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佩珊在平壤的工作，已从最初的技术移植，深入到更为复杂的技术评估与联合攻坚。那家橡胶雨靴厂的改造初见成效后，朝方轻工业省的信心大增，又提出一项更具挑战性的请求：评估并协助改造清津一家生产工业用传送带和密封件的小型橡胶厂。这家工厂的技术水平直接关系到朝鲜几个重点矿山的设备运行效率，问题更为棘手。
这一次，朝方提供的“技术信息摘要”也升级了。除了常规的期刊摘要，还包括了几份民主德国橡胶工业协会发布的、关于耐寒耐油橡胶配方和硫化工艺的公开技术报告的朝文译稿。虽然仍是公开资料，但专业性强，信息密度高，对国内相关领域的研究极具参考价值。程佩珊注意到，这些报告中有几处提及了“参考了西德某公司专利的部分思路”，并用模糊的语言描述了某种新型促进剂的应用效果。这种“模糊的精确”，恰恰是最有价值的信息线索。
她立即组织中方专家组中懂化工的成员，与朝方指派的年轻技术员朴成浩等人，组成联合技术小组，进驻清津。工厂位于港口附近，海风咸湿，设备比平壤的更加陈旧，但工人老师傅的经验异常丰富，只是囿于理论和检测手段的缺乏。
联合小组的首要任务，是解决传送带在矿山低温潮湿环境下易老化开裂的问题。德文技术报告中提到的耐寒配方，需要几种特定的国产化原料，而朝鲜完全没有。中方专家根据报告思路，结合国内已有的化工原料基础，提出了数种替代配方方案。实验需要在简陋的实验室里进行，没有先进的检测设备，他们就土法上马：用自制的高低温箱模拟环境，用显微镜观察橡胶断面，用最原始的拉力机测试强度。
朴成浩在这次合作中表现出极高的热情和专业素养。他德语流利，能直接阅读部分德文原版资料，并偷偷告诉程佩珊：“其实，我们省里资料室还有一些东欧国家交换来的设备说明书和工艺卡片，但都是俄文或东欧文字，且管理很严，不允许外借或复制。不过……如果是为了解决具体的技术难题，也许可以申请‘内部参阅’。”
程佩珊心中一动。设备说明书和工艺卡片，往往包含比学术报告更具体的参数、操作要点甚至故障排除方法，价值极大。她不动声色地回答：“技术攻关，确实需要尽可能全面的参考资料。如果朝方同志认为有必要，并且符合规定，我们可以共同提出申请，限定在解决当前技术问题的范围内使用。”
在她的鼓励和具体技术需求的驱动下，朴成浩鼓起勇气，以联合技术小组的名义，向上级提交了查阅相关俄文设备资料的申请。申请理由充分，且关乎矿山生产，最终竟然获得了批准。虽然每次查阅都有资料室人员在场，且不允许记录，只能现场阅读，但这无疑打开了一扇更直接的“窗口”。
通过这扇狭窄的“窗口”，程佩珊和中方专家窥见了一些东欧产橡胶密炼机、压延机的关键操作参数和维护要点，甚至有一份捷克产平板硫化机的电路图简图。这些信息片段，如同散落的拼图，虽不完整，却极大地启发了他们对清津厂老旧设备的改造思路。他们综合德文报告的理论指导和这些俄文资料中的实用参数，最终提出了一套以现有设备改造为主、辅以关键部件更换和工艺优化的综合方案。方案的核心是重新设计硫化模具和温控系统，并调整胶料混炼顺序。
方案提交后，朝方高度重视，但涉及部分改造费用和进口少量关键电气元件，需要更高层审批，进程暂时放缓。然而，这次合作的意义远超一个工厂的改造。在具体而紧迫的生产需求驱动下，那些被严密保管的技术资料“窗口”，是可以被撬开一丝缝隙的。佩珊与朴成浩等朝方技术员之间，也建立起基于共同攻坚的、更为牢固的信任关系。程佩珊适时提出，将这种“为解决具体生产问题而申请参阅相关外文技术资料”的做法，作为“技术信息交流机制”的一项补充流程固定下来，得到了朴成浩等人的积极响应。
