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壤的五月，空气中弥漫着重建与希望的气息，却也带着计划经济体制下特有的凝重。程佩珊带领的中国专家组下榻在国际饭店，条件尚可，但行动受到朝方陪同人员的“妥善安排”，活动范围基本限于饭店与几个预设的工作地点之间。
朝方为示范服装厂选定的厂址，位于平壤东郊，原是一处闲置的仓库区，砖石结构尚坚固，但内部空旷，水电线路老旧，与现代化工厂相去甚远。朝方指定的合作单位是“平壤第二被服厂”，一个有着光荣历史（曾为前线生产军服）但设备陈旧、管理方式传统的老厂。厂长金永哲是一位参加过战争的老革命，作风强硬，对生产数字极为看重，但对“中国同志”带来的这套强调流程、标准、质量的“新方法”，将信将疑，甚至隐约有些抵触——在他看来，这似乎有些“资产阶级管理术”的味道，不够“革命化”。
首次联合工作会议，气氛就有些微妙。金永哲厂长开场便强调了该厂光荣的历史传统和当前紧张的生产任务（主要为军队和机关供应制服），暗示中方专家的改造工作不能影响正常生产。朝方技术人员则更关心中方能提供什么样的“先进设备”，对程佩珊展示的管理流程图、工序卡、质检标准等纸质文件，兴趣寥寥。
程佩珊早有心理准备。她没有急于反驳，而是在朝方人员陪同下，用三天时间，深入“第二被服厂”的每一个车间，仔细观察现有生产流程、设备状况、工人操作习惯和产品质量。她发现的问题触目惊心：裁剪靠老师傅目测和画粉，误差大，布料浪费严重；缝纫机多是日据时期遗留的老式脚踏机，故障率高；工序安排混乱，半成品堆积如山；质检基本靠老师傅手感目测，标准不一；工人积极性不高，按日计酬，干多干少一个样。
掌握了第一手情况后，程佩珊在第二次工作会议上，没有空谈理论，而是用朴实的数据和现场拍摄的照片（经朝方同意）说话。她展示了布料利用率测算对比、工序瓶颈分析图、以及随机抽检产品的质量缺陷统计。
“金厂长，各位同志，”程佩珊语气平和而坚定，“贵厂的光荣传统和同志们的工作热情，令人钦佩。我们来的目的，绝不是否定过去，而是希望在现有基础上，借鉴一些我们在实践中证明有效的方法，帮助贵厂克服这些具体困难，用同样的投入，生产出更多、更好、更受军民欢迎的产品。 这难道不正是革命精神与科学态度相结合的要求吗？”
她把改进方案分解成几个循序渐进的阶段：第一阶段（一个月），不动现有生产线，只选择一个班组进行“试点中的试点”。 中方专家指导该班组，按照新工序卡操作，实行简单的计件奖励，并设立专人进行过程质检。同时，利用仓库区一角，开始示范车间的土建改造和首批新设备（主要是从大连运来的部分“juki”缝纫机和那台德国熨烫台，以及中方指导朝方采购的裁床）的安装调试。第二阶段（两个月），示范车间投产，同时将试点班组的经验向全厂有条件推广的部分工序铺开。第三阶段（三个月后），根据运行情况，全面优化全厂布局和管理体系。
这个“由点及面、稳步推进”的方案，既展现了改进的诚意和可操作性，又最大程度降低了对现有生产的冲击，也给了朝方人员一个逐步接受和适应的过程。金永哲厂长的脸色缓和了一些，朝方技术人员也开始认真审视那些具体的数据和改进步骤。
真正的挑战在于具体实施。试点班组选了二十名年轻、有一定文化基础的女工。中方派出的两名技术骨干（一位姓周，裁剪专家；一位姓孙，缝纫培训能手）手把手地教。语言不通是个大障碍，全靠两名翻译连比划带解释，进度缓慢。更棘手的是观念冲突：朝方工人习惯了慢节奏、凭经验干活，对严格的工序规定和频繁的质检很不适应，抱怨“束缚手脚”；计件工资的尝试更是引发了争议，一些老工人认为这是“物质刺激”，不符合集体主义精神。
程佩珊亲自蹲点在试点班组。她不厌其烦地解释每道工序规定的科学依据（比如为什么这个部位要缝双线，为什么针距要统一），展示按照新方法做出的半成品如何更规整、更利于下道工序。对于计件工资，她巧妙地将其与“劳动竞赛”、“为国家多作贡献”结合起来，并确保报酬差距合理，重点奖励质量好、效率高的工人，同时安排技能稍差的工人进行针对性培训。
