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范车间的成功运转，如同在平静的湖面投入巨石，涟漪迅速扩散至整个平壤第二被服厂，乃至朝鲜轻工业系统。机器的嗡鸣取代了往日的嘈杂，流水线上衣料如彩带般流动，工人们专注的眼神和利落的动作，构成一幅充满效率感的画面。每日晨会，班组长会用朝语宣读生产计划和质量要点，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程佩珊并未沉浸于初期的成功。她深知，技术的移植易，管理文化与思维模式的转变难。她将更多精力投入到朝方骨干的培养上。除了日常跟班指导，她每周开设两次晚间技术与管理培训班，教材就是那套在大连不断完善、现已翻译成朝文的《轻型服装加工厂生产管理手册》。听课的不仅有第二被服厂的技术员、班组长，甚至吸引了轻工业省和其他工厂派来“取经”的人员。课堂上，程佩珊不仅讲解技术，更注重引导讨论：为什么需要标准工序？质量追溯如何真正落实？计件与集体荣誉如何平衡？讨论常常激烈，有时甚至争论得面红耳赤，但思想碰撞的火花，正悄然改变着一些固有的认知。
金永哲厂长的态度发生了微妙转变。他从最初的抵触、观望，转变为有限度的支持。范车间的产品合格率稳定在95以上，生产效率是旧车间的两倍，且出口到几个东欧国家的样品获得好评后，他主动找到程佩珊，提出将部分军服订单转到示范车间生产。“程同志，你们的方法，确实出活，出好活。”他语气依然硬邦邦，但眼神里多了份认可，“不过，军队的服装，要求更严，尺寸、用料、颜色一点不能差。你们能保证吗？”
“只要标准和流程到位，严格执行，就能保证。”程佩珊自信地回答。她立即组织中方专家和朝方骨干，针对军服的特殊要求，制定了更为严苛的工艺标准和质量检验程序。首批五千套夏季常服的生产任务，成了检验中朝合作成果的又一试金石。生产过程高度紧张，每个环节都加倍仔细。当最后一套服装通过朝方军代表苛刻的检验时，车间里爆发出热烈的欢呼。金永哲厂长破天荒地拍了拍程佩珊的肩膀：“中国同志，有一套！”
然而，就在一切似乎步入佳境时，一份来自朝方轻工业省的特殊“订单”，打破了既有节奏。订单内容不是服装，而是请求中方专家组，协助评估和改造平壤一家濒临停产的小型橡胶雨靴厂。理由是：该厂设备老化，技术落后，产品质次价高，连年亏损，急需技术输入扭亏为盈。
这超出了原定协议的范围，也超出了服装专家的专业领域。但朝方提出，作为交换，可以在原定的“技术信息交流机制”基础上，增加一项：朝方将定期提供其从苏联、东欧获得的公开轻工技术简报中，涉及化工、橡胶、塑料等领域的摘要译文。
程佩珊敏锐地意识到，这或许是一个将合作范围扩展到更广泛轻工领域的机会，也是获取更多门类技术信息的契机。她立即通过加密渠道请示沈阳。赵刚的回电很快：“可以接手。但需明确：一、我方仅提供技术咨询和设备改造建议，不承担直接投资和经营风险；二、朝方提供的技术信息摘要，需尽可能详细，包括资料来源和原始编号；三、借此机会，深入了解朝方在化工原材料（如橡胶、合成纤维）供应方面的实际能力和潜在合作可能。”
程佩珊领命，从专家组中抽调了一名有橡胶厂工作经验的工程师和一名设备员，组成小分队，进驻那家名为“平壤第三橡胶制品厂”的破败小厂。调查结果触目惊心：硫化罐是日据时期的旧货，温控失灵；炼胶机齿轮磨损严重；配方原始，全靠老师傅经验；产品只有黑、绿两种颜色的低档雨靴，开胶、断底是家常便饭。
小分队没有贸然提出全面改造方案，而是先针对最紧迫的质量问题——开胶，进行攻关。中方工程师与朝方老师傅一起，反复试验调整胶料配方和硫化工艺参数；设备员则想方设法修复温控系统，改造落后的出片装置。，开胶率从30下降到5。虽然工厂整体依然落后，但这一明显改善，让朝方大为振奋，对中方专家的信任度直线上升。