程佩珊远在朝鲜，李云龙在大连成了名副其实的“一把手”。他不仅要管生产、管扩张，还要推动那雄心勃勃的“设备引进”计划。赵刚批准的“试探性计划”范围严格，但李云龙岂是甘于被条条框框束缚的人？他决定双管齐下：一方面，通过霍启明的正规商业渠道，按部就班地接触日本、台湾的机械贸易商，询价、索要样本、评估性能；另一方面，他动起了“歪脑筋”。
他想起了当年在战场上缴获武器、维修设备的日子。“洋玩意不好弄，咱们自己能不能琢磨着改改、造造？”他把目光投向了旅大地区（大连）几家历史悠久但经营困难的机械修配厂和五金厂。这些厂子设备老旧，工人手艺却不错，尤其是一些老师傅，堪称“万能工”，车、钳、铣、刨样样精通，只是缺乏现代图纸和设计思路。
李云龙把几家厂的老师傅和负责人请到试点车间，指着那些从香港进口的“juki”缝纫机和德国熨烫台说：“诸位老师傅，看看这些机器，比咱们国产的强在哪？咱们能不能照着它的样子，把咱们自己的老机器改一改，或者仿造出关键部件？”
一位姓谭的老钳工围着机器转了几圈，敲敲打打，眯着眼看了半天，咂咂嘴：“李组长，这机器是精巧。但说仿造……难。材料、精度、热处理，差一点就不是那个味儿。不过……”他指着缝纫机的送布牙和压脚机构，“这些传动部位，咱们要是琢磨透了原理，用好的钢材，精细加工，说不定能做出差不多的替换件，至少比现在用的国产易损件强。还有这熨烫台的蒸汽发生器，原理不复杂，咱们厂就能做，关键是密封和控温。”
“好！”李云龙一拍大腿，“要的就是这个态度！不指望一口吃成胖子，咱们就从易损件、关键部件改造开始！谭师傅，你牵头，成立个‘技术革新小组’，就从改造试点车间的几台老机器开始！需要什么材料、工具，打报告，我想办法！搞成了，有重奖！搞不成，也不怪你们，就当积累经验！”
同时，他也没放松正规渠道的引进。霍启明那边很快传来消息：一家台湾的小型机械厂，愿意提供一种半自动的纽扣缝纫机的样品和报价。这种机器可以自动送扣、定位、缝钉，能大幅提高钉扣效率和质量。价格不菲，但尚在预算范围内。李云龙立刻让试点车间的技术骨干研究样品和资料，评估其适用性和可能的节拍提升。结论是：对衬衫、外套等需要钉多粒纽扣的产品，效率提升显着，但需要工人适应新的操作方式。
李云龙决定：买！就用试点积累的外汇留成，先买两台试用。他亲自起草申请报告，详细列明了引进理由、经济效益预测和对出口质量的提升作用，经赵刚批准后，外汇很快拨付。货物通过香港转口，两个月后运抵大连港。
新机器的到来，在试点车间引起了轰动。工人们围着这个“铁盒子”啧啧称奇。台湾厂方派来一名技术员（持英国护照的香港人）进行安装调试和短期培训。学习使用新机器的任务，落在了“产品试制小组”的几名年轻骨干身上。她们学得极快，几天后就能熟练操作，钉扣速度和质量明显提升。李云龙趁热打铁，让她们把操作要点编成简易规程，准备推广。
然而，新机器也带来了新问题：专用的扣夹和缝线需要从台湾配套进口，成本增加；机器偶尔会发生卡扣故障，本地无人会修，只能等香港技术员远程指导或下次来访时解决。这给李云龙提了个醒：引进设备，必须考虑后续的零配件供应和技术支持，否则就可能被“卡脖子”。
他指示“技术革新小组”，在消化新机器技术的同时，尝试仿制易损的扣夹，并研究其机械原理，为将来可能的仿制或改进积累数据。另一方面，他让霍启明继续留意，是否有欧洲或日本产的、技术更成熟、售后支持更好的同类设备，以及价格更具竞争力的二手设备信息。