一个月下来，试点班组的生产效率提高了百分之四十，布料节省了百分之十五，产品一次合格率从原来的不足百分之七十提高到百分之九十以上。班组成员领到了建国以来第一笔“超额奖金”，虽然数额不大，但那种劳动被精确衡量并获得认可的感觉，让她们眼中焕发出新的光彩。更重要的是，她们做出的制服，针脚匀称、尺寸标准、外观挺括，与其他班组的产品放在一起，高下立判。
事实胜于雄辩。金永哲厂长看着对比数据和质量迥异的产品，沉默了。他召集全厂班组长以上干部开会，让试点班组的组长介绍经验。虽然会上仍有不同声音，但改进的势头已经无法阻挡。示范车间的建设也顺利推进，朝方派出的建筑队伍在中国专家指导下，严格按照工艺要求施工，进展迅速。
就在程佩珊以为工作走上正轨时，一个意外的“访客”打破了平静。
一天，朝方陪同人员通知，苏联驻朝鲜经济顾问团的轻工业专家伊万诺夫同志，在朝方轻工业省官员陪同下，要求参观“第二被服厂”和中朝合作项目。理由是“关心兄弟国家间的经济技术合作进展”。
程佩珊心中一凛。苏联专家的突然到访，绝非寻常。她立刻通过加密渠道，向沈阳的赵刚做了简要汇报，并请求指示。赵刚的回电简洁而有力：“热情接待，专业展示，只谈技术，不论其他。涉及管理方法，强调‘因地制宜的实践总结’。留意其关注点。”
伊万诺夫五十多岁，身材高大，有着典型的苏联技术官僚气质，严肃，不苟言笑，提问直接而犀利。在参观了混乱的旧车间和井然有序的示范车间建设现场后，他又仔细查看了试点班组的生产记录和产品质量。
“程同志，”伊万诺夫通过翻译问道，目光锐利，“你们采用的这种计件工资和详细工序控制方法，据我观察，似乎更接近资本主义泰勒制的某些理念。在社会主义企业，如何保证这不损害工人的阶级感情和集体主义精神？如何与思想政治工作结合？”
问题直指核心，带着意识形态的拷问味道。旁边的朝方官员神情紧张起来。
程佩珊早有准备，不慌不忙地回答：“伊万诺夫同志，感谢您的关注。我们的方法，首先源于满足实际生产需要、提高产品质量和效率的迫切要求。我们认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仅体现在所有制和分配制度上，更应该体现在能够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效率和更优质的产品上。详细的操作规范，是为了消除生产中的随意性和浪费，确保每个工人都能明确知道如何正确地工作，这是对工人劳动的保护，也是对国家资源的负责。适当的物质激励，是对超额劳动和优质劳动的认可，与‘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是一致的。我们同时强调班组竞赛和互助，将个人进步与集体荣誉紧密结合。在实践中，试点班组的同志们热情很高，产品质量提升明显，这本身就说明了方法的有效性，也增强了工人对集体和国家的归属感。”
她避开了“泰勒制”的标签，而是将方法与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和现实需求挂钩，回答得滴水不漏。
伊万诺夫不置可否，转而问起设备：“这些缝纫机，还有裁床，看起来不是中国生产的？是从哪里进口的？”
“部分设备是我们根据生产需要，从国际市场上选购的性价比合适的型号。”程佩珊含糊道，“目的是为了尽快帮助朝鲜同志建立起符合要求的生产能力。技术的本质是为生产服务，不分国界。”
伊万诺夫没有再追问设备来源，但提出要看看中方专家使用的技术资料和培训教材。程佩珊坦然提供了《标准工序操作卡》和《常见缺陷分析指南》的朝文译本，这些都是纯粹的生产技术文件，不涉及任何敏感的管理理念阐述。
苏联专家翻阅良久，最后点了点头：“技术文件编写得很细致，实用性强。这对于基础技术培训是有益的。” 语气依然严肃，但敌意似乎减少了一些。临走前，他看似随意地对朝方官员说：“中朝同志的合作很有意义。苏联方面也愿意在轻工业领域，与朝鲜同志分享更多的技术成果，比如我们在化纤和人造革方面的最新进展。”
这句话，让程佩珊心中又是一动。苏联人这是在展示肌肉，也是在暗示朝方不要过于依赖中国方法，他们还有更“高级”的技术可以提供。