与此同时，朝方如约提供了第一批技术信息摘要。内容主要是苏联《轻工业》杂志和民主德国某化工期刊上关于pvc人造革性能改进、橡胶助剂应用等方面的文章概要。虽然都是公开资料，且经过朝方翻译可能有所筛选和偏差，但对于信息闭塞的中国轻工领域，仍是宝贵的参考。程佩珊仔细阅读，发现其中提及的几种新型增塑剂和稳定剂，正是国内相关研究所正在攻关的难点。她立刻将摘要连同自己的分析，发回沈阳。
更让她在意的是，在协助橡胶厂的过程中，她了解到朝鲜的天然橡胶几乎全部依赖进口（主要来自东南亚），合成橡胶工业几乎空白，一些基本的橡胶助剂和化工原料也严重短缺。这或许意味着，未来中朝在轻工领域的合作，中国不仅可以输出管理和技术，还可能输出部分原材料或中间体，形成更紧密的产业互补。
朝鲜项目的成功消息传回大连，如同一剂强心针，彻底驱散了之前的阴霾。李云龙腰杆挺得笔直，走路带风，逢人便说：“看看！咱们大连出去的人，在兄弟国家那也是响当当的！谁还敢说咱们的路子不对？”
借着这股东风，李云龙开始全力推动大连试点的“升级”。他的目标很明确：不能只满足于来料加工，要逐步建立自己的产品开发能力和小批量灵活生产能力。
他首先盯上了“大昌”公司的郑裕昌。借着讨论扩大专线车间的机会，李云龙让程佩珊留下的副手（已能熟练使用英语通信）向郑裕昌试探：“郑老板，咱们合作这么久，光做你的订单，虽然稳当，但总觉得进步不够快。你看，咱们大连这边的工人和技术越来越成熟，能不能合作搞点新花样？比如，你们提供一些欧洲最新的服装画报或者样品，我们试着仿制和改进，开发几款适合亚洲人身材和气质的款式，打上‘大昌-大连’联合标签，由你们拿到东南亚市场去试试水？利润可以重新谈。”
这个提议颇具诱惑力。郑裕昌一直苦于香港设计人才昂贵且缺乏对内地市场的了解，如果大连方面能承担部分开发工作，无疑能降低成本、缩短周期。他谨慎地同意了“初步尝试”，提供了几本欧洲时装杂志和两件当季流行的女式风衣样品。
大连试点立刻成立了第一个“产品试制小组”，由技术最好的工人和一名懂些美术的年轻干部组成。没有专业设计师，他们就对着样品和图片，反复拆解、测量、试缝，调整细节，使其更符合东方审美和体型。第一款仿制改进的女士风衣做出样品后，连见多识广的郑裕昌都颇感惊喜：“做工扎实，版型改得不错，更显腰身。成本……比在香港做低至少三成！”他当即下了两千件的小批量订单，要求尽快出货，试销新加坡和马来西亚。
初战告捷，极大地鼓舞了大连试点的士气。李云龙趁热打铁，向市里和东北局打报告，申请成立“大连市出口服装设计研究室”（一个极为简陋的牌子，暂时挂在试点办公室旁边），并请求调拨或聘用有美术和裁剪基础的人员。虽然编制和经费一时难以解决，但名分有了，方向明确了。
与此同时，大连试点对港贸易的“基本盘”也在巩固和扩大。除了“大昌”，与“联发贸易”的针织衫合作稳步增长，又通过霍启明的引荐，接触了一家专做牛仔布工装裤的香港公司，拿下了试订单。试点车间的生产线增加到四条，工人超过六百人。培训中心第二期、第三期学员陆续毕业，不仅满足了自身扩张需要，还开始向市内其他有意转型的服装社输送骨干。
然而，新的挑战也随之而来。随着产量激增，原本依赖香港进口的某些专用辅料（如特定拉链、高级纽扣、特种缝纫线）成本高、周期长的问题凸显。部分国产替代品质量不稳定，影响成品质量。李云龙把心一横：“咱们自己搞不了拉链，还不能想办法弄点生产拉链的机器吗？”
他又把主意打到了“北风计划”的模糊经验上。当然，他不敢直接触碰那条敏感的线。但他想到，既然朝鲜那边能用轻工品换技术信息，大连这边能不能用赚来的外汇，通过香港的渠道，想办法引进一些轻工行业专用的、技术门槛相对较低的小型机械设备或二手设备？比如，纽扣冲压机、拉链齿成型机、甚至小型的布料印花台？
他把这个想法写成一份大胆的报告，直接呈送给赵刚。报告的核心是：用出口加工积累的部分外汇，尝试从西方（通过香港）引进关键轻工设备和技术，提升大连乃至东北轻工业的配套能力和附加值，最终形成“出口创汇—引进设备—提升产能与质量—扩大出口”的良性循环。 这比单纯等待重工业突破，见效更快，且更隐蔽。