霍启明那边的“暗线”接触，按计划进行得异常缜密，也异常缓慢。《南洋商报》上的寻物启事登出后第三天，那个预留的公用电话果然响起，只响了三声便挂断，再无动静。一周后，一封匿名信件寄到“信天翁”在新加坡的另一个掩护地址，里面是一张便条，上面用打字机打着一个海外某免费邮箱的地址和一组看似乱码的字符（实为一次性密码），以及一句话：“轴承样品图片及参数已发邮箱。可供五套。交换物：杭纺丝绸十匹，或云南白药二十盒。确认后安排。”
霍启明通过预先设定的复杂路径，匿名登录邮箱，下载了附件。附件是几张不甚清晰的照片，显示的是带有skf标志的精密轴承，型号与之前试探的相符，还有一页手写的俄文技术参数表（主要内容翻译成了英文）。照片背景似乎是某个昏暗的仓库角落，无法辨识具体地点。
他将照片和参数表发给赵刚指定的秘密技术联系人进行初步研判。初步结论是：照片中的轴承外观与正品skf产品高度相似，但无法百分百确定真伪；提供的技术参数基本准确，但缺少关键的内部游隙和硬度等详细数据；从包装和保存环境看，不排除是库存积压或非正规渠道流出的产品。
“东西可能是真的，但来源和状态存疑。五套数量很少，更像是试探。”技术联系人反馈。
赵刚指令霍启明：可以进行极小规模交换，用以验证渠道和货物真实性。交换物选择云南白药，因其价值相对稳定、易于包装运输、且在国内属于管控但非极度敏感物资。数量按对方要求，二十盒。交割地点仍定在公海，但具体坐标由我方通过加密邮件另定，且必须是我方船只先到，观察环境安全后才通知对方具体位置，交换过程控制在十五分钟内。
所有联络和安排，霍启明都通过那个物色来的“白手套”——一位与霍家有多年生意往来、但自身业务主要在东南亚木材贸易、与机械电子毫无关联的澳门葡萄牙裔商人费尔南多先生。费尔南多精明而谨慎，收取了高额佣金，并清楚其中的风险，但他丰富的跨境经验和复杂的人脉，使他成为执行此类灰色任务的合适人选。霍启明与他约定了一套单向联系的暗号和紧急切断联系的预案。
就在霍启明紧锣密鼓安排这次如同间谍行动般的微型交易时，一个意外的消息从大连方面传来，差点打乱他的部署。
李云龙在推动设备引进过程中，为了更广泛地了解国际轻工机械行情，除了通过霍启明，也动用了大连本地一些有海外关系的侨胞和商人帮忙打听。其中一位姓黄的商人，早年去过日本，与一些日本中小商社有联系。他不知从哪里听说大连需要服装设备，便主动找到李云龙，声称能通过“特殊渠道”弄到“价格极优”的日本二手缝纫设备，甚至包括“欧洲的先进裁剪系统”。
李云龙虽急于求成，但警惕性不低。他让这位黄先生先提供设备清单和报价。清单上的设备型号五花八门，有些甚至闻所未闻，报价却低得离谱。李云龙起了疑心，暗中调查这位黄先生的背景，发现他近年来生意不顺，负债累累，与一些香港背景复杂的财务公司往来密切。
“这怕不是个‘拆家’（中间倒卖甚至诈骗的），或者背后另有文章。”李云龙嘀咕。他一边稳住黄先生，称需要上级审批，一边紧急将情况通报给赵刚，并抄送了霍启明，提醒他注意是否有类似可疑人物或信息在港流传。
霍启明看到信息，心中一紧。黄某提供的某些设备型号，竟然与“安德烈”方面最早那份模糊清单里提到的个别“闲置工业品”有重合之处！这仅仅是巧合？还是意味着，“安德烈”这条线的影响力或触角，比想象的更广，甚至可能已经以另一种形式，渗透到了大连本地？
他立刻提高了警惕，叮嘱费尔南多在执行“轴承”交易时，要加倍小心，留意任何可能与“黄某”或大连方面相关的异常迹象。同时，他将这个可疑的关联报告给了赵刚。