送走苏联专家，程佩珊立刻将整个经过，尤其是伊万诺夫最后那句话，详细记录并密报沈阳。她知道，苏联人的“关切”不会就此结束，这仅仅是开始。在平壤，她不仅要面对技术移植的困难，还要应对大国博弈投射下的微妙阴影。
就在程佩珊在平壤应对苏联专家时，大连试点也并非风平浪静。援朝项目抽调了骨干，试点车间的生产和管理压力剧增。更重要的是，随着试点名声渐响，尤其是“承接国家援外任务”这面政治正确的旗帜，吸引了一些人的注意，也招致了更多非议。
省里某部门一份内参，以“情况反映”的形式，送到了更高层。内参质疑大连试点“过分强调物质刺激，冲击计划生产秩序”，“管理方式有模仿西方之嫌”，甚至影射试点与香港资本的联系“是否会影响企业的社会主义性质”。虽然措辞谨慎，但指向明确。
这股风很快吹到了大连。试点工厂内部，原本就有些嘀咕的老工人和个别中层干部，似乎找到了依据，议论声又起。新招聘的工人则感到不安，担心政策有变。与“大昌”和“联发”的合作洽谈，也暂时停滞——对方似乎也嗅到了不寻常的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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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云龙第一时间拍案而起：“他娘的！老子在前面冲锋陷阵，赚外汇、培养人、接国家任务，后面就有人放冷箭！什么物质刺激？工人们多劳多得，天经地义！计划生产？咱们生产的东西都出口换外汇了，哪冲击国内计划了？模仿西方？咱们这是从实际出发！跟香港合作怎么了？首长都说了，要利用一切有利于建设的因素！”
他直接一个电话打到沈阳赵刚办公室，嗓门震得话筒嗡嗡响：“老赵！这黑状告得邪乎！你得给上面说清楚！咱们大连试点，到底是对是错？还要不要干下去？”
赵刚在电话那头的声音异常冷静：“老李，稍安勿躁。有人议论，是正常的，说明我们做的事触及了一些旧有的观念和利益。内参我看到了，已经按程序做了说明和澄清。中央对援朝项目的支持是明确的，这就是对我们工作方向最大的肯定。你现在要做的，不是跳脚骂娘，而是把试点的工作做得更扎实，用无可辩驳的成绩说话。”
他指示李云龙：“第一，立刻召开试点全体职工大会，公开宣读上级关于援朝项目的批示和表彰，大张旗鼓地宣传我们为国家承担重任的荣誉，把人心稳住，把士气鼓起来。第二，对内部的议论，可以组织学习讨论，就‘什么是社会主义企业管理的科学性’、‘如何正确贯彻按劳分配原则’进行正面引导，让事实和道理站出来说话。第三，与港商的合作，照常进行，但要更加规范，所有合同、账目、外汇往来，务必清晰透明，经得起任何检查。第四，也是最重要的，援朝项目需要的任何支持，要人给人，要物给物，不惜代价保证前方成功！前线的胜利，就是后方最有力的辩护！”
李云龙得了赵刚的“尚方宝剑”，心里有了底。他雷厉风行地照办。职工大会上，他声如洪钟，把援朝项目的意义和中央的重视讲得透彻，把试点每个工人为项目所做的贡献（哪怕是间接的）都表扬到位，最后吼道：“有人背后说小话，那是他们鼠目寸光！咱们干的是为国家开拓新路、为兄弟国家雪中送炭的光荣事业！是爷们儿，是真正的革命者，就把活儿干得漂漂亮亮，让那些说闲话的人闭嘴！谁要是三心二意，拖后腿，就别怪老子不讲情面！”
高压与激励并举，试点内部迅速统一了思想。与此同时，李云龙加强了对生产现场的巡查，狠抓质量，确保对港订单按时优质交付。他还主动邀请市里有关部门和怀疑论者来厂参观，展示规范的管理流程、整洁的生产环境、工人饱满的精神状态，以及实实在在的外汇收入账目。
压力之下，大连试点反而运行得更加高效、规范。对港贸易额在短暂的停滞后再创新高，“大昌”的郑裕昌甚至主动提出，希望在大连扩大专线车间规模，并探讨合作开发一些针对欧洲市场的新款式。李云龙一边稳住现有局面，一边开始秘密筹划，待程佩珊在朝鲜打开局面后，如何利用援外项目的“反哺”效应，进一步升级大连的产业能力。