赵刚接到报告，沉吟良久。李云龙的想法，与他更深层的战略构思不谋而合，甚至更进了一步——从单纯的易货，转向有计划的技术引进。风险在于，通过香港引进设备，依然可能引起西方国家的注意和阻挠，也可能引发国内关于“崇洋媚外”、“冲击民族工业”的争议。但机遇也显而易见：如果成功，不仅能解决轻工业自身的瓶颈，更能为未来更大规模、更关键的技术引进积累经验和渠道。
他批准了李云龙的“试探性计划”，但划定了严格的范围：第一，仅限于轻工行业专用的、非敏感的小型设备；第二，单次引进金额严格控制；第三，必须通过多层代理，确保交易完全商业化，不直接与设备原产国厂商发生联系；第四，引进的设备，必须用于提升出口产品质量和效率，成果需可量化评估。
得到赵刚的首肯，李云龙如同拿到了冲锋号。他立刻通过霍启明，将一份经过精心模糊处理的“设备需求意向”传递出去，目标是那些在香港有业务的日本或台湾中小型机械贸易商。一场新的、更为复杂的商业博弈，在另一个战场上悄然展开。
就在大连开始谋划设备引进的同时，遥远的北风缝隙，也传来了新的回音。
霍启明按照赵刚之前的指示，以“信天翁贸易”林先生的名义，向“安德烈”方面发出了关于特定型号工业轴承的试探性询盘。这次，他没有等待太久。
回复不是电报，而是一封通过特殊渠道转递的、没有寄信人地址的平信，落在“信天翁”在新加坡的注册地址（一个秘书服务公司）。信纸普通，内容是用打字机敲出的英文，措辞依旧简洁古怪：“提及的轴承品类，有获取可能。但需以等值、易运输、受欢迎的消费品交换，建议：高品质丝绸制品、特色药材、或新型电子表（如有）。可提供轴承样品及部分技术参数供验证。交割方式可再议。如感兴趣，请于两周内，在《南洋商报》分类广告栏，刊登一则‘寻失物启示’，内容：‘寻找棕色皮质公文包，内有林先生名片，酬谢。联系电话：xxxxx（香港某公用电话号码）’。后续联系。”
这封信让霍启明后背微微发凉。对方不仅回应了，而且提出了更具体的交换物建议（丝绸、药材、电子表），显示出他们对远东消费品市场的了解。更重要的是，他们提出了一个宛如间谍接头般的联络方式，其隐秘和谨慎程度，远超普通灰色贸易商。
霍启明立刻将信的内容和自己的判断，加密后发往沈阳。他附上自己的分析：“对方组织性、专业性很强，绝非散兵游勇。其需求从通用工业品转向更有特色的消费品，可能意味着其‘客户’或背后渠道的多元化。接头方式显示其高度戒备，也可能是一种反侦察测试。建议：如决定接触，必须预设更严密的防火墙，我方人员绝不直接出面，联络用一次性密码和中间人。”
赵刚收到报告，在办公室里独自沉思了整整一个下午。对方的表现，既证实了这条渠道背后可能存在的价值（能搞到特定型号轴承并愿意提供技术参数），也揭示了其潜在的危险性（高度组织化、行事诡秘）。继续接触，无疑是在刀尖上行走，但放弃，则可能错过一个难以复制的信息与物资窗口。
他想到了程佩珊在朝鲜建立的、正在逐步拓宽的技术信息交换渠道。那是一条相对安全的“明路”。但“安德烈”这条“暗路”，或许能触及明路难以触及的领域——那些非公开的、特定型号的、甚至带有一定敏感性的工业品信息和技术参数。
“两手都要抓，但暗路必须更暗，步伐必须更小。”赵刚最终下定决心。他给霍启明回电，批准进行下一步接触，但指令极其严格：1 按对方要求登报，但预留的电话必须是经过多重转接、无法追踪的‘死号码’，仅用于确认对方已看到广告。2 后续具体谈判，全部通过事先约定的、一次性的加密邮件进行，使用商业暗语，绝不涉及任何实体地址和人员信息。3 首次实物交换（如果达成），规模必须极小（例如几卷丝绸或几斤药材换几个轴承样品），交割地点选在公海，但必须是我方绝对控制的船只，且交换后迅速远离，不进行任何现场技术验证（样品带回后秘密分析）。4 霍启明本人必须置身事外，所有操作由他物色的、与其无直接关联的可靠外围人员执行。