赵刚几乎同时收到了来自平壤、大连、香港三方面的最新进展报告。程佩珊关于“窗口”裂痕和可能建立补充流程的报告，让他看到了通过朝方获取更具体技术信息的持续希望。李云龙关于设备引进（包括正规引进和自主改造尝试）的进展和遇到的“黄某”插曲，既显示了基层的活力与智慧，也暴露了冒进可能带来的风险。霍启明关于“轴承”交易即将执行以及发现与“黄某”潜在关联的密报，则让那条暗线的危险性骤然升级。
三条线都在动，都在取得进展，也都遇到了新问题。最让赵刚警觉的，是“黄某”的出现可能意味着“安德烈”那条暗线的辐射范围超出了预期。如果“黄某”真的是“安德烈”网络的一个外围触角，或者两者有某种间接联系，那么大连试点乃至整个东北局的轻工业探索，就可能已经暴露在某种不明确的监控或试探之下。
“必须立刻清理这个隐患，并重新评估暗线接触的风险。”赵刚做出决定。他给李云龙发出紧急指令：“立即终止与黄某的一切接触，方式要自然，不必打草惊蛇。对其提供的所有信息列为可疑，不得采纳。加强对试点内部和对外接触人员的保密教育。” 同时，他指示大连市有关部门，对黄某的背景和近期活动进行更深入的秘密调查，但注意方式方法，避免引发不必要的猜测或恐慌。
对于霍启明那边的“轴承”交易，赵刚在最后一刻发出了暂缓执行的指令。理由是：“出现新的不确定因素，需重新评估环境安全性。交易无限期推迟，保持静默。” 他不能让一次本为试探的交易，因为一个突然出现的可疑关联而陷入不可控的风险。尽管这可能让“安德烈”方面产生疑虑，甚至失去这次机会，但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
处理完这些紧急情况，赵刚将目光投向平壤。相比之下，程佩珊那边的工作虽然艰苦，但方向正确，风险可控，且正在建立可持续的、相对安全的信息渠道。他决定，将更多的资源和关注，向这条“明线”倾斜。
他给程佩珊回信，高度肯定了她撬动“资料窗口”和提议建立补充流程的做法，指示她：“以此为契机，将信息交换从单纯的‘期刊摘要’向‘解决实际问题导向的技术资料参阅’深化。可尝试与朴成浩等可靠朝方技术人员建立更密切的非正式交流关系，在不违反原则的前提下，适当分享我们从其他渠道获得的、对朝方可能有用的公开市场信息或技术动向（需经严格筛选），以增进互信，扩大共识领域。”
同时，他指示李云龙，大连的设备引进和自主改造，要更加注重与平壤项目的联动。“可将大连在设备使用、维护、改造中遇到的具体问题和技术需求，有选择地通过程佩珊同志，向朝方技术人员请教或探讨，看看他们从东欧资料中是否能找到相关线索或思路。这也是一种间接获取信息的方式。”
赵刚试图将三条线更紧密地整合起来，让平壤的“信息桥梁”不仅服务于自身项目，也能为大连的升级提供支持；让大连的实践经验和具体需求，反过来为平壤的信息筛选和交换提供更明确的指向。而那条暂时冻结的“暗线”，则作为一支静默的奇兵，留待最关键、最安全的时刻使用。
冰层之下的暖流，在各自的河道中奔涌，时而交汇，时而疏离。赵刚站在战略的高度，小心翼翼地调节着它们的流量与方向，既要避免相互冲撞造成决堤，又要引导它们最终汇聚成一股足以融化局部坚冰的力量。他知道，随着探索的深入，来自外部冰层的压力和内部暗礁的挑战只会越来越多。下一步，或许该考虑，如何让这些暖流，不仅仅是默默地流淌，更能发出一些声音，产生一些可见的、令人无法忽视的“蒸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