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造船厂的封闭车间里，回荡着一种陌生又熟悉的轰鸣。那台经过彻底拆解、清洗、修复、重新组装后的日本旧柴油机，在调试台上发出了低沉而有力的吼声。排气管喷出略带蓝烟的废气，飞轮平稳旋转，仪表盘上的油压、水温读数基本稳定在正常范围。虽然噪音依然很大，震动也颇为明显，但对于在场的所有技术人员和工人来说，这声音不啻于天籁。
“成功了！真的转起来了！”一位参与修复的老机修工激动地抹了把脸上的油污，眼眶有些湿润。这意味着，至少有一艘新造的百吨驳船，有了可以依赖的“心脏”。
姜工紧盯着仪表和数据记录本，脸上露出难得的笑容：“工况基本稳定，输出功率能达到额定值的八成左右。虽然效率不高，但驱动小船跑起来没问题。关键是，我们摸透了它的脾气，以后维护、修理甚至仿制，都有底了。”
李云龙在现场，看着那台咆哮的机器，心中的一块大石头落了地。他拍了拍姜工和轮机长的肩膀：“干得好！立了大功！赶紧总结经验，把另一台也尽快搞出来！船厂那边，船壳等着呢！”
然而，成功的喜悦很快被更现实的难题冲淡。这台旧发动机的修复，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动用了大连几乎最好的机修力量和“海鸥”团队的部分骨干，耗时近两个月。这只是两台机器。如果要满足造船厂乃至未来可能扩大的需求，这种“手工作坊”式的修复模式难以为继。是，修复中暴露出大量标准件、密封件、专用轴承和电气元件的短缺，许多需要重新加工或寻找替代品，严重依赖谭师傅团队的手工技艺和有限的库存，无法形成稳定供应。
“不能总靠老师傅们一锤子一錾子地敲出来。”李云龙召集核心人员开会，“咱们得想办法，把一些关键的、通用的零配件，弄到能小批量生产的路子上来。”
谭师傅深有同感：“是啊，厂长。比如这发动机上的高压油泵柱塞、喷油嘴、还有各种规格的密封圈、弹簧垫片，用量大，精度要求也不低。靠我们几个老伙计手搓，累死也供不上。得有点像样的设备，至少得有精度高点的车床、磨床，还得有懂这方面技术的专门人才。”
这又回到了最初的问题——设备和技术。波兰来的纺织设备还在艰难消化，顾不上这些；从日本买旧发动机已经是冒了风险，再大量进口其零配件生产线或精密机床，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几乎不可能，也超出了大连试点的能力和外汇储备。
他把这个想法写成了一份详细的建议报告，直接呈送给赵刚。报告中，他将“实验区”与巩固波兰设备消化、发展“海鸥”自主创新、保障沿海船舶建造等任务紧密联系起来，描绘了一个以点带面、逐步夯实东北地区机械工业基础（哪怕是最基础的）的蓝图。
平壤，清津橡胶厂的生产性试验获得了初步成功。采用“tc-1”土制温控系统的硫化罐，生产出的耐油密封件质量稳定，达到了矿山设备的使用要求，成本比原方案（依赖进口继电器）大幅降低。朴成浩和程佩珊联合撰写的技术总结报告，不仅详细记录了技术原理、试验过程和成果，更着重分析了这种“基于原理消化和现有条件创新”模式的意义，将其称为“清津经验”。
这份报告在朝方轻工业系统内部小范围传阅，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一些年轻的技术干部深受鼓舞，看到了在有限条件下突破技术瓶颈的可能。朴成浩的声望也随之提升，被任命为轻工业省技术革新处的副处长（虽然仍是个虚职，但有了更多话语权）。
程佩珊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时机。她私下与朴成浩深入交流，提出了一个更进一步的构想：以“清津经验”为基础，联合朝方有志于技术革新的骨干，成立一个非正式的“朝中轻工业技术互助研究小组”。这个小组不具官方色彩，定期以“学术研讨”或“技术难题会诊”的形式聚会，交流双方在各自项目中遇到的技术问题、搜集到的技术资料信息、以及尝试的解决方案。目的是形成一个跨越国界的、专注于具体技术攻坚的“民间智慧网络”。