这是一套极其复杂、成本高昂且充满不确定性的方案。但为了那可能存在的、一丝获取关键信息的希望，赵刚认为值得一试。他知道，这将是对霍启明能力和忠诚的又一次严峻考验。
霍启明接到指令，深吸一口气。他明白自己已深入一个充满未知与危险的漩涡。但一种混合着家族使命、商业冒险精神和对内地事业的认同感，驱使他选择继续前行。他开始在庞大的霍家商业网络和香港复杂的江湖中，物色那个既足够可靠、又足够边缘、关键时刻可以随时切断联系的“白手套”。他知道，这个人选，将决定这次试探的成败，甚至安危。
夏去秋来，赵刚案头的报告越来越厚。来自平壤的，是程佩珊关于橡胶厂改造进展、技术信息摘要分析以及中朝产业互补可能性的详细报告；来自大连的，是李云龙关于试点升级、产品开发尝试以及轻工设备引进意向的汇报；来自香港的，是霍启明关于与“安德烈”新接触安排的密报。
三条线索，三个战场，都在按计划推进，也都面临着各自的挑战与风险。赵刚站在巨大的东北亚地图前，目光深邃。平壤的“明线”进展最为顺利，不仅输出了模式，更开始搭建信息桥梁，并可能导向原材料层面的合作，战略价值日益凸显。大连的“升级”尝试，是将试点经验向内生发展能力转化的重要一步，其成功与否，关系到这种外向型经济探索能否真正扎根并反哺自身工业体系。而香港方向的“暗线”与“设备引进”尝试，则是更高风险、也可能带来更高回报的博弈，是对现有封锁体系的直接试探与撬动。
他发现，这三条线并非孤立，而是隐隐构成了一个相互支撑的三角架构：平壤的信息桥梁，可以为大连的设备引进和技术升级提供参考和验证；大连的产业升级和能力提升，可以生产出更具竞争力、附加值更高的产品，既巩固对港贸易，也为潜在的、更复杂的对苏（通过“安德烈”或其他渠道）易货提供更丰富的筹码；而对苏暗线的任何进展（哪怕是信息），都可能为平壤和大连的发展提供新的方向或警示。
然而，这个三角架构的稳定性，建立在每一步都精准无误、且外部环境不发生剧变的基础上。苏联的警觉、国内保守势力的反弹、国际市场的波动、合作方的内部变化……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可能引发连锁反应。
“必须加快节奏，但又不能冒进。”赵刚对自己说。他决定给各条线发出新的指令。
给程佩珊：“巩固既有成果，深化与朝方技术人员的个人信任。可利用‘技术资料交换清单’，尝试索取一些关于东欧轻工设备型号与性能的公开评价报告。同时，开始着手总结对朝援助项目的全面经验，形成可复制的‘技术与管理输出模板’，为未来可能对其他友好国家的合作做准备。”
给李云龙：“产品开发与设备引进，务求实效，稳步推进。尤其设备引进，首重‘适用性’与‘可靠性’，宁可慢，不可错。可考虑联合东北其他有条件的轻工城市，共同调研需求，形成合力，增强谈判筹码。”
给霍启明：“按计划进行接触，安全第一。轴承样品一旦获取，立即安排最可靠的渠道和人员送回，进行严格技术分析。重点评估其技术状态、可能的原产国、以及与我方现有产品的差距。此事绝密，分析结果仅限极小范围知晓。”
布置完毕，赵刚走到窗前。沈阳的秋夜已有些凉意，远处工厂区的灯火在夜色中连成一片朦胧的光带。他知道，在这片广袤的黑土地上，无数人正在为国家的工业化艰难奋斗。而他所策划的这些或明或暗的线路，如同试图汇入大江的细流，虽力量微薄，却朝着同一个方向奔涌。
冰层依然厚重，但冰下的潜流已在多处涌动、交汇。它们能否汇聚成足以融冰破障的暖流，不仅取决于这些细流本身的力量，更取决于把握时机、引导流向的智慧与胆魄。赵刚知道，接下来的每一步，都将更加关键，也更加凶险。他拿起红蓝铅笔，在地图上几个点之间，画下了几条新的、若隐若现的连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