平壤方面，程佩珊顶住了苏联专家带来的干扰，示范车间终于建成投产。崭新的设备、明亮的灯光、清晰的区域划分、流水线上紧张而有序的女工，这一切都与旧车间形成了鲜明对比。投产仪式上，朝方轻工业省副相亲自出席，金永哲厂长的脸上也露出了难得的笑容。首批生产的干部制服和民用夹克，质量赢得了朝方上下的一致好评。
更重要的是，通过扎实的工作和真诚的态度，程佩珊逐渐赢得了朝方技术人员，特别是年轻一代技术员的信任。他们开始主动向中国专家请教技术问题，甚至私下交流对一些管理方法的看法。程佩珊谨记赵刚的指示，在专业领域倾囊相授，同时谨慎地、不经意地分享一些从香港渠道获得的、关于国际纺织面料流行趋势和新型服装设备的公开信息，这些信息对朝方技术人员而言，如同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
一天，那位曾留学东德、在谈判期间与程佩珊有过交流的朝方技术官员朴成浩（化名），借讨论工艺之机，避开旁人，用极低的声音对程佩珊说：“程同志，你们的方法，确实很有效。伊万诺夫专家上次提到的苏联化纤技术，我们很感兴趣，但他们提供的资料总是很概略，具体的工艺参数和设备型号从不透露。我们听说，民主德国和捷克的一些工厂，在引进西欧的二手染整设备方面，有一些渠道……”
他没有把话说完，但眼神中的期盼和无奈显而易见。程佩珊心中了然，这是朝方技术人员在寻求突破苏联技术封锁的替代信息渠道。她同样低声回应：“技术信息的交流是相互的。我们也非常关注国际轻工设备的发展。如果朴同志有机会接触到一些公开的、非敏感的东欧技术资料或设备样本信息，我们很愿意与贵方分享我们通过其他途径了解到的相关市场行情和供应商评价。”
这是一种心照不宣的约定。程佩珊知道，这座“桥梁”，已经开始在技术层面，悄然架设。
几乎与此同时，沈阳的赵刚收到了程佩珊关于苏联专家到访及后续进展的详细报告，也收到了李云龙关于大连试点顶住压力、稳步前进的汇报。他站在地图前，目光在平壤、大连、莫斯科之间逡巡。
朝鲜这条“明线”，开局良好，不仅输出了技术和管理经验，更开始触及信息交换的层面，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苏联直接施加的意识形态压力。程佩珊的表现堪称出色。
而“北风计划”那条“暗线”，“安德烈”方面再次伸出触角，显示出对方内部的某种持续需求或躁动。赵刚判断，经过几个月的冷却和朝鲜项目的铺垫，或许可以尝试进行一次极其谨慎、规模更小、目的更单纯的二次接触，不是为了换取设备，而是为了验证对方信息渠道的可靠性和广度。比如，可以让霍启明以“信天翁”名义，向“安德烈”试探性地询问某种特定型号（非敏感）的西欧产工业轴承或电机在苏联远东地区的“潜在调剂可能性”，并愿意用紧俏的中国特色轻工品（如高级茶叶、丝绸制品，而非大连产品）进行小规模交换。这既能测试对方反应和能力，又不直接牵扯大连和重工业需求，风险相对可控。
他将这个想法形成绝密指令，发给霍启明。同时，他给程佩珊回信，除了肯定和鼓励，还特别指示：“与朝方技术人员建立的信任关系极为宝贵。可顺势提议，建立定期的‘技术资料交换清单’制度，双方每月列出希望对方协助留意或提供的公开技术信息领域（如特定行业期刊、产品样本、展会报告等），由专人负责传递。以此将信息交流常态化、机制化，并逐步扩大范围。”
赵刚的棋盘上，东边的门已然推开，种子在异国土壤中生根抽枝，并为搭建更隐蔽的信息桥梁提供了可能。北风的缝隙，则在严密的控制下，被尝试着用来测试风向和获取特定情报。两条线，一明一暗，相互策应，共同服务于那个最终的目标——突破封锁，壮大自身。
他知道，每一步都如履薄冰，但历史的机遇往往就蕴藏在这看似微小的裂隙与不懈的探索之中。他拿起笔，在日历上圈出了一个日期——那是程佩珊预计从朝鲜发回第一期全面总结报告的时间。他期待着，那枚东行的棋子，能带来更多关于土壤、种子和可能嫁接的“新枝”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