“我们可以互相充当对方的‘外脑’和‘信息员’。”程佩珊对朴成浩说，“你们在资料室看到的某些东欧技术动向，可能对我们有启发；我们在设备改造中遇到的某个机械难题，或许你们曾接触过类似的思路。甚至，我们可以尝试共同对一些基础性的技术原理进行梳理和总结，形成我们自己的、更贴近实际的知识积累。”
朴成浩被这个构想深深吸引。这超越了单个项目的合作，指向了一种更持久、更深入的能力共建。他立刻行动起来，利用新职务的便利和之前积累的人脉，悄悄联络了六七位志同道合的朝方技术员和工程师。第一次非正式的“研讨会”在一个周末的晚上，借用了朴成浩一位亲戚家的空房举行。程佩珊以“顾问”身份参加，分享了“海鸥计划”中绕线机研发遇到传动精度问题的案例，以及大连在修复日本发动机时对密封技术的需求。朝方技术人员则带来了他们最近从一份东德技术简报中看到的关于“小型液压传动在轻工机械中的应用”的模糊信息，以及一份苏联橡胶教材中关于硫化反应动力学的复杂公式。
讨论热烈而专注，暂时抛开了意识形态的桎梏和官僚体系的掣肘，回归到纯粹的技术探索。一种基于共同专业兴趣和攻坚使命的朴素联盟，在平壤的夜色中悄然萌芽。
就在这个“技术互助同盟”悄然孕育时，一个意外的消息传来：苏联专家伊万诺夫接到调令，即将结束在朝鲜的任期，返回莫斯科。接替他的，是一位更年轻、据说背景更“纯粹”的专家，但具体信息不详。
伊万诺夫的离任，让程佩珊稍微松了口气，但也让她警惕。这位精明而固执的苏联专家，虽然带来了不少压力和麻烦，但他的行事风格和关注点相对可预测。新来的专家会是什么样？是更温和，还是更强硬？是继续紧盯技术合作中的“政治正确”，还是有新的任务？这为平壤的项目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
霍启明从冲绳事件的惊险中恢复过来，更加谨慎地经营着“信天翁贸易”的网络。陈那条线的彻底切断，并未影响公司其他业务的正常进行。相反，随着大连产品质量的稳步提升和品种的有限增加（开始尝试少量自产纱线面料的工装），来自东南亚的订单在缓慢而稳定地增长。霍启明开始有意识地引导客户，从单纯的价格竞争，向注重质量、交期和特殊工艺能力的方向发展。
一天，他接待了一位来自新加坡的华商，对方主要经营航运配件和二手船舶物资。闲谈中，这位商人提到一个信息：最近国际市场上，出现了一些来自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相对较新的二手机床和工业仪表在寻找买家，价格比西欧同类产品低不少，但要求用硬通货或特定消费品交换。据说，这些设备是东欧国家工厂升级换代淘汰下来的，状态不错，且有部分技术文件。
“哦？具体是哪些类型的机床？”霍启明不动声色地问。
“主要是些中小型的车床、铣床、磨床，还有一些测试仪器。对了，好像还有几台专用的齿轮加工机床，虽然旧了点，但保养得挺好。”新加坡商人说，“霍先生有兴趣？我可以帮忙牵线，不过那边对交易方式有点特别，喜欢用实物抵一部分，尤其是……质地好的棉纺织品或者皮革制品。”
霍启明心中一动。齿轮加工机床！这不正是大连那边在修复发动机、推进“海鸥计划”甚至未来“实验区”梦寐以求的关键设备吗？东德的机械制造水平在社会主义阵营内是领先的，其二手设备的技术价值可能远超日本那些战前老货。
他仔细询问了更多细节，并索要了部分设备的模糊照片和简要参数。送走客人后，他立刻将这一情报加密报告沈阳，并附上自己的初步判断：此渠道可能比波兰易货更直接触及精密机械领域，且对方有明确的以货易货倾向（利于我们），值得尝试接触。但需警惕是否为苏联主导的另一个试探。
几乎与此同时，霍启明通过航运界的关系，捕捉到另一条模糊的信息：美国的一些造船厂和航运公司，正在大量淘汰一批五六十年代建造的中小型货轮和油轮，这些船只的船体尚可，但发动机和部分设备老旧，拆解价值大于运营价值。其中一些船只的拆解工作，可能会外包给日本或台湾的船厂，届时会有大量二手船用设备（包括不同型号的柴油机、发电机、泵阀、甚至导航设备）流入市场。
