珊的名字，作为中方技术总负责人的主要候选人，被写入了协议草案附件。返程的列车上，她望着窗外飞驰而过的朝鲜山川，心中没有太多胜利的喜悦，而是沉甸甸的责任感。她知道，真正的挑战，从现在才开始。
协议草案很快获得双方中央批准。大连试点基地，顿时成为援朝项目的“大本营”和“黄埔军校”。程佩珊被正式任命为援朝轻工项目技术总负责人兼中方专家组组长。她不得不暂时将大连试点的日常管理工作移交给她培养起来的一名副手，全身心投入到援建队伍的组建和出征准备中。
专家组十五人名单，是她和李云龙、赵刚反复斟酌敲定的。包括了从大连试点和全市选拔的七名技术骨干（涵盖裁剪、缝纫、整烫、质检、设备维护）、三名从沈阳和哈尔滨轻工院校抽调的理论基础好的年轻教师（负责系统培训）、两名有基层管理经验的干部（负责项目协调和行政管理），以及两名政治上绝对可靠、略通朝语的翻译兼联络员。陈师傅作为高级顾问，被以“私人邀请”方式，通过霍启明的渠道，承诺支付高额报酬，请他以“个人休假”名义，秘密赴朝短期指导关键工艺，此事仅有极少数人知晓。
出征前，赵刚在沈阳专门接见了程佩珊和专家组核心成员。
“你们这次出去，任务很重。”赵刚语重心长，“不仅仅是帮朝鲜同志建好工厂，更要当好‘种子’和‘桥梁’。种子，是要把我们摸索出的这套讲求效率、注重质量、适应市场的生产管理理念，因地制宜地种下去，让它能在朝鲜的土地上发芽生根。桥梁，是要建立信任，畅通交流渠道。特别是那个‘技术信息交流机制’，要把它用活，变成我们了望外部世界的一个有益窗口。”
他特别叮嘱程佩珊：“佩珊同志，你肩上的担子最重。既要确保项目技术成功，又要敏锐把握各种信息，妥善处理与朝方各层级人员的关系。记住，多听，多看，多思考，少说涉及敏感领域的话。 对于朝方人员，特别是技术人员，要真诚相待，专业交流。如果他们流露出对更广阔技术信息的兴趣，可以在不违反原则的前提下，适当分享一些我们从香港渠道获得的、公开的市场产品信息作为引子。重点观察，朝方与苏联、东欧的技术合作中，有哪些领域、哪些具体设备或技术是他们经常接触或感兴趣的。”
李云龙则拍着胸脯保证：“家里的事你们放心！大连试点，老子给你看得牢牢的！培训中心继续办，新订单照接！你们需要的任何后勤支持，一个电报，我连夜给你送过鸭绿江！”
五月，程佩珊带领着这支精心挑选的“种子”队伍，乘坐火车，跨过鸭绿江，奔赴平壤。站台上，送行的人们目光殷切。他们带去的，不仅仅是技术和设备清单，更承载着打破封锁、曲线求索的希望。
就在程佩珊一行抵达平壤，开始紧张的工厂选址和设计勘测之际，沈阳的赵刚接到了另一份密报。这份密报来自他叮嘱留守的、负责与香港“信天翁”保持最低限度联络的同志。密报显示：“‘安德烈’方面再次通过隐蔽渠道，向‘信天翁’发出含糊信息，询问‘之前合作愉快的伙伴，是否对更大宗的、品类更丰富的工业品交换有兴趣’，并提及‘可能有渠道获得某些电子元件和精密仪器资料’。”
赵刚看着密报，嘴角浮起一丝复杂的笑意。北风的缝隙，并未因为他的主动暂停而完全闭合，对方反而似乎更急切了。但他现在有了更重要的棋局——东边的门已经打开，程佩珊正在那里播撒种子、搭建桥梁。或许，当东边的幼苗茁壮成长，能够结出更丰硕的果实时，北风带来的寒意，也将被更好地抵御，甚至被利用。
他将密报锁进保险柜，没有立即回复。他要等，等程佩珊在平壤传来第一阶段的消息，等那枚东行的棋子，落下第一个坚实的脚印。渤海湾的潮声与鸭绿江的江水，似乎在这一刻，通过无形的战略网络，遥相呼应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