这条信息让他想起了大连对船舶动力的渴求。虽然从日本弄到了两台旧发动机，但毕竟是杯水车薪，且技术落后。如果能有渠道，接触到这批美军淘汰船只上拆下来的、型号更统一、技术状态可能更好（因为有相对完善的服役记录和维护）的船用设备，哪怕同样是二手货，价值也完全不同。
他将这条信息也一并上报，并建议：是否可以尝试通过某些中间商（比如台湾或东南亚的船舶拆解商），极其间接地接触这批物资中的非敏感通用部件，如泵、阀、普通发电机等，作为技术参考和备件来源？
赵刚的案头，堆积着来自各方的报告：李云龙关于设立“实验区”的大胆设想、程佩珊关于“技术互助同盟”雏形和伊万诺夫离任的消息、霍启明关于东德二手齿轮机床和美国淘汰船舶设备的两条新情报。
信息纷繁复杂，但脉络逐渐清晰。大连的基础在艰难中夯实，自主创新的火种已经点燃，但急需更上游的“工作母机”和基础工业能力支撑。平壤的合作在向更深入、更软性的知识共享层面发展，但外部环境变化带来不确定性。香港的渠道在风险中摸索，开始捕捉到一些可能触及核心需求的信息碎片。
赵刚站在巨大的战略地图前，目光如炬。他发现，这三条线提供的信息和需求，正在自然而然地指向一个更聚焦、也更可行的突破方向——中档精密机械加工能力与船舶配套工业。
波兰的纺织设备解决了“有”的问题，但不够“精”。日本旧发动机解决了“急”的问题，但不够“好”。而东德的二手齿轮机床、可能的捷克仪表，乃至美国淘汰船舶上的通用部件，恰恰指向了提升“精”和“好”的关键环节。这些东西的技术含量高于纺织机械，但又远未达到最敏感的军用或尖端技术级别，属于“工业脊梁”的中段，正是当时中国工业体系最薄弱、又最急需补强的一环。
用大连生产的优质轻工品（服装、皮革制品等）去交换这些设备和技术，不仅在政治上比直接与西方交易更安全（通过东欧渠道），在经济上也更具可行性（易货模式），而且能直接服务于船舶建造和机械工业升级的国家战略。
他做出了系列决定：
第一，原则同意李云龙关于“实验区”的构想，但范围缩小，名称暂定为“大连船舶动力与机械基础件试制点”，先依托现有厂区和技术力量起步，重点攻关旧发动机维修、关键易损件仿制和简单齿轮加工工艺摸索。所需的部分二手机床，作为下一步引进的重点目标。
第二，指示霍启明，以高度谨慎的态度，通过新加坡商人等可靠中间渠道，与东德/捷克的设备供应商进行试探性接触。初期目标锁定一两台状态明确、技术文件相对齐全的二手齿轮加工机床或精密磨床，交换物可以是大连产的优质皮革制品、特定规格的帆布或棉纺织品。要求对方提供设备在工厂的原使用照片、维修记录和第三方（如瑞士公司）的简易状态评估报告。交易地点必须选在第三国（如奥地利或瑞士）。
第三，对美国淘汰船舶设备的信息，保持远距离观察，暂不主动接触。但可以指示大连方面，通过公开的商业情报（如航运杂志、船舶交易公告）和日本冈崎公司那样的拆船商，持续关注国际二手船用设备市场的动态，特别是通用泵阀、发电机的型号和流向，为未来的可能性做知识储备。
第四，全力支持程佩珊在平壤推动的“技术互助”模式。赵刚认为，这种基于民间、聚焦技术的交流网络，具有独特的韧性和价值，可以成为官方合作之外的重要补充。他指示程佩珊，在交流中，可以有意识地将大连在机械加工方面遇到的具体难题（如齿轮热处理变形、密封面加工精度等）提出来，看看朝方技术人员能否从东欧资料中找到相关线索或思路。
“我们现在需要的，不是四面出击，而是聚焦一点，深挖下去。”赵刚在给各线的指示中写道，“这个点，就是以船舶动力为牵引，以精密机械加工能力为基础，以易货贸易和知识共享为手段，逐步构建我们自己的、哪怕最初级的重工业配套体系。大连的‘实验点’是锤头，平壤的‘技术网’是耳目，香港的‘信息渠’是触角。三者协同，铆钉虽小，却能连接起更坚固的骨架；齿轮虽旧，却能带动更复杂的传动。下一步，就看我们能否用这些看似不起眼的旧齿轮和旧铆钉，演奏出一曲属于我们自己的、虽不华丽却坚实有力的工业协奏曲了。”